损失厌恶对不公平厌恶的强化

损失情境下的决策模式是否与获益情境不同？我们的实验采用改编的最后通牒博弈范式，考察了这个问题。

与经典的最后通牒博弈不同的是，改编的最后通牒博弈中，提议者A和反应者B共同完成一个单轮、多人重复的分配游戏。一些回合里，博弈双方被共同赋予一笔钱（￥10）；另一些回合里，博弈双方需共同赔付一笔钱（￥10）。在博弈中都是由提议者A来提出分配方案，如A得￥6、B得￥4或A赔￥1、B赔￥9，然后由反应者B来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该方案。如果B接受该方案，则提议者和反应者按所提方案获得或赔付相应的金额；如果B拒绝该方案，则提议者和反应者各赢取￥0或各赔付￥10。因为重点关注人们的不公平厌恶倾向，所以实验中的被试均为反应者。为系统地考察公平水平对决策行为的影响，博弈中的分配方案均为事先设定，以伪随机的方式呈现给被试。

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预测，在一起赢￥10的情境下，被试将接受所有大于￥0的分配提议，因为聊胜于无；在一起赔￥10的情境下，被试将接受所有大于￥－10的分配提议，因为拒绝将赔得更多。但根据以往的实验结果，预期被试将接受公平提议，拒绝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在损失情境下，有两种可能的模式：①由于损失厌恶的存在，人们对损失的规避更甚于对等量收益的趋近，人们不愿意承受更多的损失，所以在损失情境下，人们对不公平提议的拒绝率将低于获益情境；②由于损失厌恶的存在，人们对损失的规避更甚于对等量收益的趋近，人们对损失更敏感，因而也对损失下的不公平分配更敏感，所以在损失情境下，人们对不公平提议的拒绝率将高于获益情境。实验一将检验哪一种模式符合人们的现实决策。

为减少个体差异对结果的影响，实验首先以损益情境作为被试内因素（子实验一）来考察损益情境下被试对提议方案的拒绝率。为控制一种实验条件对另一种实验条件的影响，如损益情境可能互为参照，又进行了以损益情境作为被试间因素（子实验二）的实验。在这两种情境下，被试选择拒绝或接受的后果是通过指导语强调的，在博弈进行过程中，这种后果只有在选择拒绝或接受后才呈现出来，即被试需从工作记忆中提取博弈规则，选择拒绝或接受带来的后果因而处于内隐状态。这种内隐规则提取可能会影响被试对不公平厌恶与损失厌恶的权衡（参见3.2.2呈现方式一节）。我们加入了第三种情境：改变选项的呈现方式，让被试在决策时可以明确地看到拒绝或接受所带来的后果（子实验三）。这种将选项外显化的呈现方式，让被试不需要从工作记忆中提取博弈规则，减少了被试的加工负荷，留出更多的资源用于权衡不公平厌恶与损失厌恶。通过三个子实验，来考察损益情境对反应者的决策行为的影响。

共有165名在校非心理系、非经济系本科生或研究生被试自愿参与该实验。所有被试报告之前未做过类似实验。三个子实验使用了基本相同的程序和刺激呈现。以子实验三为例，每一轮游戏开始屏幕上呈现彩色或黑白色￥10人民币图片，表示这一轮游戏一起收益或赔付￥10（彩色或黑白色对应获益或损失在被试间平衡）。800ms间隔后呈现对方的分配提议，然后呈现接受和拒绝分配方案的结果（接受和拒绝分配方案对应屏幕左右方的位置是随机的），被试在4s内按键反应是拒绝还是接受提议（这一屏在子实验一和二中不呈现，被试在看到对方的提议后即做出按键反应）。空屏800ms后出现该轮游戏的结果，若被试选择接受，则结果与分配提议一样，若被试选择拒绝，则在赢￥10条件下双方都得￥0，在赔￥10条件下双方都￥－10。1000m s后下一轮游戏开始。一轮游戏流程参见图3-9。

实验开始前告知被试分配提议是由不同的对家提出的，但是由于无法在统一的时间和地点内同时进行博弈，所以事先收集了他们的数据。由于每一轮是跟不同的对家进行博弈，所以被试每一轮的选择不影响接下来的分配提议，也不影响下一轮是一起赢钱还是赔钱。但是被试的选择决定了他自己最后的收入，也决定了对家同学最后的收益。

图3-9　实验单轮游戏流程图

三个子实验的结果一致地显示不公平厌恶受损益情境的调节。第一，损失情境下不公平厌恶更明显，表现为损失情境下反应者的拒绝率更高。第二，被试间实验结果与被试内实验结果一致，损失情境下的拒绝率高于获益情境，这意味着，损失情境下更高的拒绝率并非由损失情境与获益情境相互比较所致，表明损失厌恶对不公平厌恶的强化效应的稳定性。第三，通过将决策选项呈现外显化的方式，使被试在决策时明确知道候选项所带来的后果。这种操纵下依然发现损失情境下的拒绝率高于获益情境，且不公平提议仍然会遭到拒绝，再次表明损失情境对不公平厌恶的强化。

损失情境下的拒绝率高于获益情境，乍一看来，这一结果似乎与前景理论的预测不一致。前景理论认为，人们对损失更加敏感（Tversky＆Kahneman，1981）。比起获得一定的收益，人们对等量损失的规避动力更强。例如，赔￥10所带来的痛苦的程度更甚于赢￥10所带来的愉悦的程度。因而人们应该更关注自身的利益，尤其当对方的收入并不影响自己最后的收益时。在这种情况下，损失情境下人们的拒绝率应该比获益情境下更低，因为损失情境下选择拒绝将使自己和对方都遭受到更多的损失，而获益情境下选择拒绝只是使自己和对方都没有收益。结果与预测的不一致可能是因为被试将损失厌恶转嫁到了对方身上。Rabin曾提出公平均衡（fairness equilibrium）的概念，认为人们倾向于帮助那些曾帮过自己，并伤害那些曾伤过自己的人（Rabin，1993）。人们不仅关注自身的利益，也关注与同伴相比的相对利益。与公平的提议相比，对方提出不公平提议可以认为是对自己的一种伤害，给自己带来了更大的损失，而应该予以反击。在损失情境下，由于损失厌恶的存在，这种不公平提议所带来的伤害被进一步强化，因而引发了更深的厌恶。

损失情境下的拒绝率更高，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其一，将损失厌恶转嫁到对方身上，并对对方的不公平行为实施惩罚。以最不公平的提议为例，拒绝－9/－1提议使对方的损失由￥1上升到￥10，拒绝1/9提议使对方的收益由￥9降低到￥0。根据前景理论价值曲线的特性（损失表现为凸，收益表现为凹），预测前者引起的痛苦将甚于后者。作为惩罚的拒绝选择虽然让自己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对方的代价更大。其二，维持社会公平。尽管拒绝不公平提议降低了自己的收益，并增加了自己的损失，但选择拒绝后达到了双方的相对公平，促进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Huck，1999）。在赔偿损失时，人们更希望维护社会公平性。其三，损失情境诱发的负性情绪使拒绝率提高。已有研究表明不公平提议诱发了负责负性情绪加工的前脑岛区域，并且这个区域的激活量与接下来的决策行为相关，激活越强，被试越倾向于拒绝提议，表明了负性情绪在决策行为中发挥重要作用（Alan G.Sanfey，Rilling，Aronson，Nystrom，＆Cohen，2003）。损失情境本身可能诱发负性情绪，而损失情境下的不公平提议就像是雪上加霜，加重了负性情绪，而导致了更高的拒绝率。

该实验的结果首次表明了损失厌恶对不公平厌恶的强化。一方面，获益情境下，接近公平是可以接受的，而损失情境下，差一点就差很多。另一方面，获益情境下，将公平度提高一点点就会产生良好的效果，而损失情境下，这种变化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些结果对于现实生活有重要的启示。鉴于近年来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沉重的经济压力，制度制定者、决策者应该注意，在分摊损失时要更加注重分配的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