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达尔文与痛苦：为什么科学使莎士比亚变得令人厌恶？
在本书前半部分，我一直侧重于达尔文工作中缺乏魅力的方面，而不是其中使世界返魅的力量。为了展开正面论证，我们有必要首先正视达尔文的观点可能给人带来的沮丧，而不是无视这一点。此外，我也较为详细地考察了达尔文观念中被用来支持各种理论（或许可以合情合理地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那些方面。现在，我们该转向其他的探讨方式了，也就是说，转向充满魅力的达尔文。我要采取的方式是，考察他的著作和生活，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通过前者来了解后者。至于在达尔文的著作中有哪些因素有助于返魅，我将在第七章专门展开深入的探讨。
作传记式的论述是一项棘手的工作。正如我一开始就说过的，我完全赞同那些反对以圣徒传记的方式来书写达尔文的现代科学史家。作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人物，达尔文是个非同寻常的好人，但很难说他是完美无缺的，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论调。布朗描述了隐藏于达尔文温和而真挚的举止下的那种“钢铁般”的意志，这几乎在他与周围所有人的关系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她列举了达尔文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包括他“可能会与那些给予他最大恩惠的人无情地断绝关系”（Power of Place，418）。我之所以转向传记材料来考察达尔文的理论是怎样形成的，以及他是如何度过生活中的重大危机，并不是因为我喜欢达尔文（尽管我的确很喜欢他），而是因为这些都可以用作很好的例子，用以证明：一种完全自然主义的视角与一种具有价值负载且激动人心的世界观，是完全相容的。我并不想把达尔文的生活想象成圣徒式的，我只是想以其为证据，来说明“非有神论赋魅”的可能性。达尔文对世界的探讨方式，或许可以被视为一个典型的例子，用以证明，我们不仅可以不要超验的安慰，而且还可以在“纯粹”自然的世界中找到积极价值，并且热爱这个世界。不仅如此，还有一点对我的总体论点来说非常重要，那就是找到一个例子来说明，重大的科学发现，有可能从一种受文化制约的意识中浮现出来，而且事实上，有可能正是从科学家（或艺术家、思想家等）生活中局部的特殊偶然性中产生出来。达尔文并非圣徒，他是一名维多利亚时期的绅士。在这种条件限制下，他努力提出了西方文化史上最重要的观念之一。
为了公平起见，我应当指出，在我之前有很多19世纪的知识分子（及其众多后继者）都已经采用过这种论证策略，他们都很乐于保证说：彻底的自然主义思想家也会体现出最高尚的善恶观念，而且对世界持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敬畏。鲍尔弗（Arthur Balfour）写过一本畅销书《信仰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Belief），该书强烈抨击了科学在伦理和宗教领域中的权威。可以说，这本书更早地提到了“赋魅”的伦理意义——尽管鲍尔弗并没有用到这个词。他提出了两个命题：
（1）实际上，在人类之成为其所是的过程中，任何道德准则，若不能令被要求遵守准则者心生敬畏之情，均不能生效；（2）实际上，任何准则激发这种感情或其他任何崇高感情的能力，都不可完全独立于其起源，即接受准则者所设想的准则流传的由来。1
显然，在鲍尔弗表述的“起源”问题背后，隐藏着达尔文对于世界的想象，而鲍尔弗写这本书，正是为了证明，在达尔文以及信奉彻底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念的科学家提出的起源之外，道德观还需要其他的起源。他声称，对于人类，“甚至受过教育的人类来说”，“保留他们在最敏感的岁月中获得的那些受伤害的情感”是有可能的，虽然他们知道，达尔文主义的观点认为，这些“只是复杂计划的样本，其中有很多事物令人厌恶，而且融入了选择与淘汰的塑造力”。但是，从长远来说，这些“情感”将被摧毁，“而伦理情感与自然主义理论之间的矛盾，将依然令人烦忧困惑”。这种观点与韦伯的观点产生了共鸣：没有这些敬畏之情，世界就失去了魅力，或者很快就会失去魅力。因此，即便我主张达尔文本人在其一生中设法保留了那些“受伤害的感情”，按照鲍尔弗的观点，这也并不能真正论证“非有神论赋魅”的可能性。
同样，马洛克相当直接地表达了维多利亚时期自然主义者（马洛克把他们统称为“实证主义者”）的观念，即自然主义者通常都是好人，具有很强的善恶观念。“他们仍然有善恶观念——超自然的道德观念，也用于他们自己身上——这种善恶观念已经被分析过了，但却并没有被摧毁。”马洛克表示，自然主义者主张的，并不是一种“迷信的基础”，而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善恶观念。2马洛克与在他之后的鲍尔弗一样，承认善恶观念或许会持续而不消亡，“但仅此一点根本无关紧要”。接着他讲了一个趣闻：
女佣可能不敢去花园会她的情郎，因为她相信月桂树下徘徊着一个咆哮的幽灵；但是当她发现使她惊恐的声音并非来自一个受折磨的灵魂，而是一只发情的猫，这时她就会尽快跑到他身边。关于善恶观念的论述，与此完全类似。
因此，声称某人持续倡导善恶观念，或者就像我接下来要说的，某人一直生活在世上，好像这世界充满了魅力。这些例子都不能证明自然主义视角可能与一种伦理观念相容。
自然可能激起“赋魅”的宗教世界所能引发的“敬畏”之情，这对鲍尔弗和马洛克而言是无法想象的。鲍尔弗在拒斥这种可能性时指出：“按照自然主义的假设”，崇高的“星空”或许与“甲虫背上的保护性斑点”差不多。从达尔文主义的视角来看，这是绝对正确的。而本书的一个目的，正是让读者意识到“甲虫背上的保护性斑点”所蕴含的崇高，并像达尔文那样去认识、去感知。我之所以从这里开始考察达尔文其人（或者说，他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正是因为这对我的论证极为重要，我要主张的是这样一种世俗主义：甲虫、蚯蚓、蚂蚁和肠道内的寄生虫，还有蝙蝠、杂草以及携带着种子洒遍各大陆的鸟粪——这一切都值得敬畏，都能引发敬畏。只要我们去观察。
达尔文的理论曾被用来为各种意识形态的目的服务，而这个达尔文，通常也是祛魅的达尔文。他的“危险观念”之所以让人觉得恐怖而且沮丧，部分是因为这种观念是不可避免的：自然选择无情的算法程序一直在我们身边进行，它无处不在，创造了我们和我们的敌人，以及整个生命世界。但是在那些进程的普遍性和复杂性中，也体现出了一种崇高的性质，一种“壮丽庄严”，由此使得这个清楚可解释的物质世界几乎具有难以言表的丰度和美感。
然而，与达尔文主义的祛魅相对，替代方案并不是避开他的理论和视角，而是更全面、更细致的考察：他的洞察力与他的语言，可能预示着怎样一种世俗的赋魅？为了与那个似乎最终被达尔文清空了精神意义与设计目的的世界重建联系，我们首先就要意识到：达尔文的著作与生活，在何种程度上浸透着一种对事物的价值意识，以及对物质世界深厚的情感投入。对达尔文来说，他倾其一生去关注的生命世界，即便在其最可怕的寄生行为与毁灭行为中，也具有不可抵挡的美与诱惑；生命世界提供给他的，是他的妻子埃玛一直在从传统宗教中寻求的那种精神支持。达尔文为这个世界而着迷。他的世界，就像崇高本身一样，在展示威胁的同时，也始终闪现着魅力。
接着，我想避开自然选择及其相关意识形态所引起的争论，以便考察在达尔文的生活和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赋魅状态：他的理论虽然看起来是通过纯粹的智力活动产生，然而对其理论而言，赋魅状态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智力活动。这需要我们始终直面一些可怕的事实——达尔文很清楚，这始终是他一直在探索的自然中的一个方面——但与此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达尔文所体会到的失落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感受，他非但一点不麻木，反而深深地（或许是谨慎地）热爱着这个世界，尽管他在为我们描绘这个世界时偶尔表现得惊人地冷静和客观。
在达尔文身上，思想与情感是同一的。达尔文的著作并没有将世界划分为情感和理智两部分（这种二分是现代性祛魅的先决条件），而是如他的生活一样，反映出一种与现代对其著作所作出的严酷祛魅阐释相差甚远的思考与感受方式。早在他乘坐“贝格尔号”出发，前往巴西进行一次“长途的自然漫步”的时候，他似乎就已受到了一种启示：“意识到从事自然研究就是我的职责，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愉快的体验，如果我忽略了这种职责，我将同时也错过这些年来带给我许多快乐的事物。”3
达尔文的著作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就连我们这些一直生活在后达尔文主义视角中的现代人也不例外，同时，进化观念几乎成了一种常识，尽管原教旨主义者以及提出以“智能设计”来替代进化论的人们仍然拒斥这种观念。虽然进化论只是一种观念，但是，如果一个人花费大量时间来观察野化状态（或者半野化的，甚至就在城市里）的自然，他必然会日益清楚地意识到，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性是多么地复杂和微妙，它们相互依赖而且通常巧妙无比，而那些最细微的体现，竟然也可能意味着重要的遗传特征；从区别最为显著的属，到最微不足道的个体差异，其间又存在何等丰富的变异！例如，对初级的观鸟爱好者来说，当他们发现先前被自己视为不同物种的一种鸟，在下一本鸟类指南中突然被归为一个变种，着实会大吃一惊。在我本人早期的观鸟生涯中就曾有过这种体会：灰蓝色灯心草雀和俄勒冈灯心草雀，这两种可爱的雀类冬季留鸟，后来全都被归入重新定义的黑眼灯心草雀这一物种之下。这些似乎都是小事，但是物种形成在达尔文那里却是个大问题，自然中的微妙之处，就是他的研究对象。灰蓝色灯心草雀身上除了丰富的蓝白色之外别无其他色调变化，和那些羽毛上呈现一抹茶色和褐色的俄勒冈灯心草雀相比，几乎鲜有差异。考察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就像达尔文著作中经常让我们去做的那样），就会揭示出一个几乎是丰富多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世界。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在自然神学的言论中，这些微妙的差异常被阐释为“设计”的证据，但是达尔文主义的解释表明，这些设计根本不必是“有意向的”，尽管崇高的微妙性和复杂性并没有消失。这是另一种奇迹：那些惊人的色彩、形式、结构，都来自于自然进程。
达尔文的《自传》中有一段话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而且表现得无比天真，他写道：“通过阅读怀特（White）的《塞耳彭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我从观察鸟类习性中获得了很多乐趣，我甚至还记过这方面的笔记。我记得，我曾经很天真地想，为什么不是每一位绅士都成为鸟类学家呢？”达尔文观察“鸟类的习性”，就像他后来坚持不断地观察藤壶、蚯蚓和攀援植物的习性时一样，他很好奇，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如此深入地被这些生物所吸引和迷住。达尔文希望自己成为一名鸟类学家，并将从观鸟中获得的单纯乐趣转变为科学研究，这种抱负显然表明，从对大自然的情感到决意从中找出一切奥秘，其间具有一种完整的连续性。传统上对工作（在达尔文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工作通常意味着痛苦）与爱好的区分，在达尔文的著作以及他的世界图景中消失了。
达尔文写于晚年的这句评论所体现出来的天真和热情，与《自传》中另一段更伤感的引文相关。在他那本著作以及他的生活本身都接近尾声时，达尔文哀叹他对艺术和诗歌失去了感觉，这段话极为有名：“有很多年我都无法耐心地读一行诗：最近我试着去读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作品，发现它是如此令人难耐，以至于让我觉得恶心。”达尔文本人似乎已经体会到，他的理论正在日益产生一种祛魅的力量。但事实上，达尔文所流露出的遗憾之情，暗示着他对如今使他心生厌恶的诗歌具有一种深厚的情感——他依然深深地记得诗歌曾经带给他的乐趣；读者通常强调此处提到的“情感丧失”，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着重强调：达尔文在描写这种“丧失”时是充满感情的，诗歌对他来说的确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他的反应中，他对感情上的失意具有一种本能的情感体现，他的态度不是理性的客观与冷漠，而是一种明确无误的反感情绪——“恶心”。
这并不仅仅是个人问题：它再次引出了文化层面上更为普遍的祛魅问题。正是这个问题促使我开始考察达尔文的生活，以及他本人在情感上对其理论的反应。信奉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并且意识到世界除人类精神之外别无任何神性的监督，这是否就意味着世界被剥夺了价值、失去了赋魅力量呢？如果正如马洛克和鲍尔弗在主张敬畏心的重要性时所指出的，伦理关怀是赋魅的最终条件，那么世俗赋魅的可能性，对于像贝内特和康诺利以及像我这样的世俗主义者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
很多批评家，尤其是文学批评家，都曾对达尔文生命接近尾声时所表现出的审美“麻木”作出种种猜想。4他对高等艺术的厌恶，似乎可以与其生活和研究中其他很多方面联系起来。但是，正如我在全书中一直主张的，大众眼中的达尔文描绘出的是一种机械化的、无知觉的、可被简单还原为残酷竞争模式的世界，还需要经受检验。正如达尔文能为热衷于近距离观察自然的人们——哪怕是通过观鸟爱好者的业余模式——开启世界之窗。同样，在他所研究的物质上，他的思考方式和感知方式也可能包含着另一种不那么“非人性”、也不那么机械的对自然以及对所谓人类的理解。因此，我想通过对达尔文生活中两个不同的阶段进行传记式考察，从而指出这种“麻木”的可能根源，同时指出：他对世界的描述尽管是生硬而严峻的，但却是源于对自然、对人类的一种人性热爱，并且最终回归到这样一种爱的关系之中。他生命中最不幸的事件，即他挚爱的女儿安妮（Annie）的去世，无疑是他对诗歌的热情开始荒芜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要更为全面地去理解这种反应，还得与一段大为不同、而且更为有名的时期联系起来：在他乘坐“贝格尔号”去进行那次充满热情的自然之旅时，诗歌，始终伴随他左右。
Ⅰ
关于达尔文的最重大文化问题之一，必然牵涉到宗教，乃至一个更广泛的问题：达尔文的总体观点似乎抽空了世界的意义，对此，他与他的文化是如何寻找补救之道的？一个受自然选择支配，受环境与遗传的随机组合支配的世界，其发展本身就是随机的，因此它很可能是一个失去了意义和安慰的世界。一个随机的系统，无论在不可预测的随机变化背后体现出多么规则、乃至程式化的发展，它都无法给人带来多少慰藉。5剩下的精神支持少之又少，人们或许会认为莎士比亚将会起到很大的帮助。
如果我们把鸟类看作达尔文终其一生去探索热爱、去神圣化的自然，而把“莎士比亚”看作被达尔文晚年时抛弃了的文学，我们便会意识到，这是西方科学与诗歌之间持续不断的张力的又一体现。从这样一种分歧来看，达尔文似乎确实参与了19世纪后期那种严峻的、英雄式的祛魅运动，这种祛魅以源自理性的真理为名，要求所有具备思考能力的人从最坏的境况（世界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安慰，而且对人类的抱负保持着最彻底的冷漠）中看到好的一面。虽然我们可以合理地声称，达尔文最终信奉一种进步主义的自然观念（理查兹就是这么说的），但这肯定不是对《物种起源》的主流理解方式；6达尔文也不可能相信，“事物总是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这一普遍过程能缓解个人生活中的巨大损失所带来的痛苦。虽然在个人生活中最痛苦的时期，他确实从最坏的处境中看到了好的方面，但就像我前面指出的，他是在研究活动中找到了乐趣，而这种研究将促使他描绘出一个完全受物质自然定律支配的世界。
他从博物学研究中享受到的乐趣，是出自本能的。世界对他来说显然充满诱惑。他可以保持对世界的痴迷和喜悦，而不接受任何宗教的神秘观念。在《人类的由来》末尾，当达尔文指出其理论中的宗教蕴含时，并不是虚情假意的，正如他总结“生存斗争”时一样。他写道：
我知道，本书得出的结论将会被某些人指责为极度反宗教的；但是那些提出指责的人必须说明：为什么通过自然选择和变异法则，将人类起源解释为经由某种低等形式演变而来的一个独特的物种，就比通过正常的生殖法则来解释个体的诞生更加反宗教。物种的出现和个体的诞生都是一系列宏大事件中的一部分，我们的心灵拒绝接受它们是盲目的随机产物。（人类的）理解力厌恶这样一种结论：无论我们能否相信，结构上每一处的细微变异、每一对交配个体的结合、每一颗种子的散播以及其他类似的重大事件，都是为某种特定目的而事先设定的。（2：396）
达尔文无法相信这种“宏大事件”是“机会”的结果，但是他并未提到其中存在任何意图或目的。不过，生命中所有最微小的细节都是“为某种特定目的而事先设定的”，这种观念让他觉得很荒谬，而且考虑到世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运转方式，这种目的观念也是相当不道德的。7正如在他的爱女逝世这件事情上，如何能想象他的女儿（一个10岁的可爱的小姑娘）的夭折是有意图的，是一位全能的上帝指使的呢？这太可怕了。
我们现在所继承的那个思想坚定的达尔文，实际上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工作中，都是个心肠很软的老好人，有时候甚至可能过于心软了。主流观念中对达尔文著作的解读，像把他描述的生命现象阐释为龌龊、残酷且短暂的，或者有利于在精神上对振奋人心的信念与无目的的不信神之间作出明确划分的，在我看来都是错误的。对达尔文而言，正如本章或许显得过于挑衅的标题所体现的那样，科学与文学的二分是不起作用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和对立。达尔文在读莎士比亚著作时觉得恶心，这使他感到羞愧，因为他确信这是他的过错，而不是莎士比亚的失败。
在达尔文的科学篇章中，最初的那些岁月是由诗歌照亮的。诗歌显然有助于塑造他的想象力和科学视角。比尔的《达尔文的情节》（Darwin，s Plots），以及晚近的理查兹的《浪漫主义的生活观念》（The Romantic Conception of Life）中，都广泛论述了《失乐园》（Paradise Lost）可能对达尔文理论造成的影响。在“贝格尔号”上，诗歌是达尔文的伴侣，其著作最初获得的巨大成功，仅仅有部分是“科学上的”。《“贝格尔号”航行日记》（The Voyage of the Beagle）是作为一部航行手册而赢得人们关注的，它具有人文魅力，文笔奇妙无比，而且充满浪漫主义情感。在达尔文看来，文学和艺术是人类文明显著发展的标志，无论你愿意与否，他都确实像其同时代人一样，倾向于将西方文化视为自然和人文发展中的巅峰。
通过阅读达尔文的通信，同时花费时间来考察众多达尔文传记及传记式叙事，我发现，我很难不对这个人产生一种情感上的钟爱，他身上的某些品质，在很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艺术家中都是难以窥见的。无疑，他几乎是不自觉地将自己视为精英分子中的一员，而且在工作和生活中，他都从这种身份认同中获益颇多。对于达尔文来说，就像对每个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一样，阶级是至关重要的。他无疑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但一切证据都表明，大体而言，他是个相当不错的人。前人对达尔文人格魅力与谦逊作风的赞誉，在近些年中偶尔被批评为“过于轻率的结论”。如今，达尔文的人格魅力也常被视为一种出于自我保护和自我推广目的的矫饰行为。类似地，他的疾病也被理解为维多利亚时期一种典型的自我防卫姿态，我们必须注意到，他最初患病是在他的妻子埃玛第一次怀孕的时候，并且在研究进化论（对此，他认为自己就像是“承认杀了人”8）的大部分时间中，他一直疾病缠身。然而，这种看法很可能过于尖刻。达尔文无疑既谦逊又富有同情心。他或许不加反思地接受维多利亚时期关于家庭中谁应当做家务的假定，但他仍然不失为一位慈爱的父亲。他的地位或许使他具备了一些优势（比如，华莱士从来没有的那些优势），以及一个帮助他获得信息、同时也保护他免受抨击的关系网，他从未疏远过任何一个帮助过他的人，他对周围的人敏感又多情，很显然他既是一个不错的朋友，又是一个情深意重的（或许是家长制的）丈夫。
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正如布朗所说，“孩子们一致反对父亲把他本人看成是一个麻木不仁的人”（Power of Place，429）。虽然达尔文表现得很奇怪，他“不能以别人看他的眼光来看自己”，但他那段描述自己“麻木不仁”的文字，却是对其性格的一个重要写照。他轻声哀叹自己丧失了对美学的感觉，正是因为长期以来，他一直对文学和诗歌充满热情。由此可见，他在年少时就已熟读文学作品，对于他在世界上所见和所发现的一切，他始终带有一种情感的、道德的情怀，这种情怀是文学培养的结果，而且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对于当代文化界时常用漫画笔法来加以讽刺的科学家来说，无疑也是可贵的。
达尔文在“贝格尔号”上的著名航行，始于一种浪漫主义的热情和天真。在船上窄小的舱室内，他是船长的搭档，仅在一人之下。在与船上一名正式的博物学家尴尬地交涉一番后，他成功地带了一些书上船。其中一本书十分有名，就是赖尔《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的第一卷，此时这本书刚出版不久。赖尔使达尔文受益匪浅，在“贝格尔号”上，他具备了一位均变论地质学家的眼光。不过，对达尔文起到决定性指导作用的人物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在达尔文上船之前，他收到的一件礼物就是洪堡的《1799—1804年新大陆热带区域旅行记》（Personal Narrative of Travels to the Equinoctial Regions of the New Continent，during the Years 1799—1804）。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洪堡对达尔文来说极为重要，尤其是这本书——达尔文在航行中所做的大部分笔记，以及后来他自己的那本极其流行的《“贝格尔号”航行日记》，都是以此为范本。正如理查兹所说：“达尔文本人的散文，与对自然本质的诗意鉴赏产生了共鸣，其中带有一种［与洪堡札记］比较的目的：他试图向读者传达一种超出科学论述之外的美学评估。”
不过，除了这些趣味高雅而且具有敏感美学意识的著名科学家的作品之外，达尔文还带了诗歌集。他在早期的“贝格尔号”航行日记中提到，他打算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学习“一些古典文学”，主要是希腊语《圣经》（Diary，13），而就在他全身心地投入热带地区航行时，他也时常品读弥尔顿（Milton）的作品。他写道：“在我乘‘贝格尔号'远航期间，如果我只能携带一本小书，我通常会选择弥尔顿的书。”比尔声称，达尔文从弥尔顿的书中“获得的支持”，对“达尔文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尤为重要的影响（“Darwin's Reading”，550）。起初看来十分奇怪的是，这名以在晚年走向“麻木”状态而著称，以一种或许强烈地反弥尔顿、粗暴而缺乏诗意的世界观著称的伟大科学家，竟会随身携带一本弥尔顿诗集。
弥尔顿无疑属于那种浪漫热情的一部分，正是同一种热情促使达尔文对热带地区着迷，滋养他的想象力，满足他对美和秩序的需要，正如比尔所称，这种热情同时激起了达尔文对多样性与丰富性的意识。在南美洲的荒野中，他设法从种族大屠杀的攻击中脱身；在阿根廷的大草原，很长一段时期他被迫仅以红肉充饥；在好望角；在塔斯马尼亚岛与新西兰——无论到哪里，他都能发现，弥尔顿所描写的意象，与荒野极其吻合，并且往往能启发他对荒野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他的日记中唯一一次直接提到弥尔顿，是在一段关于远离阿根廷海岸的磷海的生动描述之后，当时他正前往里拉普拉塔：“如果不是记起弥尔顿对混乱和无秩序区域的描写，我简直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因为它就像被高温熔化并吞噬了。”显然，弥尔顿主宰着他对周围世界的想象。
考察一下最终使达尔文成为博物学家的那些场所，我们就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达尔文所痴迷的，是西方起源神话中除《圣经》之外的一个最著名的版本。理查兹从《失乐园》中摘引的一个段落将这一观点再次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指出，弥尔顿描写的堕落图景，即“从死亡与毁灭中产生出更丰富的生命，变形的生命”，恰恰就是“在达尔文的神圣化重建中，自然所提供的解救之道”。以这种观点来看，达尔文的科学论证变成了一种文学性的创世神话，其中承载着神话的情感力量。无论《失乐园》在达尔文对理论的构想（航行归来3年后，他正式提出理论）中是否起到作用，诗歌都显然对他具有重要意义。他甚至声称他曾经读过两遍华兹华斯的《漫游》（Excursion），这一壮举堪称英雄业绩，乃至有些文学家可能会说，这比他在“贝格尔号”上漂洋过海环球航行5年更加了得。
达尔文是一名浪漫主义者。早在菲茨罗伊（Fitzroy）船长通过达尔文在剑桥的老师兼友人亨斯洛（John Henslow）的推荐，邀请达尔文一同登上“贝格尔号”之前，达尔文就梦想着前往热带地区考察。在洪堡札记的感染下，他产生了一种强烈但并不十分科学的渴望。1831年，在达尔文尚未得知有机会搭乘“贝格尔号”航行之前，他曾写信给他的姐姐卡罗琳（Caroline）：“我永远无法安心，除非我看见特内里费岛的山顶和大龙血树；令人眩晕的沙土平原，以及阴郁、沉默的森林始终在我脑海中交替出现，并且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我写着写着就陷入了一种热带狂热。”（Correspondence，1：122）
这种狂热在5年艰险而崇高的岁月中贯穿始终，在这5年中，达尔文更多的时间是待在陆地上，直面那些在现在看来几乎难以理解的危险和艰难，这比他在海上所遇到的情况更糟，尽管他在海上一直晕船。这种狂热一直持续着，即便是在后来，晕船之痛更添思乡之愁，使得达尔文格外想念什鲁斯伯里富裕的家中那片松软、葱翠而且令人心旷神怡的土地，在那里，那位威严而成功的家长，罗伯特·达尔文（Robert Darwin）医生，每月按照他的要求给予补助。环球航行开始6个月后，达尔文在收集那些最终促使他提出自己的理论的材料时，曾在日记中写道：“很少有什么事情能像读［洪堡］的个人手札那样令人愉快；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们看到自己脑海中曾闪现过的想法出现在文字中时，这种想法马上就会获得一种更实在、更正确的感觉。同样，当我们在戏剧作品中遇见一个我们在生活中已经认识的人物形象时，这一形象就绝不会缺乏乐趣”。
他曾经写道：“如果博物学只是观察而不写作，那将是一种多么神奇的研究。”9然而我们知道，达尔文通过他的语言——因为他知道后人会知道他——以及他在寻找恰当的语言时感受到的痛苦（这与他从观察自然中始终能得到的乐趣恰好相反），体现了语言的重要性，以及他对语言运作和语言发源传统的敏感意识。他在通信中采取的那种相对较随意的写作方式，使他与浪漫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他在“贝格尔号”上所写的那些有关“贝格尔号”航行的作品，有很多显然是华兹华斯主义的。其中重现了一种对语言的惊奇感，并且反映出一种华兹华斯式的眼光：对诗人来说，记忆可以取代眼下的瞬间，并使之改变。就像一名真正的华兹华斯主义者一样，达尔文把他对自然的思考与他从钟爱的文学作品中得来的思想缠结在一起。在日记中有一处，他写道：“目前只喜欢读洪堡（的作品），他就像另一个太阳，照亮了我所见到的一切。”当他踏上一座热带岛屿时，他写道，“一个人在这种时候体会到的欣喜，（简直能）使人心智狂乱”，“欣喜这个词到底还是太弱了，无法传达如此多的快乐”。
同样，与华兹华斯一样，达尔文从踏上旅程之初，就开始关注记忆问题。他在最初的航行日记中写道：
除了置身于热带场景中，我绝大部分的快乐都来自对未来某个时刻的期待，那时我将能回过头来考虑过去的事件——可意识到这种前景还如此遥远，我就痛苦不堪——享受热带地区温暖而惬意的夜晚，凝视从猎户座一直延伸到南十字星座的璀璨群星，在平静的寂然中享受这种快乐，留下的那种感觉，将是好几年都无法磨灭的。
甚至在他沉醉于对热带地区的直接体验时，他也期待着（就像华兹华斯通常所做的）一种更令人满足的体验：那种回头来看的体验。
不过，达尔文那种华兹华斯与弥尔顿式的热情，并非就是不科学的。帕拉迪斯（James Paradis）的分析无疑十分正确：一种对自然本质上的诗意回应，让步于——我更愿意说是“促成了”——一种科学的回应。在洪堡札记给人留下的总体上浪漫和探险的感觉中，事实始终占据全书的一部分。与其说达尔文在日记中杜绝了美学理性主义，毋宁说他推行了更全面地观察每一细节的洪堡式信念。《“贝格尔号”航行期间沿途各国地质学及自然史的考察日记》（Journal of Researches into the Geology and Natural History of the Various Countries Visited by H.M. S.Beagle）从始至终混合着一种引人入胜的写作风格（这流露出达尔文对其所见及所体验的事物产生的情感回应），以及对事实极其严格的“科学”记录。
达尔文整个职业生涯中的著作反映出：他曾作出很大努力来描述他乘“贝格尔号”航行期间的体验，力求准确且客观地记录与那些异域国家、民众，以及他所观察到的生物相关的事实，同时表达他对这些事物的体会。就连《物种起源》（我稍后将展开更具体的阐述）通常也先阐述某种事物是何等惊人或美丽，从事实入手来展开论证。虽然达尔文所采纳的被动语气偶尔显得笨拙，然而这表明，他始终关注以其他任何人都可能观察到的方式来解释现象，并将这些现象视为有体系的“普遍定律”的体现。
《考察日记》完全不同于《日记》，它改变了《日记》中的材料，用笔记中的资料以及达尔文此时已经采集到的标本扩充《日记》的内容，并对其重新进行了思考，以新的思想和研究角度来加以考察。从航行一开始，达尔文就始终有追寻比“积累众多事实”更为宏大的目标——根据他的自传，他的这种追求始终没有停止过。他具有斯隆（Philip Sloan）所说的“综合的野心”10，但是日记，比起他愿意公开发行的版本，当然更具有私人性质，也更放纵他的个人情感。读者通常认为达尔文的散文风格是心平气和的，但是在《考察日记》中，也充满了一种只能说是诗意的情感。比如，下面这一小段话就是出自达尔文对甲板上蜘蛛之行为的论述，在其中，他试图形容蜘蛛长途旅行的能力：
一只长度近3/10英寸（约0.7厘米）的蜘蛛，外表总体上看起来像一只丝蛛（因此在蜘蛛网上一目了然），正趴在一根柱子的顶端，从它的喷丝口里抽出四五根丝。这些丝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几乎可以与光线媲美；不过，它们不是直的，而是波浪形的，就像被风吹拂的丝绸一样。蛛丝长度超过1码（约0.9米），并从小口往上分开。接着，蜘蛛突然撒手，蛛丝很快消失在视线之中。天气很热，海面上也显得格外平静；然而在这种环境下，周围气氛永远不可能再比这更宁静了，静得就连如同蜘蛛网上的丝线一样敏感的风向标也纹丝不动。如果天气暖和，我们要么是望着落在沙堤上的任何东西的影子，要么是审视不远处地标上标示的平原，一股上升的灼热气流几乎总会带来显而易见的影响。这可能足以卷走一个像那只吊在蛛丝上的小蜘蛛那般轻巧的物体。（Journal，chapter 8）
在阅读这样一段引人入胜、甚至带有文学性的描述时，想起鲍尔弗将甲虫背部等同于璀璨星空的惊人之论，会让我们觉得非常有趣。当然，在这样一段文字中，如此精微、脆弱的世界运行方式，以及达尔文在描写时极其细致的观察，都不可能不让人肃然起敬。这段话具备达尔文自我要求的那种科学严格性，但也饱含一种借助类比和隐喻来发挥重大作用的感情，达尔文虽然刻意不去表达仰慕和敬畏之情，但那种观察的热情以及对自然的深刻眷恋，却是不言而喻的。
因而，达尔文在“贝格尔号”手记中从“浪漫主义艺术的美学理想主义”转向“构建地质学和自然科学传统的体系”，也就不足为怪了。11达尔文航行归来时，的确已经成了“一名极为熟练而且极具创造力的研究者”，然而，我认为他并没有放弃“浪漫主义艺术的美学理想主义”。达尔文手记中展现的世界对维多利亚时期的读者来说，就像洪堡札记对达尔文一样，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热带体验带来的刺激，以及发现带来的兴奋，还有对自然的惊奇感，始终存在于达尔文的观察行为中，与此同时他的研究和类比（正是这些促使他有一定信心去提出理论）技能得到了发展。“贝格尔号”航行归来后，达尔文终生都在以极其谨小慎微的态度致力于研究自然的特定细节。他的目标当然是超越个人性，这在他的日记中常有体现。
但是达尔文的惊奇体验，与隐含在自然神学背后的惊奇感是一致的，而且正是这种体验促使他试图去发现并进而证明：奇迹就是蚯蚓活动的产物。12达尔文想要避开从惊奇推出超验的推论过程，但他并不否认惊奇或惊奇的重要性。他在通信中对卡莱尔的评价，表明了他与自然现象之间的某种双重关系。1839年1月，他给埃玛的信中有一处写道：“在我心目中，我知道的所有人中，卡莱尔的话是最值得听的。”（Correspondence，2：155）但是9个月后，他就变得“相当厌恶［卡莱尔］的神秘主义及其有意的晦涩和造作”，对此他用自己那种“普通的英国人”的心灵来作为对比（2：236）。卡莱尔想利用惊奇来鼓动一种意识，即世界并不是人类理性终究能理解的，但“普通的英国人”却是一位出色而坚定的经验主义者，自然中生动的特定细节始终模糊不清，这使他感到很不耐烦。对达尔文来说，惊奇依然存在于自然界中，也存在于他对自然界的体验之中。他坚持将世界视为可以从其本身来解释的，而在此过程中，他仍然发现世界充满惊奇。达尔文同非理性的浪漫主义割裂开来了，但他在本质上仍然是浪漫主义的。
达尔文最出名的，是他那两部综合性的巨著《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这两部著作本身充满了细节——尽管他认为还不够多，以至于他总是为没有给出更多细节而致歉，他甚至称《物种起源》仅仅是一份“提要”。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致力于对那些或许能支持其总体论证的细枝末节进行深入研究，例如兰科植物研究（1862年）、攀援植物研究（1865年）、家养动植物的变异（1868年）、人类和动物的表情（1872年）、食虫植物研究（1875年）、同种植物花朵的不同形式（1877年）、植物运动的能力（1880年），以及蚯蚓研究（1881年）。相关著作都是受到更大的理论的启发，同时又意在为该理论提供证据。
在达尔文富有想象力的生活中，重大奇迹之一就在于：与其自身性情相配，他还有一种本能的需求，那就是去观看更大的图景，认识细节所组成的更宏大的系统（这一部分是赖尔教他的）。他具有一种对特定细节的洞察力，这实际上就是对特定细节的热情，凭借这种热情，他不断看到惊奇的出现，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尽管他在《自传》中诋毁自己的审美能力，但就连在“最枯燥”、最细致的具体研究中，他都始终保持着对世间事物的浪漫主义热情。他会坚决拒绝（或者试图拒绝，直到华莱士的出现）去阐述那种更大的图景，直至他确信，在他以如此具有穿透力的分析进行观察的具体情况中，没有任何一处会违反他的理论。
他在工作中最大的快乐，并非来自于宏大的理论，而是来自对最微小事物（例如“贝格尔号”上的蜘蛛）进行的沉思。在1846年写给以前的船长菲茨罗伊的信中，他提到：“如果您看到近半个月以来我每天都在认真地解剖一个从乔诺斯群岛弄来的针头般大小的小动物，您可能会觉得难以置信。我会再花上一个月的时间来研究它，同时每天看到一些更美丽的构造。”（Correspondence，4：359）通过解剖，达尔文获得了更大的惊奇。在他的研究中，日常与神奇乃是同一的，而他具体而深入的观察所产生的效果，很显然是华兹华斯主义的：经过解剖，藤壶成了令人惊奇的对象；甚至在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中，自然中常见的实体也会变得奇妙无比。正如格鲁伯（Howard Gruber）很多年前所说的，达尔文主要的思想形式之一，就是“总结多次重复产生的微小效应，形成重大的、通常令人吃惊的结论”。13达尔文研究始于惊奇，也以惊奇收尾：从藤壶到蚯蚓，再到人类。
因此，甚至很可能在那些令人吃惊的早期岁月中，当达尔文在“贝格尔号”航行中看似随意地从海上捕捞一些鱼类、贝壳和海藻的时候，他就试图从一粒沙中去看世界了。细节通常在本质上耐人寻味，即便达尔文凭借洞察力在细节之间建立起联系并最终提出了更重大的理论。这既是一种诗人的想象力，也是一种伟大科学家的想象力。斯托特（Rebecca Stott）以令人敬佩的细致考察了达尔文是怎样退回实验室，对世界各地已知的藤壶进行命名、编目和理解；达尔文花费了远远超出其预料的精力——他原以为这是一项几个月就能完成的工作——通过8年研究，写出3篇藤壶研究领域的权威性著作。14他之所以去做这项工作，或许仅仅是因为，他正在研究一种他还不敢发表、也没准备好去发表的理论。
诗意的心灵与分析，理论家与解剖者：达尔文兼而有之，而且通常是在同一时间。他声称《物种起源》是一篇很长的论证，尽管很多业余读者认为，其中充斥着过多的细节描写。更宏大的观念与具体的细节，不过是彼此的另一面；我们可以从达尔文身上找到最有力的证据，证明日常假定“浪漫主义热情与分析考察无法兼容”——这通常也是从达尔文自传中承认的“麻木”中推导出来的——实际上是错误的。《考察日记》以洪堡札记为范本，其中充满事实，与此同时也充满了对自然和记忆的华兹华斯式的思考与回应。这本书确实引出一个问题：诗歌与自然界中粗野、无人性的景观有何关系？自然似乎根本不关心意识、记忆或愿望，至少是不关心我们的意识、记忆和愿望。
无论达尔文的世界在很多人看来是多么荒凉，达尔文对自然（乃至其中那些卑鄙或龌龊的细节）的浪漫主义热情都从未泯灭——不管是在他对莎士比亚感到厌倦时，或是疾病缠身时，或是获得国际名望时，或是在他出版最后一本书《蚯蚓作用下植物壤土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Vegetable Mould through the Action of Worms）时。在《蚯蚓作用下植物壤土的形成》一书中，他不惜以最大的耐心和热情，对蚯蚓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这本书或许可以被视为对蚯蚓的一种颂扬：它们的智慧、技巧以及消化道，使它们最终同人类联系起来，筑造并吞噬着帝国。
达尔文并没有撰写一部关于蚯蚓的狂想曲。不过，必定有人会猜测是怎样一种想象力促使他去研究蚯蚓这样低等、恶心的东西。丁尼生（Tennyson）似乎利用达尔文得出了他所采用的一种蚯蚓形象，它们聪明地将叶片窄小的一端先拖进洞里。但是达尔文的散文远远不是丁尼生风格的：
从硬度适当的写作纸上切割下来的狭长三角形，两边都被抹上了生油脂，这样就可以防止其在夜间遭遇雨露时变得太软……湿纸片会影响即将观察到的现象，同样的三角形纸片，在潮湿状态下，被一个非常窄小的镊子以任意角度夹住其边缘不同处，就能被拖进一段直径只有虫洞大小的短管中。15
实验的细节在散文中以一种审慎的、不带个人色彩的被动形式呈现出来。实验者是谁？毫无疑问，这些实验都发生在达尔文的研究中，或者是在他的花园里，他的某个此时已经长大了的孩子也充当了助手。他们从中得到乐趣了吗？我认为是的。
达尔文在写到蚯蚓如何拖动他那些小三角形纸片时，同样表现得审慎而且不带个人色彩。不过，实验结果排除了随机的可能：“在303张小纸片中，有62％是从顶端被拖进去的……实验证明，从顶端被拖进去的几乎比从基部被拖进去的多两倍……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三角形纸片被拖进洞里的方式，并不是一个随机问题。”在达尔文深入分析他从这些实验或其他实验中收集到的素材时，很显然他正在试图弄清蚯蚓的心理。他确信存在于蚯蚓与人类之间的生命连续性，尽管这不会被直接表达出来；很显然他试图赋予蚯蚓真正的意识和抉择能力，并努力从实验中寻找证据支持。他采取一种在其著作中极为常见的表述方式称：“我们很难回避这个结论，即蚯蚓显示出某种程度的智慧”，“很奇怪，在生命阶梯上像蚯蚓这样低等的动物，竟然具有表现出这种行为的能力”。这一整个段落未必是诗意的，但却具有一种诗歌的启发力量，达尔文最后一本书中大部分内容似乎都体现了这一点。
这里还有一个极具讽刺性的地方：达尔文在《自传》中声称自己丧失了艺术感觉，此后不久，他测试了蚯蚓对艺术的反应。在第一章中，达尔文就考察了“蚯蚓的习性”，并断言它们“不具备任何听觉意识”。但是他发现，当蚯蚓不在钢琴上时，无论演奏的声音多大，它们都无动于衷，但是当它们在钢琴上面的时候，“弹奏低音谱号C调”，它们“立即缩回了洞中”。“弹奏高音谱号G调时”，它们再次退缩回去。因此，达尔文想要弄清蚯蚓是否也没有审美细胞——结果发现不是。
达尔文对蚯蚓的能力有无与伦比的好奇心，这与他根深蒂固的拟人论思想有关；这种拟人论——这一点我将在讨论性选择理论时进行更全面的论证——在达尔文宏大的理论计划中占据绝对的中心地位，他试图揭示出贯穿一切生物体的那种完整的生命连续性。在这里科学是诗意的，而且至今仍保留着诗意，因为他那种诗意激发出来的想象力，无论怎样黯然无声、怎样非人格化，都会带来蓬勃的生气和丰富的人性特征。在赋予生物以生命的无穷无尽的细节中，达尔文不断发现可能存在的魅力——只有关注细微之处并意识到其中丰富内涵的人，才能发现这种魅力。达尔文的世界，并不是枯寂麻木的，也不仅仅是机械的。相反，它可能展现出的活力、丰富性和复杂性，几乎都是惊人的，这个世界会满怀情感地作出回应——哪怕是蚯蚓的世界。
达尔文并不像雪莱（Shelley），后者在其关于勃朗峰的那首著名诗篇中，纵情地抒发了仰望崇高时的惊恐与畏惧。对达尔文来说，归根到底，他所热爱的自然呈现出的可怕之处已经够多了。他也不需要用诗歌来表达畏惧。他试图对造物主之崇高进行一种“祛崇高化”，然而这一举动恰恰创造出了另一种崇高。在《“贝格尔号”航行日记》中提到普拉亚港时，他写道，这座岛屿可能“通常会被认为是非常无趣的；但是在任何一个仅熟悉英格兰风光的人看来，这片彻底贫瘠的土地新奇的一面是具有雄伟壮观的气势，更多的植被反而会破坏这种气势”。16他的亲身经历和书本知识诱使他对与家乡不同的景观产生了渴望，当他自觉地以这样一种视角来看世界时，“贫瘠”的景象对他而言突然变得崇高了。
众所周知，达尔文进化论将人类从中心地位驱逐出来。进化进程并不是“为了”人类，相反，其运行机制不带感情色彩、是非人性而且无意识的，也并不存在任何“目的”。所有人都熟知这一点。但是这种“去中心化”——从另一方面体现了他的谦卑——使他得以去倾听来自自身或自身文化之外的声音，并拒绝声称自身或人类种族具有更高的权利。这一点在他的生活和著作中几乎随处可见。如果说这点看起来太古板，那么我们就需要从这种更广阔的视角（整个世界因此而充满生气），以及达尔文更宏大的意识内部来加以理解——达尔文意识到，尽管自然选择进程是严酷的，但它从恶劣境况中引出了好的方面，使我们走上了一条与他最终摒弃的基督教之路相抗衡的道路：幸运地落在自然之中，而不是落在上帝的指引之下。
达尔文最早是在《“贝格尔号”航行日记》中公开对诗歌提出挑战的，当时诗歌对他来说无疑仍然十分重要。甚至在此时，他就立志对事实进行审慎的观察，这促使他（甚至是充满热情地）去关注微不足道的、肮脏的、令人不快的事物。他首先注意到圣保罗岛上的岩石带有“耀眼的白色”，他解释说，这是源于“众多海鸟的粪便”。正如达尔文后来将人类道德与美学意识解释为社会性动物的性本能与族群本能的产物，在这里，他将美感变成了某种（至少是等同于）被祛魅了的事物。
达尔文此时已经准备好问自己：在这个地方，生命是如何开始的？在这个相对较年轻的圣保罗火山岛上，植被和动物群是如何到来的？他列出极少数生活在此处的陆生动物，并一一记录下来：
一种生活在鲣鸟身上的蝇，还有一种很可能是寄生在鸟类身上被带过来的扁虱；一种蓝色的小蛾子，属于以羽毛为食的一个属：一种隐翅虫和一种从粪便下面爬出来的鼠妇；最后还有数目众多的蜘蛛，我猜想它们以鸟类身上那些小小的寄生者和“清洁工”为食。
这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自然力之外还有任何其他力量可能使生命出现在这片荒凉的岛屿上。最后，达尔文重新书写了有关他所钟爱的热带地区的叙事，这种叙事，似乎无疑会摧毁他的热情：
珊瑚岛一旦形成，壮观的棕榈和其他美丽的热带植物就会占领海岛，接着是鸟类，最后是人——这种通常一再被描述的情形，在太平洋上很可能不太正确；我恐怕要破坏这个故事中的诗意了：以羽毛和尘埃为食的寄生虫以及蜘蛛，应当是一座新近形成的海岛上的第一批居民。（Voyage，chapter 1）
但是，破坏诗意的描述，无疑也有其自身的诗意，与传统“诗意”叙事中的虚假相对，达尔文提出了另一种叙事，实际上这并未消减他的热情。这种叙事温和地拒斥了传统的诗意描写（他认为“不太正确”），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最难以让人满意的描述——如果这个人赞成的是人类中心论（而不是拟人论）的话。达尔文一向严厉拒斥建立在骄傲和等级制上的理论，例如自然神学。在其职业生涯中的任何时候，他从未因为发现人类与其他不那么“文明”的生物之间具有联系，或是传统的等级制有可能受到通常所谓的“低等形式”冲击而感到吃惊，这一点在本段中体现得很清楚。那种将人为魅力强加给热带岛屿的人类中心论的诗意，其实是虚假的。但是一个像圣保罗岛这样荒凉的地方，之所以会令人兴奋，恰恰在于它扭转了传统叙事，揭示出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厌恶的真相：就连达尔文钟爱的热带森林，其生命活力也要归功于虱子、寄生虫、蜘蛛、苍蝇、蛾及粪便。先前所谓的“科学”解释之所以呈现出“诗意”，是因为它们已经因人类美学趣味的需要而被扭曲。然而，达尔文那种恰好相反的起源神话，几乎展现出更为惊人的崇高性，因为，“起初是寄生虫”，虽然很难说与《圣经》中的“起初”，或是《约翰福音》中的“圣言”同样理想化，但是从这些虫子中产生出一整片充满奇迹的热带森林，无疑更加令人惊叹。
达尔文毕生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类的漫长故事，它将人类逐出中心，同时又不至于让我们在这种去中心化的过程中感到失落或是地位下降。某种鼠妇比人类出现得更早，这并没有什么可耻的。从这个视角来看，这个世界，即便是在寄生性蛛形纲动物的活动中，也突然会变得生气勃勃，充满人性的价值。
举个例子来说，在《物种起源》中，当达尔文谈到眼睛时，他很快采取了去中心化的策略。达尔文建构了一段叙述，将眼睛的机制解释为在自然选择控制下产生的一系列无意识的随机发展的产物，从而拒斥了自然神学的人类中心论。他推翻了佩利的“望远镜”类比。佩利曾声称，望远镜毫无疑问是被一种有计划的心灵有目的地创建出来的，依此类推，眼睛也是由一种“有计划的心灵”，即上帝创造出来的。然而，达尔文反对佩利的论证，他提出，将生物学上的可能性还原为如此粗糙的意图主义的机械论，这是不虔诚的。不敬畏上帝的恰恰是那位牧师。达尔文问道：“我们难道不相信，一种现存的光学仪器优于一片玻璃，正如造物者的作品优于人类的作品？”达尔文在这种隐含拒斥的论证中提到造物者，明显不是出于真心，抛开这点不说，值得注意的是，他声称对人类意识的可能性造成约束的，是想象，而不是理性。
想象，即便在其最恣意的创造物中也始终坚持人类中心论，正是这一点妨碍我们去相信，自然选择有可能创造出如此引人注目的“设计物”。对自然选择表示怀疑的人并不缺乏想象力；他只是不够理性。达尔文说道：“他的理性，应当战胜他的想象力。”这样一来，理性反倒比想象远远更富于——就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而言——想象力。诗意的想象妨碍了“好科学”的产生，后者对世界的构想将比诗歌的构想更为奇特。达尔文注意到了想象在自然和理性面前的贫乏无力，现在，理性正在揭开自然中更多的奥秘，乃至其中的非理性现象。按照达尔文的思考方式，接下来似乎就可以推出：最全面的理性理解，亦即最有敬畏感的理解。
然而，作为一名科学家，达尔文的视角很显然是源于诗歌：他努力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看待万物。促使布莱克（Blake）从一粒沙中去看世界的那种浪漫主义动力，使得平常事物，例如蚯蚓，在达尔文眼里变得格外不同寻常：稳定的世界似乎开始旋转，一切事物——岩石、蚂蚁、藤壶、珊瑚、攀援植物、鸽子——都显示出其独特的生命史。通过学习如何去看热带地区荒野中尚未被人发现的东西，达尔文寻觅着自然中的一切奇异与崇高之处，甚至最后包括了那些当地的蚯蚓。他在“贝格尔号”上学会如何通过并超越他所了解和热爱的诗歌，从而为后来做好准备，尽管他当时还不知道，他的科学理论将最终改变世界。
作为“贝格尔号”上的博物学家，达尔文的最大优点之一在于：他所观察的一切事物——他似乎对一切进行了观察——对他而言都能引出问题。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是从洪堡那里学来的，几乎在最微小的细节上，他都以洪堡为榜样。但是，即使具备了这样的训练，也很难弄清该去问什么问题，又该如何将偶然事实转变成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从而寻找出其中更高的普遍性。某种事物来自何处？它是如何到达这里？它由哪些部分组成？它与什么类似？这些问题绝非宇宙性的，也绝非超验的，答案总是维系在物质层面。出乎意料的是，最终得出的结果就是世界的发展形式：这个世界是如此丰富、多样而美丽，就像他在通往其宏大理论的航行（或许是辉格意义上的）中所见到的那样。而诀窍就是记录一切，搜集材料并进行思考。
在一个（正如达尔文所指出的）似乎是另一个星球的世界中，这种令人吃惊的全新景象，只是部分受到了达尔文的文学体验的教化。华兹华斯在自然中找到了意识，心灵和记忆将物质变成了具有人性意义、充满活力的事物。尽管达尔文似乎将人类意识从世界的运行机制中驱逐了出去，对无生命自然界乃至有生命自然界中可能存在的险恶之处也不抱任何幻想，但是他工作的全部目的，乃是去发现——正如他对蚯蚓的研究——意识的存在；采取一种极其不科学的视角看待达尔文的研究纲领，这就像一场大规模的华兹华斯式的人文化与人格化的行动。蚯蚓匠心独运地建造出了它们的王国——即便是在最原始的生物紧迫性带来的压力之下。蜜蜂设计出最佳的方案来解决食物储存问题。在生物界，无论在哪里，哪怕是最微小、智力最低下的栖居者，也绝不缺乏意识、欲望和意图。无论在哪里，哪怕是在普拉亚港荒芜的陆地上，人类意识也会看到那些使世界充满价值和意义的联系。
像华兹华斯一样，达尔文在5年的环球航行中思考了反思的可能性。他意识到，在他所体验的这个令人惊异的世界中不会有宁静的可能，而那些最终使世界充满意义的关系也并不存在，与此同时，他想到了一个充满熟悉场景的世界中截然不同的欢乐。他在记录新世界带给他的强烈冲击时，近乎体现出一种超出华兹华斯式的关联世界的崇高性；与此同时，他考虑到一种替代性的美，也考虑到，一旦当下成为过去，他就有可能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反思这段新体验：
很多景象都极其美丽；然而在热带场景中，一切都是全新的，因而也失去了所有的关联，就我本人来说（我相信其他人也是如此），这些关联常在无意识间出现，且比我所想象的还要频繁，这就需要心灵达到更高的境界，然后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比这更大的快乐；要不然，你的理性告诉你这是美丽的，但情感却无动于衷。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能平静地享受这一切；我将同样用问题来回答自己：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愉快地想起乡村的宁静和惬意？有什么能重新拾起童年和往日的时光？在什么地方才能忘记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在具有相似影响的想法产生之前，我们希望在这个几乎全新的耀眼世界中进行平静的沉思，那将只是徒劳。
罗斯金的华兹华斯情感比达尔文更为强烈，他认为，这样一个与人类毫无关联的世界被一种荒凉和冷寂的气氛所笼罩。正如他于1857年在“学术日记”中所写的：“对于出现在画家笔下的一切好的事物，要么人类情感必须通过某种教化的痕迹、或是通过对栖居地或废墟的呈现进入其中；要么其中必定有某些崇高的特征体现出自然的阴郁，以及自然的美。”17在《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s）中，他更为激烈地指出：“在没有人类存在、也不曾有人类存在过的地方，最好的自然美也只是徒然。这种美甚至是可怕的；它不是从身上脱下来的衣服，而是掩盖着一副骨架的绣花裹尸布。”（7：258）达尔文意识到这种美，却不能对此作出回应，他是浪漫化的罗斯金主义者，而罗斯金当然是浪漫化的华兹华斯主义者。（令人惊异的是，尽管罗斯金后来从内心深处抵触达尔文的理论，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友谊，而且曾结伴前往湖区的山上散步。他们至少共有一种对风景的热爱，哪怕他们在其他问题上存在尖锐的分歧。）
当达尔文内心遇到一种他无法完全了解的不安时，他表现出华兹华斯主义者对事物的想象，但是他运用这种想象的方式却大不一样。他理解“平静的回忆”概念，他也感受到在一个与人类没有深入关联的世界中寻找崇高的艰巨性。然而，达尔文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寻找一种欢乐，这并非平静的欢乐，也无需早先的观念，而且恰好与华兹华斯式的回忆背道而驰。由此，达尔文的新世界并没有彻底清除诗歌的欢乐；唯有结合他（以及罗斯金）的诗意体验——无疑，有部分是从华兹华斯那里学来的——这个世界才会变得可以理解。一种弥尔顿式的崇高将他冒险推到平静的回忆所产生的情感之外，即便这种情感仍然具有吸引力，并且有意识地与他似乎永远琢磨不透的热带景观形成反差。如果说华兹华斯的诗歌曾教会他如何去体验自然，而在这里，当他感觉无法以同样方式来体验热带自然时，他的心灵“达到了更高的境界”，给他一种超越诗歌的快乐。我们不得不说，那是一种崇高体验：不同于平静的回忆，也不是回顾往昔而产生的情感；那种体验是强制性的、难以言表地到来的，其中充满焦虑、危险和无可比拟的欢乐。
但是，达尔文绝不会完全满意他热衷于去观察的这个世界所表现出的冷酷，及其对人类的漠不关心。理查兹指出，源于自然哲学的深厚浪漫主义情结，使得达尔文的自然观截然不同于在后达尔文主义文化中占据主流的自然观念。理查兹声明：“达尔文所体验到的自然，并不是一架机器，抑或一个具有固定组成部分、不带丝毫情感的组装产品的机械装置。”达尔文的自然是具有活力的。他再也不可能去体验航行岁月中那种冒险的、不可抵挡的崇高感，而他在研究中遇见的自然中的野蛮的策略，似乎意味着：要么理性地拒斥自然模式是为人类服务的，要么为人类的恶行找到一个堂皇的借口。但是在主流的浪漫传统中，世界仍然充满神奇的活力，它不是一架机器，而是一个有机体。它活跃而复杂，美丽而危险，然而，达尔文的进一步叙述开始指出，它同样也是道德和艺术的来源。
面对世界对人类价值与情感表现出的明显的冷漠，让达尔文感到欣慰的是，大自然的竞争会减缓，很多生物在死亡时并未感觉到痛苦或是对死亡的恐惧，而“强壮的、健康的以及快乐的个体存活并繁衍生息”，然而这种说法似乎根本站不住脚——当一个人处在那些不那么强壮的个体（就像达尔文本人近亲结婚生下来的几个孩子）中间时，似乎尤其如此。18
正如《动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The 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中有一章所表明的，达尔文广泛谈到了“近亲繁殖的不良影响”。早在1857年就已写成的一个段落中，他相当明确地谈到：“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长时间进行近亲繁殖会导致其体型变小、丧失健壮的体质及繁殖能力，有时还伴随着一种畸变的倾向。”（2：90）在达尔文本人的生活中，面对自然厌恶杂交的严酷事实（像达尔文与韦奇伍德家族），他所坚信的自然选择允许“健壮的、健康的和快乐的”个体“存活并繁衍生息”这一法则，在惨痛的个人损失、生活中的痛苦以及死亡面前，根本无法给他带来任何慰藉。不过，无论他的辩护看起来多么软弱无力，他的态度始终是严肃的。他很明白，不存在任何超自然的安慰。
显然，博物学的乐趣以及研究带给他的极大快乐，都揭露了某些过于沉痛的事实。然而，或许具有讽刺性的，正是工作的乐趣，以及使他得以发现大自然始终对个体欲望漠不关心的那种能力，支撑着他捱过了生活中最大的危机。尽管从一开始，在“贝格尔号”上，他就拒斥了简单“诗意的”世界观，深入的观察促使他去感受一个虽然失去了神秘色彩却依然崇高的世界，他因自己丧失了对诗歌的感觉而叹息；他也没有硬着心肠去对待世界，尽管在这个世界中，“大自然的战争”似乎是经由他正极力去理解的自然进程许可的，尽管他美丽而心爱的女儿被毫无道理地从这个世界中带走。鲍尔比（John Bowlby）详细地论述了达尔文在目睹他人痛苦时所面临的困境，他“对残酷行为的恐惧，对自身愤怒的害怕”。鲍尔比接着指出，这些“使他受到亲朋好友和同行们喜欢”的品质，“在他身上过早地体现出来，而且达到了极端的程度”。19
Ⅱ
很显然，自从穆尔写到达尔文的女儿之死后，大量关注已经转向达尔文生活中这件最可怕的事情。20我碰巧很早就读到过这个故事，那是在精彩而厚重的剑桥版达尔文通信的第5卷中（现在已经编到了第13卷，而且这项工作仍在继续），当时我禁不住潸然泪下，而且觉得有必要将其中一些段落读给我妻子听。穆尔虽然对这件可怕的事情没有什么感伤的表示，但是他无疑正确地指出了，这件事对达尔文来说具有关键性意义。我相信，这对于我们理解达尔文与重大文化问题之间的关系，同样具有关键性意义。就像达尔文的“贝格尔号”航行日记中很多段落一样，这段讲述他与女儿之间关系的故事，使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达尔文，一个截然不同于通常在文化中出现的机械化的、祛魅的达尔文形象。
埃玛当时身怀六甲，无法动身前往疗养院——她和达尔文决定将生病的安妮送到那里，达尔文本人也经常在这家疗养院接受温泉治疗。当达尔文陪着安妮来到马文镇时，他承诺自己会经常给埃玛写信——如今我们可能会经常打电话，或者更方便点，发送电子邮件——以便随时让她知道安妮目前的情况，在危急时每天要寄送好几封信。这位目光敏锐的科学家一向善于体察入微，现在，他开始用训练有素的眼睛来照看他心爱的女儿。在这些信函中，他持续地记录了安妮病情的好转或是恶化：她呕吐了，她的心率，她每隔半小时进食混有白兰地的稀粥。这“比我预想到的更加痛苦、更加难以忍受——你的信让我泪如雨下——但是我绝不能放弃，我可以努力不去想她，以免写不下去。从现在开始，每分每秒都是一场生死搏斗”（Correspondence，5：14）。达尔文恪守他数年来在对藤壶的观察中形成的习惯，坚持不懈地（也是满怀爱意地）记录了他女儿身体每况愈下的详细过程：“她今天已经剧烈呕吐了4次——可怜的孩子”；“看到她消瘦、憔悴的样子，你可能根本认不出她来。想起我们从前可爱的安妮，我几乎都不敢看她。现在的她，和从前的安妮没有一点相同的地方”（5：16）；“3点钟，大夫说她没有任何好转……4点钟，我们已经试着给她打了一针，但没有任何效果……5点钟，依然如此。我会在最后一班邮差过来之前再写些”（5：17）。
他告诉埃玛，他觉得“最好是让你知道她每一小时是怎么度过的。将一切都告诉你，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因为在给你写信的时候，我可以静静地哭泣”（5：18）。达尔文以他一向恪守的精准来进行书写，并在写信中寻找一种情感安慰，借以释放无法承受的痛苦，这种达尔文形象，将有助于改变人们通常对他的看法，即给世界带来祛魅思想的始作俑者。虽然并不仅仅是这件事，然而这件事却最为明显地体现出：“事实”负载着（通常并不言明的）情感。他向埃玛汇报安妮呕吐的情况，汇报她无力地挣扎着进食；他和埃玛的姐姐范妮（Fanny）用“醋水”给安妮洗浴（5：19）；为了去除呕吐的气味，“我们用漂白粉使她保持体味清新”（5：20）；接着，4月23日，也就是莎士比亚生日那天，“今天12点，她进入了最宁静、最甜美的长眠之中。我们可怜的爱女度过了她非常短暂的一生，但是我相信她是幸福的，（如果她活下来）天知道前面还有什么苦难等待着她”（5：24）。达尔文当时并没有想到莎士比亚，相反，我们再次发现达尔文在面对“生存斗争”时采用了并不十分确定的慰藉性语调。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慰藉，这种慰藉必须与现世相关，而又无关乎来世。埃玛在回信中谈到她对安妮的想念，以及此刻她对其他几个孩子的漠然，她告诉达尔文：“你必须记住，你是我最重要的财富（一直以来都是），我现在唯一的慰藉，就是希望你能平安到家，一起哭泣。”（5：24）
埃玛的担心是对的。达尔文痛哭流涕，伤心欲绝，而且立即就病倒了，他没有参加女儿的葬礼，一切具体事务都由埃玛的姐姐范妮（她和他一起度过了最后那几天可怕的日子）料理。两天后，达尔文给他的哥哥伊拉斯谟（Erasmus）写信，请求他在报纸上插入一条讣告：“马尔文23日报：肯特郡道恩村查尔斯·达尔文绅士之长女安妮·伊丽莎白·达尔文，死于高热，卒年10岁。”（5：27）至5月初，在他与世界各国科学家的通信（主要是关于他对蔓足类动物或藤壶的研究）中，都极其详细地重新提到了这件事情。21
达尔文在那可怕的一周中所撰写的信件，揭示了他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态度。他告诉埃玛，他“绝不能放弃，而且可以努力不去想［安妮］，以免写不下去”。但是他似乎未曾有片刻停下来不去想她，或是不去关注她的脉搏每一次不规则的跳动。在那一周中，给达尔文和他的妻子带来安慰的，就是他对女儿身上每一点症状变化所作的坚持不懈的记录。他告诉埃玛，“告诉你……每一小时是怎么度过的，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埃玛答复：“你对每一小时的记录是最珍贵的。”（5：21）就在她知道女儿已经去世后，她仍然请求他不要扔掉他当天还没来得及寄出来的一封比较乐观的信，“我想以后什么时候拿出来看看。”（5：24）
女儿所遭受的痛苦，对他来说是不可承受的，然而一种强迫性的、充满爱意的力量驱使他去面对这一切。在这些信中，所呈现出的既是一位敏感的父亲与丈夫，也是一个客观记录的科学家。然而，就女儿的夭折来说，没有任何解释能带给他真正的安慰。达尔文在细致记录了缓慢的死亡过程之后，不得不从阴郁中走出来，回到他亲爱的妻子身边，在这之后他更爱她了。他陪着她，3周后，她生下了霍勒斯（Horace），他们的第9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孩子。然而，没有什么能令死亡充满意义，无论他抑或埃玛，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令人痛苦的。在女儿去世后的两天内，似乎是因为习惯了在日记和工作笔记中记录观察体验，出于科学工作者的冲动，达尔文为安妮写了一篇感人的回忆录：“我之所以写下这寥寥几页，是因为我想到，在多年后，如果我们还活着，现在写下的这些印象将让我们更加真切地回忆起她主要的特征。”（5：540）
这篇回忆录既是对那些特征所做的严格细致的记录（达尔文已经非常习惯于这种写作方式），也是一篇祝愿安妮永远健康活泼的欢乐颂：“她的活泼和欢乐”，以及她“蓬勃的朝气从她的整个表情中散发出来，使她的一举一动都染上活泼开朗、充满生气的活力”。这篇文章中强烈的个人色彩，使它在很多方面成为达尔文更具科学性的写作中的一个坏典型，但令人注意的是，科学的因素与情感的因素，正是通过这种形式不自觉地混合在一起。这篇回忆录再次（当然，也是更为强烈地）表明，对达尔文来说，他所描述的世界从来就不是死寂和了无生机的，作为科学家，他的著作从未脱离他对自然的热情。如果说他所描述的事物是令人痛苦的（正如其笔下的自然界所表现的那样），那么它同时也是关系重大的；达尔文关注他所描述的事物，但是他不会允许这种关注影响他对事物本身状态的记录。
达尔文细致地记录了安妮自小就形成的那种“敏感”；颇具代表性的，他追溯了安妮在婴儿期就表现出的“强烈感情”：她一刻找不到埃玛都不安心。虽然在达尔文的档案材料中没有什么比这篇文章更具有私人性质、更加感人，但是从全篇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他的科学习惯和兴趣。达尔文写道：“她的形态和外貌显然受到她的性格的影响。”（5：541）像“贝格尔号”上的博物学家一样，他记录了他能想起来的一切事实：她初学站立的样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长越高；她“稍许暗淡”的肤色；她“深灰色”的眼睛；她的大白牙；她长长的棕色头发；银版照片与活生生的小姑娘之间的差异。当然，这里没有提到任何负面形象，不过，达尔文的眼睛似乎是可以信赖的。在这篇文章中，至少他没有试图掩饰那种驱使他去进行观察的情感作用。回忆录的最后一行写道：“愿主赐福于你。”
“赐福”从何而来？达尔文当时并不担心他隐约提到宗教时可能包含的讽刺。但是安妮之死带给他的痛苦体验，无疑更进一步地点明了他对宗教的态度，有关这一问题，穆尔在他的论文中已经提到了。埃玛和其他家庭成员决定从《自传》的最初版本中删掉的那一段话非常能说明问题：
世界上存在很多没人能否认的苦难。一些人试图从人的角度来推断，通过想象苦难有利于人类伦理的进步来解释这种现象。但是世界上人类的数量，与其他一切有知觉的生物的数量相比根本不算什么，而且这些造成极大痛苦的苦难通常并未带来伦理上的进步。一个像能创造宇宙的上帝那样强大、那样无所不知的存在物，在我们有限的心灵看来是全知全能的，它颠覆了我们的理解力，使我们设想他的仁慈并不是没有边界的，因为，在几乎无止境的时间中，数百万低等动物经受的苦难究竟是为了什么？这种从痛苦的生存中得来的论证，很早就被用来反驳智慧的第一因的存在，这在我看来是一种有力的论证；然而，正如刚才所说，众多痛苦的展现正好吻合一种观念，即一切生命都是通过变异和自然选择发展而成的。
自然选择讲述了一个可耻的故事。但是，如果说行使这种可耻行径的不是自然选择，那么无疑就是上帝了。达尔文觉得很奇怪：谁会崇拜这样一个上帝？他一想到安妮苍白憔悴的面容，就被这种思想完全颠覆了。
达尔文最长久的、具有理论意义的道德动机和思想动机，就是反对设计论。其幼女的夭折，使设计论不仅在思想上不成立，而且在伦理上也令人反感。佩利的《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正视了世界的不完美，同时也提出了补救方案（就像达尔文在“生存斗争”中所做的那样），也就是说，这种安慰是非人格化的，甚至有人会说，几乎是统计性的。佩利解释道，这个世界“并非是一种纯粹的幸福状态”，也不是一种“有意图的痛苦”状态，相反，它是“一种为道德品质的产生、锻炼和发展而精心创设的条件，具有一种面向未来的状态”。22佩利意识到，机会在这个世界上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尽管事实上我们可以论证，世界是一种设计的产物。为了协调在更宏大的设计内部起作用的“机会”，佩利退而寻求一种普遍的安慰，并诉诸更宏大的超验关注。对达尔文来说，这样一种位于自然之外的泛化的补救方案，根本于事无补，而且其中所揭示出的，是一位极其残酷的全知的上帝。达尔文不能忍受旁人的痛苦，他也无法想象，上帝竟然会允许这样的痛苦存在。或许具有讽刺性的是，正是神学家提出了一个理性和祛魅的世界；“魔鬼的牧师”，亦即身为博物学家的他反倒感受到了个体的痛苦，他不允许对他女儿的夭折作出任何辩护，同时，他给了我们一个赋魅的世界。
没有任何全爱的上帝观念能证明爱女的逝世及其死亡过程是正当的。达尔文对大自然深厚的浪漫主义情结，使他远远没有清空大自然中的活力并将其变成一种机械；而是将其推向某些改良和有意义的方向。但是，如果说安妮之死属于某种具有伦理意义的宏大计划的一部分，这一计划就不在任何仁慈、富于爱心的神灵管辖范围之内。像爱因斯坦（Einstein）一样，达尔文并不相信机会能在大自然的运行中起到重大作用，而且他有意识地拒斥一个彻底清除了超自然事物的世界之中隐含的祛魅。他的研究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就在于他毫无偏狭地意识到了：自然选择，这种“关照”所有个体的持续不断的进程，也意味着动物遭受长久的磨难（以及他女儿的夭亡）。
他无法用理智或想象来使自己面对这种严酷的自然事实。有时候他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陷在一团“烂泥”之中。然而1860年，他在写信给格雷（Asa Gray，《物种起源》在美国的支持者，但是他对《物种起源》的解读与设计论相吻合）时，最后总结道：
我看见一只鸟，我想把它当食物，于是举起枪射杀了它，我这样做是事先设计好的。一个无辜的、善良的人站在树下，被闪电劈死了。你相信（我的确很愿意听听）上帝是事先设计好要杀死这个人吗？很多人（或者说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一点，我不能也不愿相信。如果你相信是这样，那么你是否相信，当一只燕子吞食一只蚊子时，上帝已经事先设计好那只特定的燕子应当在那个特定的瞬间吞食那只特定的蚊子？我相信那个人和那只蚊子处在同样的处境。如果无论人还是蚊子的死亡都不是事先被设计好的，那么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的理由要相信其最初的诞生或形成必然是事先设计好的。（Correspondence，8：275）
在这里，我们很难不想到格洛斯特（Gloucester）在《李尔王》（King Lear）中所说的：“苍蝇在顽童手中如何，我们在神明手中也如何。他们以杀死我们为消遣。”
安妮逝世的那天正好是莎士比亚的生日，这是个巧合（或者是出于“有智慧的设计”？），借助这一巧合，我想回过头来看看达尔文曾经说过的，莎士比亚开始令他觉得厌恶。我相信，这并不是因为安妮正好死于4月23日。我已经提出两种可能对立的观点来说明达尔文晚年对诗歌的抵触。一方面，我试图表明，他对航行的回忆，促使他拒斥诗歌，认为诗歌过于迎合人类的需要，这一点体现在他关于圣保罗岛上的岩石的论述上。他似乎已经最终拒斥了华兹华斯主义使一切自然事物反射出“与人类相关联”的诗意倾向。从这个方面来说，诗歌就是伪饰，无法与观察及思考促使他得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协调一致。诗歌似乎也有自然神学对于自然界所持的人类中心论观念。另一方面，我已经提到过，达尔文本人畏惧并厌恶看到苦难，尤其是那些在他看来毫无意义而且并不公正的苦难。那么，为什么他不返回诗歌，以此作为一种资源来对抗大自然冷漠无情的物质进程呢？
达尔文不想再读的那种诗歌，即莎士比亚的诗歌，并不必然就会提供遭到达尔文拒斥的自然神学中那种迎合人类需要的叙事。［我敢说，莎士比亚或许能在达尔文的发现（即在荒芜的热带岛屿上，寄生虫才是生命的开端）中找到诗意。］正如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常说的，这类叙事可能“对我的理论来说是致命的”。如果达尔文曾经强迫自己去读《李尔王》末尾的那一段——李尔（Lear）将死去的考狄利娅（Cordelia）抱在怀里，带着达尔文式的爱意看着她——那对他的理论，对他关于他女儿的想法，又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无法想象达尔文曾坚持读到这里，而且，读不下去的原因肯定不是这段文字让他觉得无聊。
哀号吧，哀号吧，哀号吧！啊！你们都是些石头一样的人。
要是我有了你们的那些舌头和眼睛，我要用我的眼泪和哭声
震撼穹苍。她是一去不回的了！
一个人死了还是活着，我是知道的。
她已经像泥土一样死去。借一面镜子给我。
要是她的气息还能够在镜面上呵起一层薄雾，
那么她还没有死。
这一根羽毛在动；她没有死！要是她还有活命，
那么我的一切悲哀都可以消释了。
然而安妮和考狄利娅都死了，一切悲伤都无可救赎。
此外还有很多无法承受的痛苦广泛传布于他所发现和描述的自然之中。达尔文不想在诗歌中正视这种痛苦，也不想在他永远无法放弃的研究之外去正视它。诗歌要想立足，要么给予自然一种他在研究中无法察觉的同情，要么为那些毫无意义、无可告慰的失落提供救赎和慰藉。当它触及这些失落，例如安妮之死，就会变得让人难以忍受。
达尔文过于具有诗人气质，所以他无法忍受诗歌抑或莎士比亚。他过于具有科学家气质，所以他无法相信，他能通过将自身或同类的情感需要强加于世界之上而使世界变得有意义。在《物种起源》中，他用拟人化的手法将自然选择比作一种有智慧的存在物：它具有比人类敏锐得多的感知力，而且对其所“关照”的个体无微不至。但是批评家们将“自然选择”看作一种实际上造成变异的主动力量，并将其人格化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物。面对这种压力，达尔文在后期的《物种起源》版本中变得更为谨慎，他消除了那种充满爱意、对其研究对象关怀备至的浪漫主义意象，而尽可能用最枯燥的语言来解释自然选择：“我所说的大自然，仅仅是指众多自然法则集合的行为和产物，而法则则是指我们所能确定的事件的序列。”23
理查兹已经提供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那些激励达尔文通过科学研究去理解自然运行机制的因素中，有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冲动将他推向了终极意义和仁慈意识。他偶尔试图要消除的那种隐喻，正好体现了他的科学中那种蓬勃的生气。但是在这个紧张不安的时刻，当他的职业生涯走向尾声时，他的语言开始看起来有点类似“算法”语言——这正是丹尼特对自然选择进程的描述。达尔文在使自然脱离他那些非凡的隐喻支持时，被迫正视安妮之死这一事件中的无意义性与不公正性。达尔文理论的早期版本中充满了隐喻，只有通过将“自然选择”从隐喻世界中移除出去，达尔文才能真正放弃诗歌，只有在这时，他才能与诗歌和平共处。在世界宏大的行动中，或许终究存在某种慰藉，然而真正的慰藉和悲伤的救赎（亦即安妮的复活）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极大的痛苦无法用虚假的欢笑来掩饰。
因此，使达尔文对莎士比亚感到厌恶的，当然不是科学本身。达尔文绝对不可能想过科学与文学是不相容的，他的职业生涯也揭示出了两种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科学之所以使文学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是因为科学已经深深地受到文学中伦理蕴含与情感特征的影响。
然而正如穆尔和德斯蒙德所强调的，达尔文被埋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而“将一位自由思想家接纳到大教堂中并非易事”（CharlesDarwin，666）。24达尔文对宗教的反感，正如他对诗歌的厌倦一样，是来自同一个来源：无论诗歌抑或宗教都不符合事实，它们为了美学抑或精神的快乐，依靠不真实的东西去逃避或否认生活中的痛苦，这是极其不道德的。达尔文希望热爱诗歌，就像他希望自己相信宗教一样，在公众面前，他的外在表现也确实始终是虔诚而正统的：他是道恩教堂真正的朋友。然而当他坦然面对自己的情感时，他始终无法想明白，从诗歌这样一种始终属于人类而富于想象，且不顾及他所寻求的事实、仅以其自身方式来讲述真相的模式中，如何能获得快乐？当他看到世界和他本人的生活受到残酷而无情的影响时，他也无法想象如何去产生宗教信念。他找不到出路。或许有人会说，达尔文之所以最终归属于大教堂，正是因为他对宗教和诗歌的拒斥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是以真理为名，并且是为了维护他最珍视的人类感情。
因此对达尔文来说，好的艺术必须避免与其本人科学研究中的意蕴产生共鸣。具有讽刺性的是，正是科学使他深切关注并充满感情地去接触自然界，尽管这个世界曾经给他个人带来沉重打击。在《自传》中承认莎士比亚令他厌恶的那一段里，达尔文指出，有一些文学作品是他所喜欢的，那就是他不必严肃地去看待的那些文学作品。他说道：
小说是想象力的产物，尽管层次不是很高，但多年来对我来说一直是一种绝妙的消遣和娱乐，我常常为所有的小说家祝福。我让人给我读过的小说数目惊人，只要其内容还算好，结局也不令人悲伤（对那些令人悲伤的结局，人们应当颁布一条规则，反对这样做），我全都很喜欢。依照我的品位来看，一篇小说只有包含某个能让人彻底喜爱的人物，才称得上一流，如果是个漂亮女人，那就更完美了。
唉，没有人对莎士比亚的著作颁布规则。想想考狄利娅之死吧，莎士比亚没有提供任何可逃避的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达尔文抛弃诗歌，不是因为诗歌允许人们逃避真相，而是因为诗歌在其自身的意义上过于真实。
科学，是对一个极其复杂的、“纠结的”、奇妙得超乎人类想象力的世界的彻底展示，它自身（与达尔文无法相信的小说一同）成为了达尔文世界中唯一真实的慰藉。在这种看待事物的视角中，存在着一种庄严壮丽。当达尔文计算着罐子里种子的数目、为蚯蚓弹奏钢琴并培育他在浸了盐水的鸟粪中所能找到的小生物时，特定细节中的奇妙之处给他带来了最大的乐趣。从这些或许是混乱的、甚至是肮脏的物质中，产生了崇高，产生了新的生命。5月13日，在安妮去世20天后，达尔文的儿子霍勒斯诞生了。这是达尔文式的全新的起源神话，它再现了弥尔顿的神话，但其中并没有一个救赎的上帝。安妮不会再回来了。达尔文沉浸在他的藤壶研究中，他从中找到的不是补偿和救赎，而是新的生命。25超越残酷与冷漠，超越安妮之死，世界之中确实存在新的生命。世界几乎具有无穷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样性，总而言之，充满了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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