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市的原因

一、成市的原因

（一）人地矛盾

绍兴是一“三山六水一分田”的“泽国”，其基本特点是大量人口集中聚居在狭窄的宜耕土地上，以致构成了该地区“人众地狭”、“民多田少”的格局。这一格局的最终形成，应与“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所引起的北人三次大南迁相关。过去，学术界往往将北人大南迁的原因归结为越文化的开放性，而且这种开放性源远流长，上可溯及越王勾践重用非越之土著范蠡、文仲、计倪等为谋臣之时。的确，这种开放性的文化特征极有利于吸纳人才，既为经济开发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资源，也传播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大发展。但北人大南迁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据载，早在东晋南朝时期，山阴县已出现了“土境褊狭，民多田少”⁽⁵⁾的现象，号称“民户三万，海内剧邑”。⁽⁶⁾会稽郡的人口也由原来的“户三万”上升至户52228，口348014，平均每户大约6．6口，⁽⁷⁾人地关系开始紧张，以致不得不“徙无资之家于余姚、鄞、鄮、三县界”，⁽⁸⁾以减轻当地的人口负荷。当然，这“完全是在外部因素的强刺激下出现的，而不是本区域全面、累计开发的逻辑产物”。⁽⁹⁾而至南宋初年，因为北人大量涌入，浙江成移民的中心，“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¹⁰⁾至于山阴、会稽，就连城内的寺院都成了临时寓所，根据嘉泰元年（1201）统计，绍兴府共有主客户273343户，计成丁人口334012人，老幼残废疾不成丁人口107072人，其中会稽县共有35406户，成丁人口41781人，不成丁人口14348人，山阴县共有36652户，成丁人口46227人，不成丁人口15767人，两县有12万人，⁽¹¹⁾较之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足足增加了1倍多。

针对日趋尖锐的人地矛盾，几个世纪以来，当地首先从农业系统内部作了许多尝试，诸如不断开发、垦殖土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即通过提高农业耕种技术和土地丰收的途径，大幅度增加亩产量和区域生产总量，使原有的土地可以容纳比原先多得多的人口。然而，长期安定的社会氛围所繁衍的人口，更加剧了人地矛盾，“江南寸土无闲，一羊一牧，一豕一圈，喂牛马之家，鬻刍豆而饲焉。……江南园地最贵。民间莳葱薤于盆盎之中，植竹木于宅舍之侧，在郊桑麻，在水菱藕，而利薮共争，谁能余隙地”。⁽¹²⁾徐渭在论明中叶会稽县的人地状况时说：

今按于籍口六万二千有奇，不丁不籍者奚啻三倍之。而一邑之田仅四十余万亩，富人往往累千至百十，等其类而分之，止须数千家而尽有四十余万之田矣。合计依田而食与依他业别产而食者，仅可令十万人不饥耳。此外则不沾寸土者，尚十余万人也。然即令不占于富，而井分之土亦不足矣，乌在其为不病于养哉？⁽¹³⁾

较徐渭稍晚一些的祁彪佳在论明末山阴县的人地状况时也说：

越中依山阻海，地窄民稠，即以山阴一县计之，田止六十二万余亩，民庶之稠何止一百二十四万。以二人食一亩之粟，虽甚丰登，亦止供半年之食，是以每藉外贩，方可卒岁。⁽¹⁴⁾

这一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到了清代更加突出。根据研究，绍兴的人口密度竟达每平方公里579．55口，居全国人口密度的第三位。⁽¹⁵⁾而这时仅通过垦殖土地去消弭人地之间的矛盾，已经陷入停滞状态，再难深入，因为土地拓展至此几乎接近尾声，根据明万历十三年（1585）统计的耕地数，当地的耕地结构是：田占58%，地占9%，其他荡、池、溇、塘、浜、沥、港占1%，山会平原的土地开发达到了极限，即所谓“水岸田畔，凡可资耕种者，几无一隙之存”。⁽¹⁶⁾

因地狭人稠带来的生计问题，严峻地摆在了每个绍兴人的面前，迫使他们千方百计寻求出路，所谓“地若不胜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¹⁷⁾徐光启从全国的角度，讲得更加明白：“南人太众，耕垦无田，仕进无路，则去而为末富、奸富者多矣。”⁽¹⁸⁾像前面刚刚提到的祁彪佳，就花了整整两卷的篇幅专门“杂议”救荒，并提出了一个饶有趣味的解决办法——“节食议”。他认为，绍兴一带的百姓平时没有什么储藏，大多三餐食饭，费米最多，既然现在粮食不足，就应该减三餐成两顿，改食饭为喝粥，这样，两天便可省却一日的开销。如果人人从我做起，从今做起，年年都这样节食的话，那么绍兴人就不必受天时地利的制约，也不必仰给外来的籴米了。当然，这只是祁彪佳的一厢情愿，荒唐透顶，滑稽可笑，大部分的绍兴人恐怕不会凭借少吃饭来节省粮食，必定另辟蹊径养家糊口。于是更乐意种植投入、效益明显高于粮食作物的经济作物，追求最合理化地使用有限的土地资源，而且，随着种植比重、区域的日渐扩大，形成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趋势，而相对于以粮食作物为主的传统经营方式，需要将更多的生产品投放市场，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如此一来，势必导致区域间商品交换的增加，从而造成市镇的兴起和发展。

安昌成市，正是在当地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之下，由农业生产专业化引起的商品交换不断增多的结果，如《安昌记》所载：“木棉之利，岁登数十万，而此数十万木棉，又必于市易粟与一切居处日用之资，则市有之懋迁有无，又不啻数十万。”⁽¹⁹⁾棉业专业化的全面展开，不仅使从业者所需的粮食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必须依赖市场，即使是棉业本身，包括棉花种植、收购、轧弹、纺纱、染织等主要环节也与市场密切相关，时时被商品经济所渗透，所有这些，是促使安昌成市的基本原因。

（二）钱江北移

前已述及，安昌濒钱塘江。这是一条著名的潮汐河流，王充《论衡·书虚篇》曰：“浙江、山阴江、上虞江皆有涛。”⁽²⁰⁾“浙江”即钱塘江，所说的“有涛”一语，说明了这是一条特殊的潮汐河流，“有涛”是指涌潮，一日二度的潮汐，侵入山会平原的北部，使之长期泛滥，一片沼泽。而钱塘江从杭州以东到尖山一段，历史上一直改道，江道摆动于南大门（在坎山、航坞山与赭山间）、中小门（在赭山与蜀山间）、北大门（在蜀山与海宁故治即今盐官镇间）之间。春秋以前的钱塘江江道，史籍缺乏记载。春秋吴越交战时期，江在南大门。⁽²¹⁾此后直至南宋前期，未见江道变化的记载，当以南大门为主要通道。

从历史记载中观察江道北移的动向，始于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所谓“海失故道，潮汐冲平野三十余里，至是侵县治”，潮水曾直薄绍兴对江的海宁城下。⁽²²⁾但江道北移只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南大门并未就此封闭，甚至在元代末叶依然．通无阻，因为至正四年（1344），山阴县沿江的白洋港，仍有大型船舶靠岸。明代

（清）高骧云：《安昌记》，载《中国方志丛书》538之《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第四册，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83年。

（汉）王充：《论衡》（四库本）卷四《书虚篇》。

《越绝书》卷八。

（元）脱脱等：《宋史》卷六一志第十四《五行一上》，中华书局，1985年，第1337页。初期出现江道屡次北移却又屡次南转的情形，海宁也随江道变迁屡修堤塘，但南大门仍未封闭。万历三年（1575），江道主流第一次转向北大门，“壬申、癸酉间，流尚细微，至乙亥六月廿三日，遂骤决而成大江”。⁽²³⁾而与此同时，山会平原以北，萧山、山阴两县交界处的瓜沥、九墩等处沙地，即发展了晒盐作业。⁽²⁴⁾这是对南大门涨沙进行利用的第一次记载。清雍正前后，钱塘江江道北移并最后稳定在北大门，南大门故道就逐渐淤积，成为一片沙地，而且向东不断扩展，形成三江口以西的所谓乾坤两号沙地，面积达40万亩以上，称作南沙。“今南塘迤北，涨沙数十百里，二山之间，久成平陆，即安昌北境白洋山外”。⁽²⁵⁾安昌以北白洋山外原浅海沼泽地，成大面积沙地，为植棉创造了一定条件。

棉花原种植于印度，由陆路与海路传入中国，宋代以后，才真正传入中原尤其是江南地区，并对江南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根据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棉花有草本、木本之分，木本棉称木棉，又称“攀枝花”、“吉贝”，产于岭南。江、浙、淮所栽木棉皆指草本棉，种出南番，宋时始入江南。棉花何时传入绍兴，有一定的争议，嘉泰《会稽志》谓：“白叠布自一种杜子美诗所谓光明白叠巾者也，晋令曰：士卒百工毋得服越叠，盖旧唯出于越，今无之。”⁽²⁶⁾《汉书》称棉制品为白叠，似乎绍兴早已有之。但宋以前的史书中，绍兴并无棉花种植的直接记载。而据可靠记载，北宋时，绍兴才开始零星植棉，陆游祖父陆佃在北宋时所写《鉴湖道中》即有“霜月满天清不寐，篷窗吟倚木棉裘”之句，陆游《天气作雪戏作》中也有“细纳兜罗袜，奇温吉贝裘”⁽²⁷⁾的描述，说明宋代绍兴已有棉花。但山阴、会稽植棉却较晚，直至万历《会稽县志》中，才第一次出现出产木棉的记载。⁽²⁸⁾由于棉花适宜生长于地势较高的涨沙之地，加上生产成本远远低于蚕丝织品，当安昌以北白洋山外涨沙不断扩大、绵延“数十百里”时，棉花很快便被引进种植，使之迅速发展成为绍兴主要的棉花种植区，产值大幅攀升，达每年数十万。会稽以北涨沙，同样以棉花为主要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几乎占全部涨沙的一半，年产量在清末约3500担。⁽²⁹⁾另一方面，棉花种植尤其是对棉花的深加工如纺纱、织布，更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清末，安昌厘局的捐税额，花、布捐年万有奇，货捐七千余，棉花和棉布两项税额，已超过全部货税，表明棉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成为当地支柱产业之一。⁽³⁰⁾

（三）水利建设

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代的水利建设，对安昌的勃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前人已作过一些考察，像高骧云在《安昌记》中，就有这么一段议论：

成化守戴公，营筑麻溪坝，截浦江上流，又建扁拖闸捍潮，濒海卤斥，渐成乐土……嘉靖守汤公，建应宿大闸于三江口，为越中溥利；万历守萧公，复以安昌等村洼下，添建山西闸济之。其明年郡志成，安昌市遂著于录。然则一市之肇兴，视乎全邑之水利；全邑之水利，又视乎阖郡之建置。⁽³¹⁾

在高骧云看来，安昌本名不见经传，之所以“肇兴”而成市，完全因戴琥、汤绍恩、萧良干三公所进行的水利建设。可谓言之有理。在这里，他分明已看到了水利建设对安昌成市所起的巨大作用。

1．麻溪坝的营筑

麻溪坝以及后叙扁拖闸的兴建，是西小江综合整治的两个重要环节。西小江亦称钱清江、西江，是浦阳江改道时期从临浦至三江口的习惯称谓，长72公里，流域面积1640平方公里。在历史上，浦阳江改道、借道西小江，其关键工程是于南宋初期筑起了碛堰。碛堰筑成，利弊得失，显而易见，以致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堵塞、开通，河道极不稳定，一直是山会平原的心腹大患。因此，麻溪坝、扁拖闸的兴建，是对浦阳江改道、借道西小江利弊得失因时因地的补救措施。

浦阳江改道西小江原有两口，一改道口在临浦，另一在临浦稍南。为了解决西小江带来的无穷灾患，明宣德中，在再开碛堰口、导浦阳江西北入钱塘江的同时，始筑临浦坝，以断浦阳江改道口。成化九年（1473），郡守戴琥对西小江采取了“上断下泄”的综合整治方案，在麻溪口营筑麻溪土坝，⁽³²⁾横亘南北，切断浦阳江的改道口，使水不能入内。工成之后，“山、会、萧三县江水无涓滴侵入”，⁽³³⁾消除了浦阳江改道对山会平原带来的祸患。但因麻溪坝将山阴天乐四都截出坝外，麻溪水失故道，使天乐四都3．7万亩良田“汪然巨浸”、“十年九荒”。⁽³⁴⁾为了缓解天乐水患，嘉靖年间又在坝外3里茅山西侧山口筑茅山闸，拒浦阳江潮洪，并泄麻溪之水，崇祯十六年（1643），刘宗周又提出三策，“上策莫如移坝，中策莫如改坝，下策莫如塞坝霪”，但遭到萧山的强烈反对，他退而求其次，提议重修茅山闸，暂时平息了纠纷。⁽³⁵⁾宣统三年（1911），天乐乡自治会呈报省咨议会，再次提议废坝，争议莫决。民国二年（1913）7月，大水连绵，毁坏良田，天乐48村民众忍无可忍，齐集坝下，一日之间将麻溪坝夷而废之，次年改坝成桥。⁽³⁶⁾这一长达400多年的历史公案方告结束。民国八年（1919），由王念祖编纂的《麻溪改坝为桥始末记》出版，收集有关文献，叙述个中恩怨，内容甚为翔实。

2．扁拖闸的兴建

同年，戴琥又治理西小江下游，在“山阴新灶、柘林各置一闸，以泄江南之水；又于扁拖、甲蓬各置一闸，以泄江北之水；又于萧山之龛山、山阴、近萧之新河各置一闸，以泄湘湖及麻溪之水”。⁽³⁷⁾六闸各自泄流，有效地分泄了山阴诸水，尤其是扁拖闸（亦称扁拖北闸），与正德六年（1511）山阴知县张焕所建五孔闸即扁拖南闸，共同分泄西小江南北之水，减轻了洪涝积水的威胁。⁽³⁸⁾

3．应宿闸的建设

嘉靖十四年（1535）汤绍恩出任绍兴知府后，即抓住排涝这个首要问题，选定在三江所城西，彩凤山与龙背山隔江对峙而石脉中联的古三江口，依坝建闸。嘉靖十五年始备料筑坝，动工建闸，于嘉靖十六年三月建成，历时不足9个月。全闸置大梭墩5座，小梭墩22座，总宽103．15米，28孔，以28星宿分别命名每孔，故名应宿闸（又因地处钱塘、曹娥、钱清3江汇流口，而名三江闸）。单孔净宽不等，在2．16—2．42米间，总净宽62．74米。闸底高程随岩面而异，在1．10—2．92米间。闸面高程6．63米，宽9．15米。孔高不一，深者5．14米，浅者3．40米。闸正常泄流量208立方米／秒，最大泄流量384立方米／秒。闸之启用，在闸上游三江所城外及府城佑圣观前河中各立碑石，碑面自上而下刻有“金、木、水、火、土”5字，以示水位高低。⁽³⁹⁾应宿闸建成后，又在闸两侧筑海塘400余丈，与原海塘连成一片，并配套建有平水闸、撞塘闸、清水闸等，与应宿闸形成东首北尾、互相呼应之势，以杀水势。

应宿闸及一系列配套塘闸工程的陆续建成，萧山、山阴、会稽海塘全线贯通，西小江从此纳入山会平原为内河，形成三江水系，工程具有的拒潮、蓄淡、排涝、制水、增田等功能凸现。就安昌而言，因解除了咸潮沿西小江逆上而致土地斥卤之害，使安昌、陶里、齐贤、马鞍、斗门一带咸碱沼泽地得以改造，获良田1．3万多亩，安昌从此成为平坦而富饶之地。

4．山西闸的添建

万历十四年（1586），绍兴知府萧良干在龟山建山西闸，高3丈，宽2丈，其目的是解安昌北境低洼积水，辅应宿闸之不及。因闸建于山西龟首下而得名。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因“霪雨浃旬，水患复作，阡陌沟塍，咸为洪波巨浸”，绍兴知府李铎捐俸修山西闸，增添两洞，“后三江而启，先三江而闭，佐应宿之成功，而劻助其不逮”，又置闸夫六名：山阴二，萧山四。从此“得永免于水灾，田禾累岁丰稔”。百姓为李铎的所作所为感动，“即于闸上建立长生祠，以致祝颂，报享之心”。同时请来乡贤朱阜撰《重建山西闸碑记》，勒石刻碑，永远传诵，使“后之贤者，毋废前人之功，以永为此邦之利，非吾越人之厚幸欤”！⁽⁴⁰⁾

（四）聚落演进

宁绍地区总体地势南高北低，自南向北由低山丘陵向山麓冲积扇和沿海逐渐逶迤过渡，且大致呈横向带状分布，南北宽仅几十公里，东西长达数百公里，这是多年来该地区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空间舞台，即人类生产和生活时期内基本不会改变的环境因素。在人类活动早期，尤其是农业生产尚处于刀耕火种的低级阶段，完全依赖这一自然环境。环境因素与当地的生产和生活有着最密切、最直接的关系。根据陈桥驿、颜越虎研究，在历史上，受环境因素的影响，绍兴地区形成了山地聚落、山麓冲积扇聚落、孤丘聚落、沿湖聚落、沿海聚落、平原聚落六类聚落，详见表21。⁽⁴¹⁾

表2—1　绍兴地区六类聚落

依表中内容进行分析，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一是聚落形成经历了由完全依赖自然环境到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演进。聚落最初形成于会稽山地，因为山地内自成小气候条件，资源丰富，土地平坦，可以刀耕火种，发展“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⁴²⁾的迁徙农业和狩猎业。此后，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山地聚落开始经山麓冲积扇向会稽山地以北浅海沼泽地推进，所谓“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⁴³⁾于是立足于逐水向阳避风的平缓坡地，围堤筑塘，聚咸蓄淡，垦殖土地，发展农业，陆续形成了大量的孤丘聚落。而整个山会平原水利建设深入、持久地进行，尤其是湖陂、海塘的兴建，使沿湖聚落、沿海聚落也相继形成。而且基于水利建设，土地垦殖加速进行，平原聚落大量出现，以致人口稠密，聚落鳞次栉比，明人记曰：“十树一村，五树一坞。”⁽⁴⁴⁾清人的描述更妙笔生花：“湖田日辟，屋庐坟墓日稠，千村万聚，一望如屯云。”⁽⁴⁵⁾在一定意义上，聚落“就是历史时期人们对各种不同的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的反应”。⁽⁴⁶⁾二是聚落形成经历了由山地聚落到平原聚落的演进。聚落形成的时间不尽相同，或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或在公元前6世纪末，或在春秋战国时期，或在两晋时期，且互相交叉，彼此存在，但随着土地垦殖的快速进行，聚落间的差异慢慢消失，殊途同归，尤其是沿湖聚落、沿海聚落多数演变成平原聚落。平原聚落形成最晚，但却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占所有聚落73．5%的份额，几乎接近前面5种聚落相加之和的3倍，平原聚落是不同聚落存在的最后形式，不仅数量多、分布广，而且人口众、经济强。三是大量聚落将向市镇演进。无论是先天条件相对较差的聚落如山地聚落，还是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而形成的聚落如平原聚落，或凭借交通区位，或利用湖海优势，或受益土地垦殖，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扩大，都有成为市镇的可能，不少至今犹存。

安昌经历了沿海聚落—平原聚落—市镇的演进。

如上所述，据后白洋村古文化遗址考古发掘，早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安昌已出现了沿海聚落，人类逐水而居，垦殖土地，发展农业，同时依托濒钱塘江的先天条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主要从事捕鱼、制盐等生产活动。明代以后，因钱塘江北移，原逐水而居、依江而存的很多聚落，为了靠近水源，获取资源，方便生产，不惜随江道位移，一而再、再而三地北迁，像该地的盛陵村，传说因赵构为感激渔家盛女救助之恩，赐封为妃，死后在白洋港口建造陵墓而得名，明成化前，系徐氏聚族而居的沿海小渔村，江道北移后，先北迁4里另立一村，即中盛陵，又北迁3里再立一村，即后盛陵。⁽⁴⁷⁾钱塘江江道稳定在北大门后，南大门淤积涨沙，安昌从此与海洋隔绝了关系，不再濒钱塘江，而变为一般的平原聚落。同时因涨沙之地适宜于植棉，棉花即被引进种植，棉花和其他商品的集散，促进了安昌的成市，使之成为山会平原市镇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