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互联网在杂志上的作用是什么？

第一节　互联网在“民主促进”中的作用：观点争鸣

作为信息革命的产物，互联网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类经济和生活方式，而且对人类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互联网在传播西方民主价值观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它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所起的作用如何？对此，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答案。在关于互联网民主功能的激烈争论中，形成了乐观论与怀疑论两派观点。前者认为互联网能够推动独裁或威权主义国家公民社团和公共领域的形成，为扩大政治参与提供了资源和机会，从而促进现有民主制度的完善或推动威权政体的民主转型。后者则认为互联网对民主（化）的价值并不是很大，甚至会带来负效应。大致来讲，乐观论者的观点如下：

1.难以控制

许多研究者认为，政府不可能像控制传统媒体（电视和报纸）那样控制互联网。在传统新闻制度中，控制了编辑部的几个把关人，就控制了整个报刊电视；而在网络时代，这种方式不再管用，因为互联网具有去中心化的属性，每个网民都是信息生产者。互联网最大的效果之一是其跨国界传播观念和产品的能力，它是全球化最有效的力量之一。从技术上讲，由于互联网当时的设计是能使美国经受住核打击，因而它在防止审查方面非常有效。互联网上的信息在离开发送者时被分解成分散的信息“包”（packets）、跨多种电信线路的传输，以及只在接收者的电脑上重组的事实，意味着对像政府那样的局外人来说，既要在传播途中拦截它们，又要不破坏这样一种技术带来的诸多好处，这是不可能的，亦即互联网导致了克兹（Kedzie）所描述的“独裁者困境”，即执政党和信息技术之间存在一种零和博弈^[1]。那些希望尝试拦截信息的专制或威权政府要么对可能的传输线路施加相当大的限制，要么持续和严密地监视接收者。上述任何一种方式都将导致正常通信速度的非常缓慢。由于威权国家普遍把互联网视为发展经济、扩大政治影响的关键要素，它们不会过分遏制互联网，这是因为任何遏制政策不仅会妨碍外商投资，也会阻碍该技术的充分应用。^[2]即使威权政府试图在国内封杀被认为有害的信息，但在国外建立能够继续接收和重播的通讯设施非常容易。^[3]

2.推动专制和威权政体的转型

在一些西方人士看来，正是因为互联网难以控制，因此它成了终结专制、威权政体的重要技术。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极权统治依赖的是对信息和力量的垄断，然而，传真机、电话和其他现代化通讯工具的广泛应用却让过多的信息传到了铁幕的另一边”。柏林墙的倒塌拆除了地缘政治的屏障，而“Windows系统和IBM个人电脑则消除了另外一种重要的障碍，使得每一个人可以处理、写作、掌握和传播比以往多得多的信息”。^[4]斯多尼尔（Stonier）在1985年预言随着苏联变得越来越依赖微电子来促进经济增长，互联网技术的这一变化将越来越对苏联构成一种严峻的挑战。^[5]以下是美国五角大楼的一位高级官员1995年在《滚石》杂志上的一段关于互联网对威权政体影响的评论：

“互联网是审查者的最大挑战，是专制暴君的噩梦……，在伊拉克、伊朗及其他国家，那里的人民在自由地与世界各地的人民进行交流。”他接着说：“互联网对于威权政体来说显然是一种重要的长期战略威胁，因为威权政体不能有效地抵制互联网信息的传播。外部世界的信息通过互联网传入威权主义国家，它将与被威权主义政府提供的扭曲的信息版本发生冲突，从而侵蚀了威权政府地位的可信性，并滋生不稳定。生活在这些威权政府里的人们与居住在自由世界里的人们通过电子邮件的‘私人’接触，也有助于对彼此更准确的了解，这进一步破坏了威权控制。关于人权侵犯和其他形式压制的信息将越来越多地由外部世界通过互联网传递，从而有助于动员代表被压制群体的外部政治力量。”^[6]

3.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

互联网是形成公民社会的强大助力，许多研究“第三波”民主的文献都将公民社会视为推动民主化，尤其是解释东欧剧变和改进现有民主制度功能的一个独立变量。研究者认为，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通过提供新的公民参与机制促进了公民社会发展；而公民社会通过提供交往和互动所必需的社会基础——公民和公民群体，反过来推动着互联网发展。互联网上的那些虚拟社区、博客圈、QQ群，在本质上跟公民社团没什么两样。公民社会的形成、发展和壮大使政治制度的民主绩效得以实现。在哈贝马斯之后，许多研究者开始强调公共领域以及多元、自主公民社会的产生。这种公民社会将形成一种有助于现代民主克服形式主义缺陷，并将自身嵌入公民政治意识和日常社会时间的社会结构。^[7]

4.打破官方信息垄断

信息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其参与政治生活之所需。在托布曼（Taubman）看来，互联网的一些关键特征的确能够侵蚀威权国家的合法性。而且互联网上获取信息的简便性和多样性，以及每个使用者都易掌握的通信能力，能够削弱威权政体赖以统治的基础。互联网去中心化的本质也使国家难以对它进行控制。^[8]

5.推动制度变革

互联网不仅允许公民接触新信息，也让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政治表达。在互联网时代，公民能够面向全世界公众发表批评政府的观点，抗议政府行为，这不仅给威权国家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也促使政府更加负责。互联网使政府重视网络舆论，这反过来鼓励了公民参与，拓宽了政府信息来源，使行政过程更具回应性。^[9]

6.营造公共空间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实践是当代民主社会体制的重要基石。是市民辩论、协商、达成一致并采取行动的场所。不少研究者认为，互联网为公共领域的复兴提供了可能。互联网公开性高，参与者较少受阶级及社会身份限制，且允许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密切接触，有利于实现公开、自由和平等地参与讨论。互联网的最大特点是互动，聊天室、网络讨论版、BBS、MSN社群等提供了一个网民自由交流、讨论、结社、信息共享的公共领域。语言的非专业化能使发言者的表达被完整理解，发言的匿名性能使讨论充分展开。英国学者约翰·基恩（John Keane）甚至认为，过去基于民族国家的“公共领域”概念应当加以摒弃，因为信息技术终结了电视和收音机占主导的局面，网络交往突破了民族国家疆域的限制。相反，公共生活存在于那些相互联系的公共领域，比如说互联网。借助互联网这一跨国传播工具，追求相同目标的个人和社会组织能加强彼此联系和共享信息，并确定自我政治空间。^[10]

然而，怀疑论者对“互联网促进民主转型”持谨慎甚至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互联网促进威权政体的民主转型是一种“技术决定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虽然会带来少量的个人自由和政治进步，但更可能出现的局面则是威权统治的巩固以及民族主义的扩张。怀疑论者的证据大致可归纳如下：

1.互联网的政治影响能被有效控制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专制、威权政府在利用互联网的商业功能的同时，能够采取多种手段有效控制其在政治上的负面影响^[11]。例如2009年4月，奥地利信息技术网站Futurezone的编辑最早报道了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公司向伊朗出售设备的消息。伊朗政府看起来采用了一种常被称为“深度包检测”（DPI）的技术，这种技术使有关部门不仅可以阻断通信，还能监测通信来搜集个人信息，此外，还可以出于制造假情报的目的对通信进行修改。“深度包检测”涉及将设备嵌入网络数据流中，包括从电子邮件、互联网电话，到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网站上的图片和消息等各种数据流。人权组织批评有关公司向伊朗和其他专制政府出售此类设备的行为，因为从伊朗当前的危机来看，这些设备会被用于镇压不同政见。^[12]

2.互联网并非民主化的唯一变量

批评者认为，互联网不是民主化过程唯一的决定因素。研究互联网的政治功能，必须考虑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威权政府并非互联网的对立面，它也能够利用这一新技术增加自身透明度和责任性，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加强自己的统治。^[13]此外，“信息鸿沟”的存在减少了“电子民主”的可能性。^[14]随着互联网用户的日渐增多，它还可能加剧现有的社会冲突。^[15]总之，互联网确实为公民政治表达提供全新手段，但它本身不构成民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相反，政治愿景和社会目标更重要，互联网只是实现这些愿景的工具而已，只有在其使用者愿致力于建立和维护民主时，互联网才会发挥民主功能。

3.网民行为不支持互联网的民主价值

批评者认为，尽管异议群体和政治活动家视互联网如战场，但普通网民更愿将互联网用于日常生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尝试过去避开政府的网络封锁。对后者而言，他们更关心生活质量的改善而非体制的转型。因此，即便其拥有日渐增多的信息自由，也不会冒险去反对政府^[16]。由于网民主要由小部分中产阶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构成，这些人虽然关心政治，但他们不会挑战现存制度，因为这样做他们会失去很多。

4.商业属性消解互联网政治效果

一些研究者认为，互联网的商业属性会压倒其匿名性和便利性特点。莱斯基（Lessig）指出，互联网的基础结构允许虚拟自由，但其对身份和安全确认的要求（主要出于商业利益考虑）会限制网民匿名使用这一技术。^[17]阿特金斯（Atkins）认为，网络媒体也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它们为了在新兴市场占得一席份额，会选择屈从威权国家的压力，抑止敏感信息的传播。^[18]

5.网上讨论存在诸多缺陷

网络论坛不能作为政治商谈的典型，因为其中的发言缺少参与、反省和审慎。对议题的讨论缺乏深度，部分网民仅仅满足于转帖和看帖，很少参与评论。^[19]BBS和聊天室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所有互联网功能中最具民主价值的，相反网络论坛充斥着偶遇性的交谈，很少涉及严肃的政治或民主讨论。以注册和其他形式出现的各种控制，是造成网上讨论远离政治性话题的主因；而当偶然出现政治讨论时，人身攻击又阻碍了其进一步深入。^[20]不仅如此，一些研究者甚至指出互联网常被用来推动民族主义，而非民主。^[21]警告互联网可能成为官方和民间民族主义扩张的工具。

除了上述乐观论者和怀疑论者的观点外，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并非预先注定，而是取决于人们对民主概念的清晰的界定及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背景。克鲁威（Kluver）指出“互联网是否促进了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民主的界定。如果不弄清民主的含义，很难说互联网到底是离民主越来越近还是渐行渐远。^[22]伯纳杰（Banerjee）则认为，要理解互联网在亚洲的作用，应将其置于该地区的政治和媒体情境中。许多亚洲国家把媒体看作一种增强国家认同和团结的工具，新闻被视为一种社会资源，媒体附属于政府。为了优先满足其发展方面的任务，亚洲国家对媒体往往采取一种控制主义策略。^[23]巴伯（Barber）也认为，民主能够存在和发展不是依赖于技术的品质与特征，而是取决于制度的品质和公民的特点。^[24]只有在其倡导者和使用者愿致力于建立和维护民主时，互联网才会发挥民主功能。

上述关于互联网的民主功能的激烈争论反映了学界对于互联网与民主（化）之间复杂关系的认识，也为本书分析美国网络公司在民主化中的作用提供了认知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