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美国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两位教授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撰写的《第二次机器革命：数字化技术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经济与社会》一书，刚开始并没有引起我的浓厚兴趣。
因为这类对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进行总结反思与趋势研究的书籍，在今天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已经成为经典名著的就包括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等。
关于新工业革命的提法，也有诸如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描述互联网与新能源的结合，安德森的《创客：新工业革命》描述互联网和制造业的融合，乃至《工业4.0——即将来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4.0：最后一次工业革命》这样一些描述德国工业4.0计划的畅销书籍。
但是，当我仔细阅读完这本书以后，却感觉这本书对我们极有价值。因为这是一本从“机器”角度切入来谈新工业革命的书。所以，该书对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这些流行概念着墨不多，重点是放在对无人驾驶汽车、超级计算机、机器人、自动化设备这些“新机器”的深入剖析上。
也正是这样的剖析，使得它对我们韵升这样一家“立足新材料、新能源和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致力于发展节能高效的绿色与数字化产品”的公司，而且本身就已涉足机器人、智能装备研发领域的企业来说就显得更有价值。
以机器人（robot）为例，“robot”这个词在1921年才正式成为英语词汇，“机器人学三法则”是艾萨克·阿西莫夫在1942年提出的。
著名的“莫拉维克悖论”——“高层次的推理几乎不需要计算，但低层次的感觉运动技能则需要大量的计算”也是莫拉维克等人在1980年正式提出的。
上述概念在其他书籍中几乎是没有涉及的，但这样的概念对我们韵升的业务发展却有着极具价值的帮助。
该书提到“机器人市场爆发的节点马上就要到来了”，但这需要机器人研发有一种新的思路转移，那就是把重心放在如何打破“莫拉维克悖论”上，而非一哄而起、大干快上。
正如该书所说，我们正站在一个重大转折点上，我们以前只有在科幻小说里才能看到的技术已经变成了现实。这就是作者定义的“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第一次机器革命时代，是用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技术去延续肌肉力量；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则是用计算机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去延续金属的力量。
如果说第一次机器革命（也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用机器生产去革工业的命的话，那么第二次机器革命则是用数字技术去革机器的命。
这是一场业已发生的革命，对于我们韵升这样一个生产“机器”的公司来说，务必要主动地去拥抱这样一场革命。
这场新革命具有指数化、数字化和组合化三大特征。
简单说来，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技术将持续以令人吃惊的指数级速度增长，这种能量将在完美的数字化世界里不断地被复制，而组合式创新将从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指数化是说技术进步将以摩尔定律的方式出现，这就意味着，低工资这种传统的增长方式根本无法抵抗摩尔定律，“机器换人”成为制造业在新时代的主题。
机器人正在帮助美国回归制造业，而我国政府已正式提出“中国制造2025”这一国家战略，重心同样是要推进智能制造，推动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如果说指数化让机器变得更“智”的话，数字化则让机器变得更“软”，软件将比硬件更有价值。
“信息是天价的生产，廉价的复制”，软件一旦开发成功，由于根本不需要库存，复制也完全无成本，可以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竞争优势和经济效益。这正是我们需要汲取的数字的力量。
组合式创新对我们这样一个追求创新的企业来说，同样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
我们要认识到：创新所做的真正工作并不是提出什么大的和新鲜的事物，而是把已经存在的事物重组起来；而且我们对实现创造和发明的相关领域的知识和能力的主要进展了解得越深入，这种重组就显得越有意义。
组合式创新或者说重组式创新，就是把那些已经存在的技术，用一种新的方式或者在新的领域去实现。这就是该书引用的《技术的本质》一书中的观点：“创造某个东西，就是去之前存在这个东西的地方发现它”，所以，“创新基本就是一个重组的过程，是一种新组合的创造过程”。
由哈佛商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突破是怎样发生的：公司创新的惊人真相》一书中，作者哈格顿教授同样极为推崇这样的创新方式。
哈格顿教授指出，所谓“重组式创新”就是“把老的创意变成新创意，让其从一个环境转换到另一个环境”。为此，他还举出很多例子说明这个过程，比如马可·波罗把面条从中国带到了意大利，亨利·福特把肉类包装厂的生产线的技术应用到他的汽车组装线上。甚至那些十分深奥和专业的技术，如聚合连锁反应，都根植于原有的很多技术实践。
《第二次机器革命》一书还指出：“最重要的创新是商业生产模式和组织架构的变革——这种变革使新技术的出现成为可能。”
“创新”一词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熊彼特在发明这个词的时候，就明确指出，创新应该涵盖五个方面的活动，分别是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
然而，在实践中，人们往往将创新狭隘理解为技术创新，而本书明确地指出，在这场新的工业革命中，组织创新比技术创新更重要，因为只有首先进行组织创新，技术创新才有实现的可能。
因为归根到底，虽然我们是对机器做出创新，但这一切最终还是需要人来实现。所以，如何把人与机器有机结合起来，才是这场革命能否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就像作者在书中引用今天最为著名的互联网思想家凯文·凯利的话：“你未来的收益水平取决于你在多大程度上能与机器完美地配合工作”。
今年还有一本特别流行的商业书籍，是硅谷创投教父彼得·蒂尔与人合著的《从0到1》，书中有一章《人类和机器》，也专门探讨这个问题。结论同样是：“沃森、深蓝这些超级计算机虽然很酷，但未来最有价值的公司肯定不是靠机器单独解决问题，而是关注机器如何才能帮助人类解决问题”，“人类与机器的互补不仅是宏观事实，而且是创立伟大事业的途径”。
综上所述，我们面对着这样一场以“指数级的增长”“数字化的进步”和“组合式的创新”为三大基本特征构成的“第二次机器革命”，正如《21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吴伯凡所言：“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而赢得比较优势的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可能会陷入相对的劣势之中，个人和国家获取竞争优势的唯一途径，是如何以‘四两拨千斤’的太极手法赢得竞争——做只有人能做的事、干机器自叹力不胜任的活。这是这个‘美丽新世界’里国家、企业、个人竞争战略的基点。”
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必须采用新的战略，去努力创造更大的成功。这是一个赢家通吃的时代，我们只能做第一，不能做第二——因为人们只会记住第一，不会关心谁是第二。
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做行业领袖”这一企业愿景，并以这样的愿景来激发所有干部员工的创造力，去创造新的机器、新的技术、新的机制乃至新的组织。
这正如《第二次机器革命》一书的最后一节所言：“如果第一次机器革命时代帮助打开了封锁在重塑物理世界的化学键中的能量之源，那么，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真正的前景就是，它将帮助打开人类的创造之源。我们的成功将不仅依靠我们的技术选择，甚至还要依靠新组织和新机制的共同创造。”
不过，这段话还不是该书的最后结尾部分。作者在最后部分这样写道：“正像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可做之事一样，我们所珍视的‘价值’将不可避免地变得极其重要。在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我们需要更深刻地思考我们真正需要什么，我们珍视的价值是什么，不论作为个人还是社会。”
掩卷之后，我想，这也许是该书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思考。
（201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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