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回忆录和文献中发现历史

从美国学者对自己中国学研究道路的总结和反思中去研究他们走过的道路，是我们对美国中国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捷径。但实际上，我们还有更多别的路径，去寻找他们的反思轨迹。美国人的有些回顾和反思，并不是在上述那些专篇论著中表述出来，而是深寓于相关的撰述中，包括回忆录与相关文献档案。这是我们研究中值得重视的又一问题，也是研究中应该注意到的一个方法问题。

有一些研究者，在世时并没有留下很多的思考和材料，但他们的后人和后来的研究者根据文献和资料，整理出了一些重要专著，这就为我们了解美国中国学史的相关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条件。

像这样的个人传记和研究传记有很多。比较早的有《卫三畏生平及书信》，这是卫三畏的儿子卫斐烈（Frederick Wells Williams）写的，引用了他父亲生前与裨治文等中国学家以及家人的大量书信资料，全书对于了解这段时期美国中国学的成就与卫三畏这样一位重要汉学家有重要文献意义。类似这样的著作还有威廉森（G.R.Williamson）的《雅裨理回忆录》（1848）、裨治文夫人的《裨治文的生平与事业》（1864）、史蒂文斯（George B.Stevens）的《伯驾的生平、书信与日记》（1896）等。关于早期传教士和中国学研究的相关传记，今人雷孜智（Michael C.Lazich）还写过一本《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这也是了解早期美国中国学的一个不错成果。^[23]这是一篇博士论文，为完成这一研究，作者曾花很大精力去查阅裨治文致美部会、《圣经》协会以及诸多亲戚朋友的大量书信，奔走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等多个图书馆和档案馆。像这样的精心研究著作还有如汉学家柔克义的传记等，这些集中了丰富史料的研究，成为了解和研究早期美国中国学的重要力作。

有些著作，并没有在美国本土出版，但因为主编者的用心安排，倒也成为了解美国中国学的重要文献。《萧公权学记》^[24]是纪念萧公权110岁冥诞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粹，主编是汪荣祖、黄俊杰教授。两位都是萧公权的学生，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博士。萧公权弟子很多成为了汉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们的怀念文章，真情流露，溢于言表，对其老师的贡献有详细描述与评价，成为了解萧公权和这段时期美国中国学的难得史料。

有一类回忆录不是后人整理的，而是当事人自己写的，希望为后人留下重要历史记忆和史料。这样的回忆录和专著更有针对性，往往涉及美国中国学史上诸多重要问题，包括学术争论和学术理念讨论等。传主试图通过对自己学术生涯的回顾和反思，揭示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进程与特点。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研究。1966年出版于纽约的韦慕庭（Clarence M.Wilbur）的个人自传就是这样的一本著作，题目是《我生活中的中国：一个历史学家的自传》^[25]。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重要中国学家，希望自己的回忆能反映美国中国学的基本轨迹。全书内容详尽，相关照片和图片资料也很多，可以发掘很多重要历史信息和问题。

这方面费正清做得尤其好。他很早就开始考虑存留资料和对相关问题进行总结。《费正清自传》是他自己撰写的，1982年在美国出版。^[26]这是他对自己一生近50年中国学研究生涯的回忆。凡所经历的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重大事件，他都有回顾，像区域研究的推进过程、麦卡锡主义事件、东亚研究中心成立、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成立等。这本传记的“前言”写道：“在过去的50年中，我一直试图了解中国。随着有关中国的知识面的日益扩大，我也渐渐感到我对于她的无知面也在变得越来越大。尽管疑窦百出，来不及解答，但试图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努力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而与此同时，也要求我们更好地了解自身。”^[27]“前言”还写道：“恰如历史学家们所坚认的，在他们所撰写的历史中，不可避免地也都存在着他们自身所作出的贡献。这种想法使我觉得，我应该写写自己，而且我也希望这样做。”^[28]他说，希望这本传记“能提供一些有益的看法”，我们日渐感到“有必要获得一切我们所能获得的知识和情报”^[29]。他的目的应该是达到了。当然，费正清是特殊人物，他在世时还支持了关于他个人传记的撰写，这就是由保罗·埃文斯（Paul M.Evans）撰著的《费正清看中国》（John King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1988）^[30]。费正清确实是全力支持了他，作者被允许查阅费正清家中和办公室的全部私人文稿，包括藏于档案馆的专业论文，所有的书信、报告、剪报、照片加起来多达25万件。作者称：“我打算呈现出最接近他的职业含义的内容，并试图探究在价值观、经验与环境之中的一些相互联系，这种环境不仅形成了费正清对现代中国的认识，而且也形成了他渴望领导的那个较为广泛的领域。”^[31]《费正清看中国》的成就，在于通过对费正清一生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到他那个时代的美国中国学的全过程。

华裔学者方面，也有一些很重要的著作，如何炳棣自己撰写的《读史阅世六十年》^[32]，其中有一半以上篇幅即“海外篇”介绍了他在美国的学术生涯，他在美国中国学界的交往，以及一些在美国中国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的酝酿和形成过程。他在《读史阅世六十年》序言中写道：“本书主旨是把本人一生，在国内、在海外，每一阶段的学思历程都原原本本、坦诚无忌、不亢不卑地忆述出来，而且还不时作些严肃的自我检讨”，他说，“唯有如此做法，此书才可望成为学术史及教育史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的著作。”^[33]他十分清晰地描述了自己撰写这本回忆录的目的。黄仁宇的《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34]也有相当部分涉及美国中国学的问题，如与费正清、芮沃寿、傅路德等中国学家的交往、美国的中国学教育和研究，以及他本人的历史观演变等诸多问题。

在美国中国学进程中，华裔学者的贡献是巨大的，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学发展的重要推进者。华裔学者对自己经历的整理和回忆，应该是了解这段时期中国学进程的十分重要的史料，是美国本土学者的回忆所难以取代的。

除了回忆录，还有一种资料也是我们要十分关注的，就是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专著和论文选辑。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这也是了解美国中国学进程的重要史料。梁禾主编的魏斐德的《讲述中国历史》^[35]，就是很典型的一部。这是作者去世后，魏的遗孀根据丈夫生前意愿所编撰的一部文选。梁禾介绍说：“文集选入的文章出版跨度达40年之久，这40年对于中国，是一个世上少有的天翻地覆社会巨变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历史研究史上，仅从关闭到逐渐开放档案文献这一点，其变化就非常惊人。”她说：“先生著述的前部分，是在中国未向外开放，中美没有外交关系，外国人很少能接触到档案史料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到了后期，情况则大有改善。所以，先生40年著述本身，也是海外中国史学的一个缩影。”^[36]这里所说的海外中国史学的“缩影”，就点出了这部文献的重要史料价值。这部著作还集中了多位中国学家对魏斐德贡献的评点，恰到好处地再现了文选的价值。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hmuel N.Eisenstadt）写道：“在中国研究领域取得成就的基础上，魏斐德实证地指出了该领域存在的误解与盲点。通过分析关键问题、潮流与事件，他远远地超越了前人的学术成就，将中国史学研究引领到了一个新高度，并在比较史学与世界史学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37]史景迁则评论说：魏斐德的明清研究论文，集中了他“三十三年的思考和写作之精华”，“给人对于魏斐德的想象、分析和叙述能力以全面的认识”。^[38]周锡瑞写道：“伟大历史学家的论述，超越了研究史料的本身——我们可以从本文集的其他部分读到这类学术论述，”他说，“大师水平使他们能通晓自己领域的发展史，同时保持对社会科学相关的理论发展的认识，并须成为跨越政治和文化分野的学者”，“他把某一区域的相关研究和社会科学知识融合起来，并不断寻求同大陆与台湾地区、美国学者的相互切磋。这也是他运用多学科知识交叉的方法治学的明证”。^[39]这些来自不同研究方向的专家、不同角度的阐述，充分肯定论文集所体现的魏斐德治学思想、方法和特点，肯定这本著作所能反映的美国中国学的经历。

诚然，有更多的学者，在自己的研究进程中，就不断地进行自己学术研究论文的收集和整理，希望健在时就能充分发表，留存自己的研究成果、经验和体会，这也成为我们应该关注的一类重要文献。这里要特别提到芝加哥大学图书馆钱存训先生的《中美书缘》^[40]一书，是这一类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这本书出版于1998年，收录作者自撰论文12篇，附录5篇，还刊印多幅美国有关中国藏书的图书馆及其相关汉学家照片，收录各大图书馆有关中文藏书的数据和图表。作者在前言中写道，这本书不仅是一些史实的记录和报道，也有部分个人的经历和观感，他强调近年来西方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对非西方文化的学习与了解，中国文化是其中重要一环。关于这本书的文献价值，许倬云在书的序言中说道，钱存训在美国学术界卓有建树，也培养和启迪了不少后起之秀，“这本书正是钱先生在美国从事图书馆事业和教研工作的实录，也是中美文化交流由涓涓细流汇为滔滔江河的见证”。^[41]其实，他自己的《许倬云谈话录》^[42]中有多篇文字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具有了解美国中国学的文献价值。

2003年，华裔学者黄宗智主编的《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也属于这一类型的文集。论文集有两个专题：“中国近现代史中的理论与实践”与“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这是20世纪90年代两次学术会议的论文集粹。^[43]收录有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周锡瑞、魏斐德、罗威廉、玛丽·兰金（Mary B.Rankin，又译冉玫铄）和黄宗智等多位学者的文章，涉及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研究、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历史叙述方法等多个问题的探讨，反映了当时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前沿观点和学术理论。像这类探讨性质的学术论文集，在美国中国学反思类文章中占有很高比例。

历史的发展是丰富的、多元的，研究表明，仅仅从文献中寻找历史的原样是不够的。现今的历史学家也越来越注意从民间传说、口述资料、田野考古等多元的途径寻找资料，尽可能多途径、完美描绘历史进程的原貌。同样，对海外中国学史的研究也面临这样的问题。诚然，一些重要学者对中国学的历史有详细的回忆和描述，包括有重大的研究成果，但仅仅依靠这些材料还不够。回顾和总结总会是多线条的，专家回忆录、诸类档案文献集都会存有大量史料。网罗天地，不放过每一个学术信息，了解形形色色的反思和总结就十分重要。这是我们做这一专题研究时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从回忆录和文献中发现历史”——我们的问题意识、方法路径应有所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