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模糊到生动：历史文献记载中的仲雍形象
江南吴文化的创立，与周族首领太王古公亶父的两个儿子泰伯和仲雍密切相关。仲雍，历史上记载是吴国第二代君主，又称虞仲、吴仲、孰哉，古公的次子。历史文化名城常熟，因仲雍的墓葬在虞山东麓而出名。泰伯和仲雍是兄弟，而且泰伯是长子，所以史书记载他们两人的事迹时是放在一起的，这样造成了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泰伯的身上，对泰伯的生平和泰伯至德精神的内涵和实质的研究比较深刻，而专门研究仲雍的文章却很少，对仲雍的生平和仲雍对吴文化的贡献缺少有系统的探讨。本文尝试对文献记载中的仲雍生平脉络进行梳理，力图从中看出仲雍对江南吴文化的贡献和影响。
一、先秦文献中的仲雍
现存史料中，最早记载古公亶父几个儿子的应该是《诗经》。
在《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皇矣》中，提到了太伯和王季：“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汉代郑玄注解该诗道：“作，为也，天为邦，谓兴周国也。作配，谓为生明君也。是乃自太伯、王季时则然矣。太伯让于王季而文王起。”该诗中提到了泰伯和王季，提到了两人的关系十分和谐。南宋朱熹对王季和泰伯的关系加以解释，认为：“于是既作之邦，又与之贤君以嗣其业，盖自基初生大伯、王季之时而已定矣。于是大伯见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适吴不反。……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则王季疑于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无待于勉强。”(1)清李锴《尚史》卷63说：“大伯仲雍逃之荆蛮，季历不让，重大命也。诗人咏之曰：‘因心则友，则友其兄。’是未尝以攘兄而挤之为疑也。”显然最早的资料谈到了古公的两个儿子，其中泰伯对周族开拓疆土是立下了功劳的，王季对长兄极其友善，用朱熹的话说王季接受了王位，当然一定要表示出友善的样子。不过这首最早提到太伯兄弟的诗中并没有谈到仲雍。
关于仲雍的记载，是从《左传》开始的，该书中共有两条资料谈到了仲雍。
《左传》僖公五年记载，虢国大夫宫子奇说：“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用。”大伯即太伯、泰伯，大王就是古公。这里他的意思是说，泰伯、虞仲都是太王古公的儿子，泰伯不从父命，未能继承王位。晋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注解说：“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从父命，俱让适吴。仲雍支子，别封西吴。”(2)这里的虞仲，不少学者认为就是仲雍。按这一句的解释，我们知道泰伯、仲雍都是太王古公的儿子，他们没有听从父命，把国家让给了季历而自己跑到吴地去了。宫子奇说这话的时候，距商末周初已过了四五百年，泰伯、虞仲的故事应该是人们代代相传下来的。
哀公七年，“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大宰嚭曰：‘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子贡这里的回答谈到了春秋时人们对太伯和仲雍事迹的描绘：太伯是穿戴整齐，用周礼治理刚建立的吴国。太伯死后，继位的仲雍改变治国的方式，不再单纯用礼致化，而是入乡随俗，效仿吴地风气，断发文身。杜预解释说：“大伯周大王之长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让其弟季历，俱适荆蛮，遂有民众。大伯卒无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礼致化，故效吴俗，言其权时制宜，以辟灾害，非以为礼也，端委礼衣也。”杜预认为仲雍是将礼与当地风俗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传统来。因此，这里我们特别应该看到仲雍将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结合起来对以后吴文化形成的作用。
今本《竹书纪年》卷下详细记载了仲雍三兄弟事情的原委，原来是古公认为季历的儿子昌有天命，所以想把皇位传给他，而仲雍和太伯这两个哥哥为了成全父亲，也为了不影响季历的即位，来到了江南，最后至死也没有回到北方：“太王曰：‘吾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季历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适越，终身不返，弟仲雍从之，故季历为嗣及昌。昌为西伯，作邑于丰。”古公明白地表示昌可以使周的事业发扬光大，在这种情况下，太伯和仲雍遂让出位置，离开岐周来到南方。
先秦时代的《逸周书》在《世俘解》中也云：“王不格服，格于庙，秉语治庶国，籥人九终，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这里记载的意思是武王克商后，把太伯、虞仲、伯邑考与大王、季历、文王的神主一起祭祀，向他们报告了殷人的罪孽，说明太伯、虞仲、伯邑考，都曾经有做国君的可能，所以武王把他们与大王、季历、文王同时祭祀。
至春秋时期，孔子对仲雍兄弟有十分肯定的评论。《论语·微子篇》中谈到逸民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等七人，他评价说：“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他认为虞仲能逃世隐居，行为廉洁，抛弃权术。后代有人对孔子的话提出疑问，仲雍兄弟是两人一起逃到南方的，为何孔子只提仲雍是“逸民”而不提太伯？他们推测这里的虞仲不是仲雍，而是另有其人。笔者认为《论语》中孔子对太伯有专门的评价，他可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考量兄弟两人在历史上的功绩，所以谈虞仲时不谈泰伯，谈泰伯处不谈虞仲。
《论语·泰伯》中孔子对泰伯有最高的评价：“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认为泰伯是多次让王位，所以他的行为已达到“至德”的高度。也许在孔子心目中，泰伯是放弃了王位的继承权，所以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就是道德的最高境界“至德”，而仲雍只是跟随了泰伯隐居到南方，他与王位关系不是很大，最多只是放弃了继承王位的一点可能性，但他终身不后悔在南方落后地区生活，所以是著名的“逸民”，也是了不起的(3)。
附带一提，《穆天子传》对泰伯让王位也有所记载：“赤乌氏之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这段话中说太王古公亶父统治着西土的周王国，而封他的大儿子太伯到东吴去，给了他财宝和管理的权力。《穆天子传》中的一些记载不少学者认为不可靠，一些人认为是汉代以后人作，但也有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如吴浩坤先生认为：“按：《穆传》与《纪年》等同出汲冢，是战国时的作品当无疑问。”(4)为便于比较分析，我们姑且将这条资料附列于此。不过这条资料没有谈到仲雍。
从上述先秦各书来看，对仲雍的记载没有系统性，除《竹书纪年》外，大多是别人口里谈到的仲雍，并不是直接的史家记载，但已大致可以看出他的生平事迹。其一，仲雍是古公的儿子，由于其父认为另一儿子季历之子昌有迹象表明有王命，所以他让大儿子泰伯让出王位。泰伯主动让出王位后，带了仲雍来到南方，而且终身没有再回到北方。让出王位具有高尚的道德，所以孔子称为至德；而仲雍尽管没有让出王位的举动，但为了不拂父意，让季历继承王位不再有任何障碍，仲雍也隐居到了南方，得到了孔子的好评。其二，在建立吴国后，泰伯将古公治理周族的礼法搬到了江南，而仲雍用入乡随俗的办法，改变了治理的方式，对吴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应该发挥了出更大的作用。当然他可能并没有放弃太伯用周礼治吴国的办法，而只是调整了治国的方式。
二、西汉文献中的仲雍
西汉以后，史书记述的仲雍生平开始变得丰满起来。目前能够查到主要有三种西汉文献记载了仲雍的事迹，其中《史记》的记载比较系统，是后代了解仲雍的最主要史书。
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对仲雍和泰伯弟兄的记载虽不是很长，但对我们了解发生在商末周初王位变更的历史有着较大的帮助：“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司马迁的记载比先秦的文献增加了不少内容，在论述上与以前的文献也有所不同。（1）太伯和仲雍、季历是太伯的三个儿子。尽管司马迁没有记载这几个儿子在家里的排行，但从伯、仲、季这些古代用字的习惯中我们可以大体推测清楚。（2）太伯和仲雍为了让出王位，“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他们是不想接王位，所以用文身断发这荆蛮的习俗表示自己不再回来了，这与《左传》的“太伯端委，仲雍断发”有较大的不同，这一点历来就有人提出异议。（3）到了荆蛮后，有千余家当地人归顺了他们，所以他们建立了勾吴国。太伯没有儿子，死后将王位传给了仲雍。（4）仲雍接吴国王位后，将王位代代相传。到他的玄孙周章时，周武王派人来到吴国，最后举行了册封，并且将周章弟弟虞仲封到了北方。（5）从这些事情中可以看出，太伯和仲雍从一开始就是逃到了吴地，并且后来也没有再回到北方。
《史记·周本纪》和《吴太伯世家》的记载有不少相互交错的地方，但各有侧重，对仲雍的家庭和让王位事件也有详细记载：“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与《吴太伯世家》不同的是，这里明确指出了太伯是古公的长子，虞仲是次子。太伯有位老婆叫太姜，是季历的母亲，一位贤妇人。季历娶了同样是贤妇人的太任，生了儿子昌，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让出王位的事情，两处记载基本上是相同的。
与以前的记载相比，《史记》的记载可谓十分完备。司马迁新增了对古公家庭的介绍，使太伯、仲雍礼让王位的原委更加清晰。古公早早看到了昌的身上有圣瑞，昌就是后来也被孔子称为“至德”的周文王，这就说明了太伯兄弟王位让对了人，让得极其准确，让得十分有意义。而让出王位的太伯和仲雍两人在南方十分成功，他们得到了当地人的拥护，建立了勾吴国，而且王位代代传接脉络十分清晰。显然，司马迁的记述对此前的文献加以了完善和补充，使得史实更加清晰，使得仲雍的生平史料更加详实。
先秦文献中比较简略的史料，到了司马迁这里为什么忽然变得丰满起来，他是否有事实依据？的确有一些学者对司马迁的记载是带着怀疑的神态，不过笔者认为司马迁的记载基本是可信的，因为司马迁编《史记》时，可资利用的材料十分丰富。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说他“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金德建先生于196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司马迁所见书考》一书中曾作过统计，《史记》征引的文献资料至少在一百种以上。司马迁是博采群籍，“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并利用了政府石室金匮所藏档案及周游天下所耳闻目睹的实地调查资料而编成了《史记》，因而他的记载应该说是可信有据的。
几乎与司马迁同时期的相传是景帝时常山太傅韩婴所作的《韩诗外传》，也提到了仲雍。该书卷10较详尽地记载了太伯、仲雍让位的过程：“大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历。历有子曰昌。太伯知大王贤昌而欲季为后也，太伯去之吴。大王将死，谓曰：‘我死，汝往让两兄，彼即不来，汝有义而安。’大王薨，季之吴告伯、仲，伯、仲从季而归。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让。伯谓仲曰：‘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让，何以处之？’仲曰：‘刑有所谓矣，要于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养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独见，王季独知。伯见父志，季知父心。故大王、太伯、王季，可谓见始知终而能承志矣。’《诗》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此之谓也。太伯反吴，吴以为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灭。”这段描述与《史记》相比增加了不少新内容。一是太伯、仲雍知道太王心思后到了吴地，但大王却在临死前让季历到吴地去找两个哥哥，让位于太伯和仲雍，如果两人不回岐山，季历就可以自己即位，这样可以“有义而安”，道理上讲得过去，又能心安理得。从这段记载来看，太王的个人态度是十分偏向季历。二是太王死后，季历到吴地找到了两位哥哥，太伯和仲雍兄弟知道父亲死的消息，于是便跟随季历回岐山操办丧事，极尽孝道。三是丧事办毕后，有“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让”等情节，似乎以前是太伯让位，现在季历也是在推让。四是在立季历的过程中，仲雍说出的一通话最后让季历接了王位。仲雍认为刑有一个要义，就是要扶助弱小低微的，现在季历年纪最小，就推他接王位吧。上述这些新内容不但在史实上和《史记》不一样，而且描写上出现了人物较为详细的对话和内心矛盾，使仲雍的形象变得生动起来。
这些详细的描写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怀疑，仲雍兄弟俩到了吴地后，季历能否想找就找得到他们？仲雍兄弟俩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不可能两次入吴，第一次的“去之吴”有人认为不可能是很远的江南，而是离周原不远的西吴(5)。
西汉后期刘向的《列女传》是专门记录西汉以前杰出女性的著作，在卷1《周室三母》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吕氏之女，太王娶以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贞顺率导，靡有过失。太王谋事迁徙，必与太美。君子谓太姜广于德教。”这段话对《史记》有了补充，因为《史记》只说太姜是季历的母亲，现在这里说三个儿子都是太姜生的。以往有学者根据《史记》认为太姜是古公的嫡妻，生了季历，而太伯和仲雍不是嫡妻生的，周朝的王位是立嫡制，所以太伯和仲雍虽是长但不是嫡妻生的，所以没有资格登上王位。这里我们根据《列女传》，可以明确看到当时不存在太伯和仲雍没有资格登王位的情况，三人都是太姜生的，所以太伯和仲雍的让位更可值得后人的敬重。
结合西汉这几部记录仲雍的文献来看，对仲雍父母兄弟之间关系的记载已是十分详细；对仲雍与太伯奔吴的记载虽有不同，但因果原委更加深入；对王位的推让过程也有详细叙述，仲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十分突出。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有可能或多或少加入了作者主观臆想创造的成分，但他们在描绘仲雍这一重要人物时基本的内容还是有史实依据的，他们资料丰腴的描述使仲雍这个人物更加活龙活现。
三、东汉文献中的仲雍
仲雍这一人物角色的形象丰满是在东汉。这一时期记录其生平的文献多了起来，在描述上主要是对前代文献进行增补，与仲雍相关的史事在记载上更为具体。
西汉前期班固在《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对仲雍和泰伯让王位建立吴国有一段简单的论述：“周太王亶父兴岐梁之地，长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圣子昌，大王欲传国焉。大伯、仲雍辞行采药，遂奔荆蛮。公季嗣位，至昌为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称曰：‘大伯，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大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大伯卒，仲雍立，至曾孙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值得注意的是，班固记载仲雍兄弟两人奔荆蛮时用了一个借口，是为了采摘药材，这在西汉及以前的记载中是从没有的。班固的记载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他增加的内容，是力图想把泰伯和仲雍南奔的原因说得更为合理。
东汉初年，赵晔编了一本专门记载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历史的书《吴越春秋》。此书约编于公元80年之后，汉章帝朝的后期(6)，应该多少是受到《汉书》等书的影响。在这本书中，关于吴国的起源自然是追溯到泰伯和仲雍。书中的记载，不仅与《史记》能互为印证，且更具体详细。卷1《吴太伯传》云：“古公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吴仲，少曰季历。季历娶妻大任氏，生子昌。昌有圣瑞，古公知昌圣，欲传国以及昌。曰：‘兴王业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历。太伯、仲雍望风知指，曰：‘历者，适也。’知古公欲以国及昌。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为勾吴。吴人或问：‘何像而为勾吴？’太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勾吴，非其方乎？’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有余家，共立以为勾吴。数年之间，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将卒，令季历让国于太伯，而三让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让。’于是季历莅政……太子发立……天下已安，乃称王，追谥古公为大王，追封太伯于吴。太伯祖卒，葬于梅里平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简子叔达，达子周章。”
这段描写远比《史记》和《汉书》等书要来得详细，与《竹书纪年》中的记载也有不同。其中增加的内容有这样几处：一是仲雍兄弟俩理解了父意“望风知指”后有一句对话，“历者，适也”，认为父亲的选择是对的。二是古公生病后兄弟俩认为他的寿命差不多了，于是找了个借口，以替父采药为名到了衡山，然后再到荆蛮之地。这个借口显然是来自《汉书》或同时期其他的史书。三是与《竹书纪年》的记述相差不多地说兄弟俩在父亲死后回家办了丧事，不过增加了两人回到南方后就建立了吴国，自号勾吴。有人问他：“凭什么称为勾吴呢？”泰伯说：“我排行老大应该继承君位，却没有儿子能继承我的位子，看来应该受封的是吴仲，所以我把自己的住地称为勾吴，这不是比较合适的比喻啊。”讲清了“勾吴”这一概念的真实来源。四是泰伯兄弟俩之所以能得到人们的尊敬和拥护，与他们建立的勾吴发展较快有关。同时期北方周代商，战争不断，而南方的吴国却建立起了庞大的城市，依托城墙的保护，农业生产得到保障。显然，这里更加突出了仲雍和泰伯两人不但人品端正风格较高，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在南方建立了吴国，发展了农业，修筑了城市，为南方的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就现有资料而言，这是关于仲雍最为系统详细的记载。
同时期还有一些文献谈到了泰伯和仲雍的让位事迹。如同样也是编于汉章帝时期王充的《论衡》就有多处涉及。《初禀》云：“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历。季历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圣瑞见矣。故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于是太伯知之，乃辞之吴，文身断发，以让王季。文王受命，谓此时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见之早也。此犹为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充在这里主要是强调王季的儿子昌很小的时候就受命于天，因此泰伯和仲雍只能不争王位。《谴告》中虽没有专门谈到仲雍，却也是提出太伯是以采药为名以避王季的，之后迁于吴立国：“且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为历。历者，适也。太伯觉悟，之吴、越采药，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而复字之季，太伯岂觉悟以避之哉？”这里的“历者，适也”和到吴越的采药，我们可以看到与《吴越春秋》上的记载是特别的相像。如果说这段话《论衡》不是来自于《吴越春秋》，那么也可以说它与《吴越春秋》是采用了同一来源的材料。又《四讳》云：“昔太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太王薨，太伯还，王季辟主，太伯再让。王季不听，三让，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权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为主之义也。是谓祭祀不可，非谓柩当葬，身不送也。”《史记》说太伯“文身断发，示不可用”，这里王充进行了深入阐述，认为太伯因为断发了，就说自己是“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这通话只是出于王充的笔下。
此外如王符《潜夫论》卷9也云：“太伯君吴，端垂衣裳，以治周礼。仲雍嗣立，断发文身，倮以为饰。”他将《左传》的“端委以治周礼”，解释成“端垂衣裳，以治周礼”，似乎更符合东汉人的看法。
大体而言，至东汉，关于仲雍生平的描写已达到一个高峰，人们在不断地发掘和提炼仲雍和泰伯资料的过程中渐渐地对两位圣人加以美化起来，细节描写越来越多，人物的心理活动十分丰富，个性越来越生动，对话越来越详细，这为我们认识仲雍带来了十分有益的一面。总体来看，关于仲雍的基本事实东汉的文献都是认同的，所以主体的部分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在细节上却更加充实，使一个本该远去的人物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受人敬重，人物形象越来越丰满。
四、六朝以后文献中的仲雍
仲雍的形象至东汉时基本定型，仲雍奔吴和建立吴国的事实已经十分清晰。之后史学家在描述仲雍时基本和前代一致，材料上没有新的突破。六朝以后，史家大都热衷于研究仲雍生平的一些具体问题，探索对仲雍精神的领会和理解。
1．仲雍与虞仲
汉代以前的史书上，谈到仲雍的时候往往又谈到虞仲。《左传》哀公七年称“仲雍嗣之”，僖公五年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里称古公的次子叫虞仲，在《吴太伯世家》里却又称是仲雍。《汉书》中班固说古公的儿子叫仲雍，但紧接着引了《论语》里孔子对虞仲的评价，显然他认为这两个人其实就是一个人。再如史游《急就章》卷2云：“又周太伯之弟仲雍号曰虞仲，嗣太伯之后。”认为仲雍的号是虞仲。问题是，从《史记》开始，就记录了周章的弟弟也叫虞仲，被周武王封在北方的虞。不少人感到不太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所以有人就提出疑问：这两个虞仲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仲雍就是虞仲？
汉代以后，对仲雍是否就是虞仲，学界始终有着不同的看法，而且是越到后来分歧越大。
晋杜预《春秋释例》卷9说：“虞国姬姓，周太王之子、太伯之弟仲雍是为虞仲，嗣太伯之后，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孙以为虞仲之后，处中国为西吴，后世谓之虞国公。（僖公）五年晋灭之。”这里他明确说了仲雍就是虞仲，与几代后的虞仲不是同一个人。
唐代司马贞为《史记》作索隐，就不能无视这个问题了，他是完全站在司马迁的立场上认为仲雍就是虞仲，并寻找了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两人都会叫虞仲的：“《左传》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则虞仲是太王之子必也。又《论语》称‘虞仲、夷逸，隐居放言’，是仲雍称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称虞仲者，盖周章之弟字仲，始封于虞，故曰虞仲。则仲雍本字仲，而为吴之始祖，故后代亦称虞仲，所以祖与孙同号也。”同时代的颜师古为《汉书·地理志》作注，也是认为“虞仲即仲雍也”。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10谈到虞国时认为是“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孙以为虞仲之后”，实际上是承认了两个虞仲的存在。显然，唐代不少学者认为仲雍就是虞仲，与周章弟虞仲不是同一人。
宋代一般还是认为仲雍就是虞仲，与封于北方的虞仲是不同的。如路泌《路史》卷18认为：“泰姜生泰伯、仲雍、季历……伯卒仲继，剪发文身，裸以为俗，是谓孰哉、虞仲。武王封其曾孙仲于夏虚为西吴，亦曰虞仲。”魏了翁《春秋左传要义》卷8也云：“仲雍是为虞仲，嗣泰伯之后，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孙以为虞仲之后，处中国为西吴。”然而一些文人想想这种说法毕竟是有些不妥当，遂试图解决仲雍、南方虞仲和北方虞仲三者之间的关系。范成大对这个问题提出了看法，他说：“周章弟亦称虞，当是周章弟名仲，初封于虞，号曰虞仲。在太伯弟仲雍，又称虞仲者，当是周章弟封于虞，仲雍是其始祖，后代人以国配仲，故又号始祖为虞仲。”(7)这种看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但宋朝也有人认为仲雍不是虞仲。如南宋林仁杰认为司马迁和班固在整理史料的时候出了问题，他们是将仲雍和虞仲当作了一人，将两个有不同史实的人混在一起论说。他认为仲雍是太伯之子，继承了吴国的王位，而虞仲一为太伯弟，一为周章弟(8)。不过史书明确说太伯是没有儿子的，因此这一说法实在很难为人们接受。
明清以后，考据之风盛行，大家对仲雍和虞仲的关系讨论热烈起来，但认为仲雍不是虞仲的说法渐渐占了上风。如顾炎武《日知录》卷7云：“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按此则仲雍为吴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孙也……《论语》‘逸民：虞仲夷逸’，《左传》‘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谓仲雍为虞仲，是祖孙同号。且仲雍君吴，不当言虞，古吴虞二字多通用。窃疑二书所称虞仲，并是吴仲之误。又考《吴越春秋》太伯曰其当有封者吴仲也，则仲雍之称吴仲，固有征矣。”他认为仲雍不应是虞仲，虞、吴两字相通，可能是《论语》、《左传》将吴当成了虞。清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卷7认为孔子《论语》里谈到的虞仲“即仲雍之孙，不指仲雍。然而亦曰‘太王之昭者’，此犹鲁公封于鲁，周公未尝封鲁也……班孟坚误解太王之昭一语，遂于《地理志》太伯仲雍之荆蛮下引《论语》泰伯至德及虞仲夷逸以为虞仲，即仲雍而后之作系谱者、注《左传》者，直注曰‘仲雍一名虞仲’，则岂有继君勾吴自有国号称吴仲雍者而反名虞仲，则岂有未封虞之前预右后之必封虞，或不知封虞而暗合之名之曰虞仲，此皆不通之至者也”。所以他认为说虞仲就是仲雍，实在是问题出在汉代班固等人身上。为了说清仲雍不一定就是虞仲，上述两人要么怀疑先秦著作出了问题，要么认为是汉代著作出了问题。
阎若璩是清代考据学发轫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考据辨伪是他最拿手的活。在《四书释地》续卷中对仲雍和虞仲为一人表现出了较大的怀疑：“孔子亦尝推太伯至德矣，及其诠次逸民，则登夷齐兄弟于首，而太伯独不得援引此例与仲雍并列，其义安在？以时代考之，仲雍前夷齐且百年，《论语》序事之体亦不当先夷齐而仲雍，此又可疑者也。仲雍虽翦发文身以顺荆蛮之俗，固俨然继世有土之君矣。”认为孔子说的虞仲根本不是太伯的弟弟仲雍。
清朝也有学者认为当时有两虞仲的，不过声音很小。张尚瑗《三传折诸》卷5说：“吴仲者，虞仲也，而周章之弟复号虞仲，是前后两虞仲矣。”按他推断，仲雍就是虞仲，与后来的那个虞仲不是同一人。
照笔者看来，既然先秦和汉代最早记录仲雍的书都认为仲雍就是虞仲，我们还是姑且从之。或许古书的记载上存在着不太准确的可能，但如果没有明确的资料，说仲雍不是虞仲多少显得证据不足。事实上自东汉以后，关于仲雍生平的新资料基本不再出现。自宋朝以后，学术研究上渐渐出现了疑古辨伪的学风，特别是到了清朝，考据之风盛行，怀疑不是同一人的做法也是正常的，但毕竟是没有足够的理由能推翻仲雍就是虞仲的看法。
2．仲雍的德行和精神
了解仲雍的生平，不断地对仲雍的生活加以详细探述，历代学者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搞清仲雍在历史上的作用，弄明白他在奔吴和建立吴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便后人能从仲雍的道德境界中得到启发，从而发扬仲雍的精神。今天仲雍墓的石坊柱上镌有一副楹联，为清代官员程光炬题并书，上联是“一时逊国难为弟”，下联为“千载名山还属虞”。这里他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仲雍让人称道的主要是让国，二是他的这种美德千年以后留给了虞山，传给了后人。那么历代学者提出对仲雍要学习的是什么？
魏晋以后，不少人认为仲雍和泰伯一样具有谦和揖让的德行，这是后人应该学习的。陆机诗曰：“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太伯导仁风，仲雍扬其波。”陆机认为礼让之仁风是从泰伯开始的，但仲雍是“扬其波”，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继承和发扬了。也许，泰伯之风如果没有仲雍的广大，早就销声匿迹了。《艺文类聚》卷21引梁陆云《太伯碑》云：“脱屣岐周，克让之风斯举，端委杨越，衣冠之俗载成。重以仲雍扬波，延陵蹈节，民习敦厚，俗怀忠信，忧深思远，千载遗风。”从太伯开始的谦让之风到仲雍时期的发扬光大，必将成为千载遗风，流传影响后人。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与陆机如同一辙：“太伯让天下，仲雍扬波涛。清风荡万古，迹与星辰高。”(9)太伯让人称赞的是顾全大局让出了天下，而仲雍是建立吴国发扬了这种精神。他们两人都将被历史永远铭记，作出的贡献与日月星辰一样高高在上。
南宋叶梦得《春秋考》卷4云：“故周之有国，泰伯不自有而推之仲雍，仲雍不自有而推之季历。”泰伯和仲雍机会来临时让出了皇位，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谦让，但并不仅仅是让出了个人的王位这么简单，而应该从他们让出了整个天下着眼，他们是为天下着想才南来奔吴的，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
明清以后不少人还是继续发挥这种看法。明代常熟诗人周彦翼云：“贤哉虞仲氏，让国来荆蛮。断发文其身，之死不复还。”他用“贤”来评价仲雍“让”的道德，来怀念他开发南方的功绩。
人们称赞仲雍的另一个方面是他顺应南方风俗，及时地作了变革，使南北文化相互融合相互适应，从而创造出了崭新的吴地文化。当仲雍与泰伯兄弟俩来到南方以后能与土著居民打成一片，入乡随俗，断发文身，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与当地民众一起并耕而食，深受当地土著居民的欢迎。《宋书》卷21有宋武帝的《善哉行》诗：“古公亶甫，积德垂仁，思弘一道，哲王于豳。太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断发文身。”按宋武帝的意思，断发文身以后，王德之仁就代代相传了下来。清朱鹤龄《读左日钞》卷12云：“太伯端委、仲雍断发者，太伯初往未为彼君，故服其本服自治周礼，及仲雍民归既多，既为彼君，宜从彼俗。《曲礼》云‘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是也。”朱氏解释太伯最初是为了自己的父亲到吴地的，他承认父亲是周王，所以不能改变服饰，仍以周礼治理吴地。到了仲雍，投靠过来的老百姓越来越多，既然做了他们的国君，就应该顺应他们的风俗习惯，而不能想着去改变他们的风俗来适应自己。
三是也有人称赞仲雍隐居是独善其身。颜师古《汉书注》说仲雍是“隐居而不言，故其身清洁，所废中于权道”。简而言之，朝廷中的事不再顾问，自己隐居到南方来了，洁身自好，对权道之术不再关心。南宋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34云：“朱子曰：逸，遗也。逸民者，无位之称。虞仲，即仲雍，与太伯同窜荆蛮者。”又说：“仲雍居吴，断发文身，裸以为饰，隐居独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废，合乎道之权。”这里他主要是就《论语》对仲雍的评价来阐发的。显然，从仲雍个人的人品而言，仲雍是个修为较高的人。
五、余 论
本文分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对文献上记载的仲雍进行了分析。可以从中看到，仲雍让国奔吴的事实在历史上肯定是存在的，古代这么多文献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可以相互参证，就连孔子也谈到了太伯和虞仲，因此我们对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怀疑的。其次，文献记载也告诉了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录仲雍的生平资料越来越详细，内中免不了有当时的学者凭空创造的成分，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各种文献关于仲雍的基本史实都是有根有据的，所以他们述说的事迹我们还是可以参考和引用。最后，六朝以后文献关于仲雍的记载主要是一些具体的问题，这其实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仲雍这个令人尊敬的历史人物，从而认识他高尚的举动和带给后人享用不尽的思想遗产。因此，文献对仲雍的记载，可以使我们对仲雍的认识从模糊到清晰，从陌生到熟悉，再到令人肃然起敬。
（本文原发表于《江南文化新探》，《江南风》杂志社2009年版）
【注释】
(1)朱熹：《诗集传》卷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12，《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3)元朝朱公迁在《四书通旨》卷3中对孔子的不同评价解释说：“愚谓泰伯、仲雍俱是以天下让，而夫子称之有轻重不同。盖泰伯乃太王长子，确然当有国者，而见几明决，用意忠厚。当其挟仲雍俱逃之时，仲雍未必能及此，只从其兄所为耳。况仲不去，太王亦岂舍季历乎？”应该说朱公迁的分析是十分有道理的。
(4)吴浩坤：《“太伯奔吴说”不宜轻易否定》，《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4期。
(5)如叶文宪先生在《从“吴”到“勾吴”——太伯仲雍奔吴的文字学考察》（《铁道师院学报》1999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太伯、仲雍奔吴后不久就回国奔丧，之后再次出走奔入荆蛮，不再返回。商周之际通讯、交通远不如今天之通达便捷，若以为太伯、仲雍一次便从关中奔到江南，并能千里迢迢往返自如，实在难以想象。太伯、仲雍首次所奔之地当为周原以西距离不远的西吴，并因兼领当地吴人而得“吴”之名，再次所奔之地才是江南荆蛮所居之地，因为太伯、仲雍是举族南迁，所以就把“吴”的地名也带到了江南，并成为姬姓吴人的始祖。
(6)梁宗华：《论〈吴越春秋〉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7)《吴郡志》卷48《考证》。
(8)《两汉刊误补遗》卷5《仲雍虞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李太白文集校注》卷8《叙旧赠江阳宰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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