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军攻占巴黔中的种种情况都是庄蹻西征的时间至少长达年

二十三、庄蹻之谜

前面的种种情景或状况，都是青铜铸像表达的内容，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滇国青铜器上没有出现任何文字，因此，有的铸像内容颇费猜测，有的铸像存在不同的解读。

前面说过，滇国存在的年代是我国春秋至西汉时期，此时，中原内地的文字自甲骨文算起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商代后期青铜器上已经出现大量的钟鼎文和铭文。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篆文，但因各诸侯国不相统一而形成“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情况，大体上秦国用大篆，六国用“六国古文”。六国古文也是一种“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文字，形成了通行的小篆。汉代演变为隶书。

晋城庄蹻塑像

在这个进程中，由于滇国的社会进程还处于氏族部落阶段，缺乏文字产生的动力和文化背景，加之山川的阻隔造成与中原内地交往不多，没有文字势在必然。然而，关于文字，滇国时期的一件重大事件却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这就是庄蹻王滇。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长期以来，许多人一直认为，庄蹻及其大军进入滇池地区，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方式，促进了滇池地区及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功不可没。今天的晋城，被认做滇国王都所在地，矗立着庄蹻的巨大塑像，纪念这位开拓云南边疆的伟人。

不过，这位为滇国“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方式，促进了滇池地区及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开拓者，却意外的没有带来文字这一文明的利器。

楚威王在位的时间是公元前339年至公元前329年，属于战国中期。此时的文字已经相当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即所谓“鸟篆”。仅以滕壬生先生所编撰之《楚系简帛文字编》而论，其定稿统计共收入字头2228个，总计字形19250文。既然庄蹻出身王室，是楚庄王的后代，不可能不通文墨，何况他的数万大军中其幕僚军师之辈，也不会是文盲。那么，他们留在滇池地区，虽然“变服，从其俗”，但毕竟是“以其众王滇”，不可能完全抛弃文字这一文明的利器。而他们统治的滇国，居然没有任何文字材料留下，令人匪夷所思。

联系到相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分析，或许，庄蹻入滇之事，纯属子虚乌有。

司马迁《史记》的另一篇文章《秦本纪》中，记载昭襄王“二十七年……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这里所记秦军攻占巴、黔中是在公元前280年。这就是庄蹻大军无法归报楚国而留在滇池地区的原因。而此时的楚王已经是楚顷襄王（公元前298年至公元前263年在位）。如果庄蹻受楚威王（公元前339年至公元前329年在位）派遣，那么，庄蹻西征的时间竟然至少长达40～50年。这似乎是不可想象之事。

本来，如果只是庄蹻西征的时间记载错误，更正也就罢了。然而，以后的文献中，关于“庄蹻王滇”的记载却大相径庭，出入很大。

其一：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周之季世，楚顷襄王遣将军庄蹻泝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植牂柯，系船於是。且兰既克，夜郎又降，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反，遂留王滇池。

这里，楚威王改成了楚顷襄王，也就是说，时间推迟了30～50年左右，这样的改动，时间与秦军攻占巴、黔中的公元前280年相符。然而，庄蹻西进路线由“循江（长江）上”变为“从沅水”。也就是说，庄蹻的军队并没有沿长江进入四川，而是经过湖南的沅水进攻贵州。

其二：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基本采用了常璩的观点，但庄蹻的名字却变成了庄豪。他说：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

其三：有学者又提出：按《史记》、《资治通鉴》等典籍书的记载分析：楚国自怀王以来，国势日衰，以致在同秦国以及齐、韩、魏等中原诸国的战争中连连大败，损兵折将，失地辱国，连楚怀王也客死秦国。到楚顷襄王时，甚至连国都郢也被秦军攻占，祖先的陵墓也被秦军焚毁，这个昔日的南方大国至此已是疲弱不堪、苟延残喘。从常理来看，当时的楚国遭遇如此困境，是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再派重兵去远征西南边地的。

因此，南北朝时，郦道元作《水经注》，就避而不谈“庄蹻王滇”事。北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也不提“庄蹻王滇”。可见两人对此事均持怀疑态度。唐代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更明确指出司马迁“庄蹻王滇”的说法是错误的。

问题还不仅仅于此。

关于庄蹻其人的身世，古代文献也有不同说法。

据《荀子·议兵篇》载：“然而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蹻起，楚分而为三四。”《商君书·弱民》也言：“唐蔑死于垂涉，庄蹻发于内，楚分为五。”《韩非子·喻老》则说：“庄蹻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乱也。”《吕氏春秋·介立》也提到“庄蹻之暴郢也”。从以上四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庄蹻不但不是受命于楚王的将军，相反，庄蹻却是专门和楚国统治者作对的叛军领袖。而且，叛军规模浩大，声势夺人，曾搅得楚国四分五裂，一片混乱，甚至还打到了楚国的国都郢（今湖北江陵）。

上述几部典籍中关于庄蹻其人的记载应当是真实可信的。首先，这些典籍的成书年代都早于《史记》的成书年代，而且荀子、韩非子、吕不韦、贾谊等人生活的年代有的与庄蹻同时，有的接近庄蹻，因此他们在记述庄蹻其人时，不大可能信口妄言。

不过，太史公毕竟是太史公，一向严谨的他对庄蹻王滇之说虽然时间有误，但不至于毫无依据吧？于是，围绕庄蹻其人以及他是否王滇、如何王滇，当代学者孜孜不息地为太史公的说法求证，形成了不同的说法。归纳各家之说，有代表性的有下述两种。

其一，庄蹻受楚王之命率领东地兵进行西征说。

庄蹻为战国时期的越人，在楚国时期曾经历了一个先“将”后“盗”、“盗”后又“将”的过程。

公元前300年，齐、秦联盟，准备进攻楚国。为离间齐秦联盟，楚国暗派使者赴齐，答应割让楚国的东地六城给齐国。唯恐齐国不信，楚王派太子入齐作为人质。尽管齐秦联盟不成，秦国举一国之力，仍把楚国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楚将景缺战死，楚怀王被秦拘留。楚王被拘，国内局势险恶，急于回国的楚太子与齐国草签了割让楚国东地六城给齐的协议，才归国登基，是为顷襄王。

当时的东地，即被楚国灭掉的吴、越领土。东地驻有土著军队30余万，首领为庄蹻。庄蹻对楚国当权者将家乡割让于齐的做法十分愤怒，于是率众起义，背叛楚国，据地自治，由“将”变“盗”。

过了23年，即公元前276年，庄蹻率领东地兵接受顷襄王收编招安，从“盗”又成为楚国将军。其后，庄蹻受楚王之命率领东地兵进行了西征。就是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说的“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其后，庄蹻至滇池，完成了“王滇”大业。

其二，庄蹻率失败的农民起义军领袖转移说。

有人认为，庄蹻并非战国末期的楚国将军，而是当时楚国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其率众入滇也不是受楚王所派遣。而是后来在统治者的四面围剿之下，终因寡不敌众，只好率领起义军沿着长江向楚国统治力量薄弱的西南方向转移，在突破楚军的重围之后，到达了滇池地区，并征服了附近的土著部落，最后在滇池一带拥兵自立为王。

这两种观点虽然细节上不同，但都支持了司马迁的“庄蹻王滇”之说。

不过，随着滇国古墓葬的大量发掘，一个崭新的观点震撼了学术界。

《中国国家地理》2004年第2期所载杨帆的《古滇最后的青铜王国》一文中肯定地说：

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考古学材料支持庄蹻进入滇池地区的说法。理由很简单，庄蹻入滇和濮人入滇不同。濮人虽受过楚文化影响，但不等于就是楚人，所以濮人间接地传播了部分楚文化因素。而庄蹻是楚人，他的军队也是由楚人构成。尽管史载他们“变服从俗”了，但这样一支大军的进入不可能对滇池地区的兵器装备没有影响。稍具考古学常识的人只要比较一下战国后期楚地的兵器和滇池区域的兵器就会发现，楚地流行使用的越式剑在滇池区域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它同时亦证明滇人与越人毫无关系。据说有人已将庄蹻之墓、庄蹻儿孙的墓都考证出来了。那么且不论可能已“变服从俗”的儿孙们的情况，单说天子庙41号墓，为什么出土的那么多青铜兵器中竟无一件与当时楚地兵器有什么联系？楚的将军及军队入滇时别的东西可能不带，但兵器是一定会带的，死后也一定随葬。从目前已发掘的所有滇文化墓葬中，还无一例与战国中后期楚地兵器有联系的线索，那么有关庄蹻入滇的争议，是否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