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传统街坊社区的形态演变

本章将采取比较的方法，以个案研究来反映传统街坊社区的形态演变。在北京选择同一个街道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规划策略更新的三个社区作为研究案例，在控制地域差异的特征下通过对比代表三个不同时期的这三个社区的形态，可以分析得出传统街坊社区在转型期中的形态演变脉络。

首先，对城市社区形态的定量测度十分重要。本章将结合中国城市社区特征，从社区物质环境、社区社会环境以及社区居民活动和满意度等三个维度来测度社区形态。明确了对社区形态的测度，才能考察随时间改变的社区形态变化。

以北京为例，内城区传统的“胡同—四合院”社区形态形成于元大都时期，历经元明清三个朝代。四合院不仅出现在北京，在中国北方地区普遍存在，只是形式稍有差异：“民宅以胡同分长条形的居住地段，一般成为三进的四合院相并联的布局（王恩涌，2000）。”在这种传统的四合院社区中，传统的邻里关系十分密切，不仅相互监视安全，也进行各种形式的邻里互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也试图采取新的规划措施建设“生产性城市”，然而由于资金缺乏，真正大规模更新导致的内城传统社区形态并没有开始。更普遍的方法是，将原先私有的四合院收归国有，一部分转为公共财产（公房），由各街道房管部门分配给新住户；另外一部分转为各种单位的集体所有财产（单位财产），由单位房管部门分配给职工。

这种传统街坊社区的形态，直到市场经济改革之后才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以北京为例，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后为了抗震需求，在传统四合院中的庭院搭建了很多非正式的临时住房；适逢“文革”结束后，“上山下乡”的一代陆续从乡村回到城市中，这就形成了新的住房需求。在这种压力下，临时建设在传统的四合院中的非正式住房被长期地固定下来——四合院的传统格局也被改变，从单一家庭四合院转变成为大杂院。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内城更新是与危旧房改造项目相结合的，集中在局部地段（Leaf，1995）。以北京为例，起初危旧房改造项目是为了改善居民的住房条件，防止旧房倒塌而损害居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随着内城区位价值的显现，地方政府逐渐意识到内城更新的潜在收益而将其作为促进城市发展的增长机器（Logan and Molotch，1987）。这就促使了传统社区形态的另外一次改变，只从单一家庭四合院到大杂院的变化已经不能满足对更新项目收益的预期，而需要通过类似美国战后“推土车（bull-dozer）”式的改造方式，大部分转换成为公寓式集合住宅楼。

本章将应用城市社区形态的测度方法，从社区物质环境形态、社区社会环境形态、社区居民活动与感知形态等方面来对代表不同时期的城市形态进行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