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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社会环境形态

时间:2022-03-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社区社会环境形态,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美国城市规划中的社会文化思潮而逐渐在社区研究和社区规划中受到关注的话题。本书采取社区服务设施、社区公共空间以及社会多样性等三方面指标来衡量社区的社会环境形态。但是在一些高收入阶层社区,尤其是“门禁社区”中,这些公共空间通常具有俱乐部产品的性质,通过会员设置等方式将社区以外的居民排除在外,因此并不具备服务城市其他社区的功能。
社区社会环境形态_城市社区形态与再生

社区社会环境形态,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美国城市规划中的社会文化思潮而逐渐在社区研究和社区规划中受到关注的话题。在战后郊区化的浪潮过后,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典型郊区化社区中邻里关系淡漠的现象,并将其作为现代城市弊病之一。规划者和设计者意识到,通过社区规划可以创造良好的社区物质环境,然而这却不能弥补与传统社区相比邻里氛围的淡漠。直到80年代,西方的社区规划开始采取结合社会学视角,关注社区中的社会多样性、空间和设施利用的公平性、社区资本、地方文化传统等问题。本书采取社区服务设施、社区公共空间以及社会多样性等三方面指标来衡量社区的社会环境形态。

(1)社区服务设施

社区服务设施,不仅包括狭义的物质活动设施,也包括广义上社区中的各种吸引物以及社会文化活动设施等。社区服务设施反映了社区生活的便捷程度,同时也与社区居民生活质量高度相关。在西方社区中,社区服务设施通常包括便利店、干洗店、药店等商业设施,网球场、健身房、游泳池等体育设施,以及社区俱乐部等文化设施。在中国城市社区中,体育锻炼设施可能相对较少,但社区还通常包括居委会(家委会)、治安巡逻点等管理设施,以及社区文化活动站等文娱设施。

反映社区服务设施的变量,包括各种类型设施的齐备程度及其接近性。其中,反映社区设施齐备程度的变量,包括在社区内部,是否配置有日常商业、金融邮政、文化娱乐、体育锻炼、教育以及行政管理类的服务设施。其中日常商业设施,是指为居民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小型便利店或者杂货铺等。通常来说,成熟的旧社区会比新开发社区设施齐备程度更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居住区规划中,通常会按照千人指标来进行社区服务设施的配置,然而这些设施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已经不能满足居民新的消费需求。

社区服务设施的接近性也是社区层面的关键因素,可以用各种设施与社区几何中心的距离之和或加权距离之和,或者社区中的住房步行可达范围内的设施数量来衡量(300~500m)。在任何的尺度上,社区服务设施的区位都十分重要,这直接决定了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各种活动的便捷程度。并且,这些设施的区位,也直接影响了居民日常行为的模式以及邻里见面的机会。

(2)社区公共空间

社区公共空间是衡量社区开放性的重要指标,它反映了社区是否为邻里交流活动提供了足够的场所。同时,社区公共空间是否可以被其他社区居民利用,也可以用来反映社区的开放程度。在西方社区中,社区中心附近通常会配置公共空间,为儿童游戏、老年人户外交谈和其他年龄层的户外活动提供场所。但是在一些高收入阶层社区,尤其是“门禁社区”中,这些公共空间通常具有俱乐部产品的性质,通过会员设置等方式将社区以外的居民排除在外,因此并不具备服务城市其他社区的功能。而在中国,在近现代之前形成的传统街坊社区缺乏公共开敞空间,线状的胡同和街道不仅具有交通功能,也同时扮演着公共交往空间的角色。

衡量社区公共空间,可以用公共空间的用地比例,以及其中社区级绿色空间比例来测度。公共空间的用地比例可以用社区中社区外部居民也可以进入的公共空间面积与社区总面积的比例来衡量。这个比例越高,说明该社区的开放性越好;如果这个比例为零,则属于门禁社区。

在公共空间中,绿色开敞空间是最适宜进行社区邻里交流和促进户外健康活动的,因而社区中绿色空间比例也可以用来作为测度之一。绿色空间比例,即社区中可进入的绿地面积与社区总面积之比,这个比例越高,则社区提供了更多的绿色空间。然而,这个指标只适于分析同一社区在不同年代的变化,而不宜在各种社区之间进行比较,因为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绿化形式是不同的。例如,在中国传统街坊社区中,虽然院落作为半公共活动场所,一般有着很好的荫蔽,然而这些空间却不算在绿色空间的范围之内。

(3)社会多样性

社会多样性,是与城市居住空间分异(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和种族隔离(Segregation)相对的。社会多样性不仅关系到社会的宽容与和谐,也会使资源更加均衡地分配,使社区中的居民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然而,在大部分西方城市中,社区尺度的贫困集中趋势非常明显。尤其在内城社区,随着中产阶级逃离城市中心区,税收开始降低而难以支持公立学校,对下一代青少年也很难产生积极的示范作用。而在中国城市中,种族问题并不突出,社区尺度的社会空间分异也尚不普遍。

在中国,社会多样性的考量,主要可以分为收入和家庭类型等两个方面。其中,家庭收入的测度,可以通过社区中各家庭总体收入和个人月收入的中位数以及各种收入水平的比例来衡量。在国外的社区居民收入分布研究中,也会采取辛普森指数(Simpson Index)来衡量社区中收入的多元化程度。辛普森指数是指“衡量两个随机从样本之中选择出来的个体,属于同一个种类的可能性”(Talen,2006)。然而,在中国社区中并没有关于居民收入的统计数据,只能通过抽样调查来获得,因而考察各种收入水平在社区中所占的比例更加合适。

除了社区中收入的多样性,各种类型家庭的多样性也十分重要。各种类型家庭的混合,可以促进各个年龄群体之间的交流,提高社区的包容性和容纳能力,避免使社区成为单一的老龄社区、核心家庭社区或丁克家庭社区。相似的,可以通过社区中家庭成员的平均数量和各种类型家庭的比例来衡量社区家庭构成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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