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层面，制度使人“生而有差距”，社会矛盾的张力不断增大

一、政治制度层面，制度使人“生而有差距”，社会矛盾的张力不断增大

1968年，著名学者哈丁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其研究成果《公地的悲剧》，并提出：当众多消费者共同面对一种“对公众共同开放的资源”时，必然会导致人们对这种公共资源无限制的滥用，进而造成资源浪费与资源枯竭。从“公地悲剧”这个著名的经济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对推进农村扶贫与生态保护等具有公共属性特征的活动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西方著名学者缪尔达尔在研究南亚国家的贫困问题时，也曾经多次强调指出“制度”对于一个国家推进经济发展、解决贫困侵袭的重要性：“南亚的发展问题是一个要求社会和制度结构发生诱致性变迁的问题。因为它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它不会自发地发生变迁，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它并不能对‘经济’方面的政策作出反应。”^[58]

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政策制度有所倾斜、区域发展政策有所侧重、经济发展机遇先后不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城乡、区域、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建国之后，农村地区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束缚较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改革以及社会转型相对滞后，使得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领导方式和生产方式等非经济因素作为一种“超经济力量”，严重影响了农村贫困地区村民的脱贫致富，致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2007年，范小建在扶贫开发形势与政策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中也曾经沉重地指出：1986年，国家确定贫困标准时，“绝对贫困线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2（206/424元），2006年扩大到1∶5（693/3587元）”^[59]。

当前，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一系列的衍生制度，例如教育制度、保障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工资制度等“二元”制度壁垒的存在，严重制约了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以产权制度、财政制度和土地制度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制度的存在，进一步影响了农村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振兴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在资源配置制度方面的不公平和不平等，严重影响了中国城乡发展的协调性，并且在农村贫困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诸多因素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农村贫困地区村民的贫困程度，使得贫困村民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资本化”运作过程中越来越趋向于“边缘化”。其实，早在1996年9月江泽民在《全党全社会动员起来为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而奋斗》的讲话中就曾经明确指出：“加快贫困地区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就是因为他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和长治久安。”^[60]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由于这种“制度性障碍”所造成的农村贫困，与贫困者的自身素质无关，也与贫困者的主观努力程度无关，却与城乡“二元”制度的生成、运行以及其影响作用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且，这也与农村基层权力运行过程中渐渐产生的内在张力与潜在矛盾有着深层次关系，同时，这也是现阶段制约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的制度性障碍。

根据笔者在赣南农村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对于“您认为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如图4-15所示：

图4-15

选择“非常融洽”（选项一）的人数共计143人，占全体总数的20.00%；男性有11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2.55%；女性有2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6.31%；书记有2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7.54%；党员有5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4.89%；群众有2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0.43%；学生有4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4.71%。

选择“比较融洽”（选项二）的人数共计275人，占全体总数的38.46%；男性有18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7.33%；女性有5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5.46%；书记有3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1.58%；党员有7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4.22%；群众有10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6.52%；学生有13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2.81%。

选择“一般情况”（选项三）的人数共计243人，占全体总数的33.99%；男性有16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3.13%；女性有5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8.30%；书记有3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4.21%；党员有7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2.44%；群众有7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3.91%；学生有9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9.41%。

选择“比较紧张”（选项四）的人数共计26人，占全体总数的3.64%；男性有1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19%；女性有7人，占该群体总数4.96%；书记有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6.14%；党员有1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44%；群众有1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78%；学生有2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9.15%。

选择“非常紧张”（选项五）的人数共计5人，占全体总数的0.70%；男性有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0.60%；女性有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42%；书记有1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8.77%；党员有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0.89%；群众有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74%；学生有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96%。

选择“不太清楚”（选项六）的人数共计23人，占全体总数的3.22%；男性有1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19%；女性有5人，占该群体总数3.55%；书记有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75%；党员有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11%；群众有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61%；学生有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96%。

以上调查统计数据表明，从整体层面上来讲，赣南农村大部分被调查居民认为乡、村两级政权内部之间的矛盾相对较少。有15%左右的村支书在两者关系上选择了“比较紧张”和“非常紧张”，已经开始隐约感觉到乡村两级政权之间的潜在矛盾和内在张力，这也是农村普通党员和普通村民无法意识到的问题。由于长期以来的发展重心偏离以及社会建设不和谐因素的持续积淀，乡、村之间发展的内在张力渐渐呈现出来。在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政治制度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具有巨大的价值。正如诺思所指出的那样：“纯粹的新古典理论具有数学的精确和雅致……但是它忽视了体现于制度的激励结构。”^[61]从政治制度的层面上来讲，根据调查问卷中的相关统计数据及笔者的个案访谈资料显示，赣南农村贫困地区之所以陷于持续贫困与生态恶化的“双重困境”，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因素：一方面，是在宏观层面上，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偏向于城市发展、沿海地区、先富群体，对农村地区、内陆地区、待富群体、革命老区的政策倾斜力度不足；另一方面，是在微观层面上，由于农村贫困地区的居民知识水平与能力水平所限，难以理解和利用某些扶贫开发、生态补偿等政策制度的便利，继而失去了利用政策红利的发展机遇。

从国际发展经验上来看，由于城乡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矛盾冲突而导致的社会动荡现象，不在少数。例如，哥伦比亚是拉丁美洲落后的农业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众多、分布广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哥伦比亚政府依托“发展极理论”和“进口替代理论”，在当地贫困地区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但是，由于哥伦比亚社会各阶层之间存在着资源分配极不平衡等一系列弊端，致使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进一步激化，严重危害了社会的稳定。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社会阶层结构畸形和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难以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引发许多社会问题。社会长期动荡不安，贩毒活动、恐怖活动猖獗，左翼游击队长期与政府分庭抗礼，贩毒集团、恐怖组织和左翼游击队都能在城市和农村的贫民中找到自己的后备军，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严重隐患。”^[62]哥伦比亚政府在扶贫工作、经济发展方面的经验教训表明，只有妥善分配资源、和谐社会关系、缓和阶层间矛盾、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才能有效推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有效避免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进而不断减少由于贫富差距过大而引发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世界银行发布的《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建立市场体制》，通过对全球近一百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企业监管和媒体所有制进行调查分析之后，指出：“规定过于复杂，不仅没有保护消费者和企业，反而导致了更大程度的腐败、资源分散和生产率的低下，这在贫困的国家尤其严重。”^[63]所以，应该从政治制度层面上根本改善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均衡状态。既要在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宏观层面上，加大对赣南农村等贫困地区政策制度制定、实施上的倾斜力度；又要在基层政权政治制度运行的微观层面上，从赣南农村贫困地区村民的政策宣讲上下功夫，让革命老区的贫困村民真正了解相关政策制度，享受国家政策红利。近年来，党和国家各级领导集体高度重视赣南地区的振兴发展，特别是2012年6月28日《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以来，赣南农村的脱贫致富、振兴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2013年8月，李克强同志在主持召开促进西部发展和扶贫工作座谈会时强调指出：“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而发展最大的回旋余地在中西部。”^[64]然而，随着中国政府一系列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政策的相继出台，《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政策红利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因此，在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在与“农村减贫”、“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相关政策制度的生成、运行、宣讲方面，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