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乡习俗的嬗变
生活习俗的演变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取向，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上海开埠前，周围农村的生活习俗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是与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相吻合的，“重农务本”(67)的传统观念，根植于大多数人的头脑中。“女子庄洁自好，无登山、入庙等事，井臼之余，刺绣旨蓄，靡不精好。至于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日以万计，以织助耕。”(68)上海开埠后，特别是甲午战争后至20世纪初年，民族工业勃兴的意义是深远的。当时的海关报告称：“近几年来上海的特征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以前它几乎只是一个贸易场所，现在它成为一个大的制造业中心。”(69)机器生产的兴盛，进一步促进了商业、金融、交通运输、市政建设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随着城市经济的全面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及城区范围的扩大，上海基本完成了由旧式县城向近代都市演进的历程。1912年前后，闸北的兴起和旧上海县城墙的拆除，大体可以作为其标志。
繁华的都市经济和近代文明，在给周围农村提供诸多新的谋生途径的同时，也对当地闭塞守旧的传统观念及生活习俗带来巨大冲击，并促使其逐渐让位于新的顺应近代经济运行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人们不再安于厮守土地，而是纷纷将眼光投向大上海，向往并投入了不断发展的城市经济生活。上海县法华乡，“光绪中叶以后，开拓市场，机厂林立，丁男妇女赴厂做工。男工另有种花园、筑马路、做小工、推小车。女工另有做花边、结发网、粘纸锭、帮忙工。生计日多，而专事耕织者日见其少”(70)。宝山县彭浦里，原先“农家最劳苦而安分，终岁勤动，竟无休日，若无产者受值佣工，不少偷懒。妇女亦事耕耘，暇则纺织，犹存勤俭之遗风焉。然自租界北辟，男以鬻贩营生而奢华渐启，女以纱丝工作而礼教鲜存”(71)。甚至远郊青浦县农村，亦有“妇女贪上海租界佣价之昂趋之若鹜，甚有弃家者，此又昔之所未见者也”(72)。
令人炫目的都市文明和各类洋货，对周围农村的辐射和侵入迅猛强烈。据方志记载，“上海番舶所聚，洋货充斥，民易炫惑，洋货率始贵而后贱，市商易于财利，喜为贩运，大而服食器用，小而戏耍玩物，渐推渐广，莫之能遏。”(73)嘉定县真如镇，“僻在邑之西南，自成市廛，士习诗书，民勤耕织，俗尚敦厚，少奢靡越礼之举。中外互市以来，洋货充斥，绚彩夺目，喜新厌故者流弃其已有，群相购置”(74)。这一方面刺激了上海周围农村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给近代工业产品打开了销路，为城市经济的繁荣和民族工业的兴起多少提供了一些市场。如火柴，“敲石取火，沿用已久。海禁初开，始有火柴，而内地尚不通行。光绪中叶以后，火柴渐推渐广，已成人家通用之物，后生少年几不知刀石作何状矣”(75)。嘉定县农村，“洗面擦身之布，旧时多用土布，有用高丽布者已为特殊，其布仿于高丽，质厚耐久，自毛巾盛行，即下至农家亦皆用之。洗衣去垢，曩日皆用本地所产之皂荚，自欧美肥皂行销中国后，遂无有用皂荚者”(76)。南汇县，“光绪以前，人燃灯，注豆油或菜油于盏，引以草心，光荧荧如豆。未几，有火油灯，明亮远胜油灯，然煤灰飞扬，用者厌之，未几加以玻璃罩，光益盛而无烟，且十光五色，或悬于空中，或置于几上，或垂于壁间，使光反射，其色各各不同，而又各各合用。于是，上而搢绅之家，下至蓬户瓮牖，莫不乐用洋灯，而旧式之油盏灯淘汰尽矣”(77)。
一旦突破了闭塞守旧的生活方式，很多人便发现传统的谋生手段不敷支用，遂纷纷另辟新径。前述上海开埠后，周围农村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手工业生产的转换，集镇商业活动的演变等，都可从这里找到一些底蕴。更有一些人则干脆涌入城市，成为雇佣劳动者。民国《川沙县志》载：“五十年前，人民生事，农而已矣。有副焉者，厥惟纺织，机巧勃兴，徒手失利。年龄壮盛者，大都赴上海从事工商业。”(78)地处远郊的青浦县也不例外，“乡村妇女，助耕馌饷之外，兼事纺织为生。光绪中叶以后，梭布低落，风俗日奢，乡女沾染城镇习气，类好修饰，于是生计日促。一夫之耕不能兼养，散而受雇于他乡者比比矣，尤以上海为独多，利其工值昂也”(79)。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初创时的女工，就主要来自上海周围农村(80)。这些现象说明，近代上海崛起后，周围农村闭塞守旧的社会生活逐渐被打破，“重农务本”之类的观念日益退居一旁，商品经济的意识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人们安土重迁的习惯淡化。大群农民离开土地流入上海，既扩大了商品消费者的队伍，也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给城市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风貌也有明显的改观。据海关报告记载，在毗邻工业区的农村，“村民衣着和一般外表有了显著改善。这些村民在走向进步的历程中，已从贫困和不足的状态逐渐改变为中等程度的舒适和富裕状态，特别是妇女和少女更是如此。随便哪个下午，都可以看到从闸北或杨树浦路各厂家走出愉快和看来满足的人群，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情况能得到改善，同大型地方工业的建立有关”(81)。剔除其中夸饰的成分，这段描述还是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
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势必带来社会风俗的变化。受近代城市经济、工业发展和外贸出口的促动，一些农村的社会经济较早步入近代化进程，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习俗都有明显的变化。在浙江湖州，出口生丝的生产、加工和运销，已成为当地经济的主干。蚕丝生产季节性强，成本投入多，当农户随出口需求扩大自家生产时，他们往往求助于借贷。“农民养蚕乏资，贷于富家，蚕毕贸丝以偿，而息其十一，富家实渔利，而农民亦赖以济蚕事，故以为便焉。”新丝上市时，丝商、丝行、缫丝工场往往也要借贷用于收购，金融资本在出口生丝产地的活动远较一般乡村活跃。清末民初，南浔一地就有钱庄多家，“各庄划汇以对申、苏方面为多数，放款对象是本地丝行、缫丝厂、鲜茧行和各商店，丝茧抵押放款也是其业务之一”(82)。应该说，在生丝出口的带动下，这些产地的社会经济都较前发展，农户的生活也有所提高。“丝业出口贸易正盛之时，即湖州蚕桑农村极端繁荣之日，一般农民衣食饱暖、悠闲安适，有史以来以此时为景盛”，这一描述虽有夸张，但多少反映了一些实情。这种情境在对当地富室大户的一些描述中亦有间接体现，据称南浔镇上洋货畅行，“即一灯一镜悉用舶来品，各出新奇，借以争胜”(83)。
这种习俗和风尚的变易，在其他地区也有反映。四川彭水一带，“商贾未通时，民间衣止布素，食止鸡豚。近因各省通商，锦绣纨绮及山珍海馔，市肆中皆可购买”，民俗渐变(84)。民国初年云南《大理县志稿》这样感叹：“吾邑风气夙崇俭朴，非庆典宴会罕有衣帛者。泰西虽通商已久，惟吾邑自咸同以前初无所谓洋货，光绪初洋货始渐输入。洎越亡于法，缅沦于英，于是洋货充斥。近则商所售，售洋货；人所市，市洋货，数千年来之变迁未有甚于今日者。”(85)
受近代中国社会环境的制约，鸦片流毒等社会丑恶现象也波及各地。在上海附近城镇乡村，光绪《松江府续志》载：“吾郡自道光以前吸食（鸦片）者无多。季年以后，其毒乃不可遏，通衢列肆，嗜者日众，城市而外，渐及乡镇，一日之费倍蓰米粮，往往因之败业，以促其年。”(86)道光至同治年间，南汇县“鸦片流毒无穷，三四十年来，吸食者不特城市殆遍，即乡僻亦然”(87)。光绪年间，宝山县“鸦片流毒，为祸烈矣。邑当海口，渐染尤多，市肆开设烟馆，一镇辄十余处，多者竟至百余处”(88)。在一些乡村小镇，鸦片流毒也很严重。光绪元年（1875年）纂修的青浦县《盘龙镇志》载：“西洋鸦片之来，流毒中国。吾乡去上海数十里，习染较便。虽小小村镇，必有烟室。其中三五成群，所讲无一正经话。伤财废事，民生日形憔悴。”(89)嘉定县钱门塘镇，“鸦片流毒最烈，光绪中叶，镇中烟馆林立，良家子弟，受害不浅”(90)。一些在沪的外地人，也因染上吸烟恶习而不能自拔。浙江湖州《南浔志》载：“自中外互市以来，遂有印度之鸦片烟土流毒中原。吾镇营业海上之人（指该镇在上海经商者——引者），与洋商接近，沾染尤早，嗜此者形容枯槁，易入难出。”(91)民国以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1929年刻印的《南汇县续志》载：“鸦片流毒，其害已深。近更有吗啡针毒，以吗啡注射于皮肤内，一针可抵鸦片一钱，效力甚大，时间亦省。其始止见于一团镇，沿及城厢。良家子弟下至乞丐、小窃罔（无）弗趋之若鹜，然药力毒烈，吸烟不能过瘾，卒至体无完肤，尪瘠而死。”(92)
鸦片泛滥，加重了社会风气的败坏。光绪年间，青浦县“闾阎销耗，以烟赌为最。鸦片极盛时，虽妇女、胥吏、细民亦无不染其毒。赌则岁首元旦至元夕尤甚，摇宝、牌九，随处有之，地方官以习俗相沿，亦勿之禁”(93)。1907年前后，宝山县“鸦片极盛时普及于吏胥，下逮于苦力，亲朋宴集，几视为必需之供应，士君子不敢讼言屏斥，以犯众忌”(94)。宝山县张堰镇，“鸦片之传染，咸（丰）同（治）以来，日盛一日，至光绪间列肆通衢，仿沪烟室，陈设精致，绅士亦迹及，借为消遣，可谓盛矣”。以往人们招待客人，“不过水、旱二烟，今则家喻户晓，戚友盘桓，倘无鸦片，以为简慢”(95)。许多人因沾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弄得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一些人为了凑得烟资过瘾，竟堕落成罪犯。
综上所述，近代上海崛起后，对周围农村经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非常深刻的，对外贸易的增长、城市经济的发展和近代工业的勃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上海周围农村经济旧的运行机制，促使其逐渐将自己纳入、归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行的轨迹，当地农村的经济生活与城市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须臾不可分离，民国《川沙县志》就有这样的慨叹：“农工出口销路惟何？曰惟上海。人民职业出路惟何？曰惟上海。”(96)这种联系在很多方面打破了上海周围农村旧有经济结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的束缚，也为当地农业、手工业、集镇等传统经济模式的转型提供了契机、可能性和较平稳的途径，从而推动了这一地区的经济生活向近代社会演进的步伐，也为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口岸、工业中心和近代都市提供了助力和后援。当然，因交通条件、市场网络和工业布局等因素的差异，这种联系和演变在近郊各县表现得较为充分，而远郊各县则显得相对滞后，但这并不影响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在近代中国，一个外向开放型的城市对周围农村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是积极的，这种影响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不仅带动了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向近代社会的迈进，也为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
【注释】
(1)综览国内外已有相关成果，受各自研究主题的限制，尚缺乏对近代中国城乡关系演进的较全面的深入考察。已有学者指出应加强这一薄弱环节的研究。如丛翰香认为研究历史上的农村经济，“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怎样看待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她指出“城市与农村是一种互动互补的关系，是双向的不是单方面的”（纪辛：《“传统经济与现代化”研讨会纪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林刚指出，传统农业部门需要现代工业和城市经济的拉动，才能走向现代化，而后者的发展也受前者的制约，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刘兰兮主编：《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页）。当代史方面，现已有徐建青、武力等人在研究相关项目，详可参见武力：《1949—2006年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
(2)高晋：《请海疆禾棉兼种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7，第2页。
(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785页。
(4)〔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401～402页。
(5)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25页。
(6)《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7)李维青编：《上海乡土志》第42课，物产，清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8)《申报》，光绪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9)杨开弟修，姚光发等纂：《重修华亭县志》卷23，风俗，清光绪五年刻本。
(10)《上海等四埠米谷、小麦、豆类国内贸易统计》，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73页。
(11)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
(12)严伟修，秦锡田等纂：《南汇县续志》卷18，风俗，民国十八年刻本。
(13)朱鸿伯主编：《川沙县志》，大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14)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第204页。
(15)陈传德修，黄世祚等纂：《嘉定县续志》卷5，物产，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16)吴馨等修，姚文枏等纂：《上海县续志》卷8，物产，民国七年刻本。
(17)王钟编，胡人凤续编：《法华乡志》卷3，土产，民国十一年刻本。
(18)于定增修，金咏榴增纂：《青浦县续志》卷2，土产，民国二十三年刻本。
(19)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第204页。
(20)吴葭等修，王钟琦等纂：《宝山县再续志》卷6，农业，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21) 张允高等修，钱淦等纂：《宝山县续志》卷6，农业，民国十年铅印本。
(22)有关近代中国新式农垦企业的概况，可参见戴鞍钢：《近代中国新式农垦企业述略》，载《中国农史》1985年第2期。
(23)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42～344页。
(24)程国栋纂修：《嘉定县志》卷12，风俗，清乾隆七年刻本。
(25)《上海县新建黄婆专祠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5页。
(26)包世臣：《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齐民四术》卷2，第37页。
(27)陈传德修，黄世祚等纂：《嘉定县续志》卷5，物产，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28)吴馨等修，姚文枏等纂：《上海县续志》卷8，物产，民国七年刻本。
(29)咎元恺编：《崇明乡土志略》，第18页，民国十三年石印本。
(30)王德乾辑：《真如志》卷3，工业，民国二十四年稿本。
(31)高如圭纂，万以增续纂：《章练小志》卷3，风俗，民国七年铅印本。
(32)严伟修，秦锡田等纂：《南汇县续志》卷18，风俗，民国十八年刻本。
(33)于定增修，金咏榴增纂：《青浦县续志》卷2，土产，民国二十三年刻本。
(34)张允高等修，钱淦等纂：《宝山县续志》卷6，工业，民国十年铅印本。
(35)方鸿铠等修，黄炎培等纂：《川沙县志》卷首，导言，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36)何良栋：《论丝厂》，《皇朝经世文四编》卷36；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535页。
(37)周庆云纂：《南浔志》卷33，风俗，民国十七年补刻本；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中国经济研究所1939年版，第121页。
(38)温丰：《南浔丝市行》，周庆云纂：《南浔志》卷31，民国十七年补刻本。
(39)《农学报》1897年5月上；曹允源等纂：《吴县志》卷52，风俗，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40)赵定邦修，周学浚等纂：《长兴县志》卷8，蚕桑，清光绪元年刻本。
(41)汪曰桢纂：《南浔镇志》卷24，物产，清同治二年刻本。
(42)孙志熊纂：《菱湖镇志》卷11，物产，清光绪十九年刻本。
(43)卢学溥纂修：《乌青镇志》卷21，工商，民国二十五年刻本。
(44)宗源瀚修，周学浚等纂：《湖州府志》卷32，物产，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45)汪荣等修，张行孚等纂：《安吉县志》卷8，物产，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46)彭润章等修，叶廉锷等纂：《平湖县志》卷8，物产，清光绪十二年刻本。
(47)金吴澜等修，汪堃等纂：《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8，物产，清光绪七年刻本。
(48)《申报》1880年6月21日；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579页。
(49)张之洞：《筹设商务局片》，《张文襄公全集》卷43，第15页；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70页。
(50)《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96页。
(51)赵酉等修，章钥等纂：《宝山县志》卷1，市镇，清乾隆十一年刻本。
(52)《1847年对华商业关系委员会报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95页。
(53)李维青编：《上海乡土志》，女工，清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54)陈传德修，黄世祚等纂：《嘉定县续志》卷1，市镇，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55)陈应康等纂：《月浦里志》卷5，实业，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56)张允高等修，钱淦等纂：《宝山县续志》卷1，市镇，民国十年铅印本。
(57)吕舜祥等编：《嘉定疁东志》，市集，民国三十七年油印本。
(58)钱淦等纂：《江湾里志》，钱淦序，民国十三年铅印本。
(59)张允高等修，钱淦等纂：《宝山县续志》卷1，市镇，民国十年铅印本。
(60)王钟编，胡人凤续编：《法华乡志》卷1，沿革，民国十一年刻本。
(61)王德乾辑：《真如志》卷3，商业，民国二十四年稿本。
(62)李维清编：《上海乡土地理志》第十课，蒲淞、法华，民国十六年铅印本。
(63)王钟编，胡人凤续编：《法华乡志》卷1，沿革，民国十一年刻本。
(64)张允高等修，钱淦等纂：《宝山县续志》卷1，市镇，民国十年铅印本。
(65)金福曾等修，张文虎等纂：《南汇县志》，刘瑞芬序，清光绪五年刻本。
(66)杨开弟修，姚光发等纂：《重修华亭县志》卷23，风俗，清光绪五年刻本。
(67)《1902年至1911年海关报告》，《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第158页。
(68)王钟编，胡人凤续编：《法华乡志》卷2，风俗，民国十一年刻本。
(69)侯丙吉纂：《彭浦里志》卷1，风俗，清宣统三年手抄本。
(70)葛冲编：《青浦乡土志》，风俗，抄本。
(71)博润修，姚光发等纂：《松江府续志》卷5，风俗，清光绪十年刻本。
(72)洪复章辑：《真如里志》，风俗，民国七年稿本。
(73)严伟修，秦锡田等纂：《南汇县续志》卷18，风俗，民国十八年刻本。
(74)陈传德修，黄世祚等纂：《嘉定县续志》卷5，风俗，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75)严伟修，秦锡田等纂：《南汇县续志》卷18，风俗，民国十八年刻本。
(76)方鸿铠等修，黄炎培等纂：《川沙县志》卷首，导言，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77)于定增修，金咏榴增纂：《青浦县续志》卷2，风俗，民国二十三年刻本。
(78)《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94页。
(79)《1892年至1901年海关报告》，《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第45页。
(80)汪曰桢纂：《南浔镇志》卷21，农桑，清同治二年刻本。谢仲芳等：《湖州的钱庄发展和衰败概况》，《湖州文史》第4辑，第117～118页。
(81)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83页；周庆云纂：《南浔志》卷33，风俗，民国十二年刻本。
(82)庄定域等修，支承祜等纂：《彭水县志》卷2，风俗，清光绪元年刻本。
(83)张培爵等修，周宗麟等纂：《大理县志稿》卷6，社交部·自治，民国六年铅印本。
(84)博润等修，姚光发等纂：《松江府续志》卷5，疆域志·风俗，清光绪十年刻本。
(85)金福曾等修，张文虎等纂：《光绪南汇县志》卷20，风俗志，清光绪五年刻本。
(86)梁蒲贵等修，朱廷射等纂：《宝山县志》卷14，志余·风俗，清光绪八年刻本。
(87)金惟鳌辑：《盘龙镇志》，风俗，清光绪元年稿本。
(88)童世高编：《钱门塘乡志》卷1，风俗，1963年“上海史料丛编”本。
(89)周庆云纂：《南浔志》卷33，风俗，民国十二年刻本。
(90)严伟修，秦锡田等纂：《南汇县续志》卷18，风俗志一·风俗，民国十八年刻本。
(91)于定增修，金咏榴增纂：《青浦县续志》卷2，疆域下·风俗，民国二十三年刻本。
(92)张允高等修，钱淦等纂：《宝山县续志》卷5，礼俗志·风俗，民国十年铅印本。
(93)姚裕廉、范炳垣修辑：金山县《重辑张堰志》卷1，风俗志·风俗，民国九年铅印本。
(94)方鸿铠等修，黄炎培等纂：《川沙县志》卷5，实业志·概述，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95)王锦等修，言如泗纂：《常昭合志稿》卷46，物产，清光绪二十四年木活字本。
(96)方鸿铠等修，黄炎培等纂：《川沙县志》卷５，实业志·概述，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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