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帝亲郊与国家秩序
郊祀礼仪是君主沟通天神地祇的途径，并且以此来体现其“天子”的身份。到了唐宋时期，皇帝亲郊在这一功能之外，还用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更多的世俗因素融入进来，使其成为塑造国家秩序的重要舞台。中央与地方、君主与臣民的权力秩序，在这一时期的皇帝亲郊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我们将从地方官府助祭、皇帝大赦天下、臣民向皇帝进贺等方面入手，对此展开论述。
（一）地方官府的助祭
在上古时代，每逢君主举行祭祀，诸侯都会前来助祭，《孝经·圣治章》说：“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241]“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也表明，为君主助祭和出兵征讨是先秦时代诸侯最重要的两项义务。[242]到了汉代，诸侯也有助祭的义务，最典型的形式就是“酎金”。《史记·平准书》：“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裴骃《史记集解》引如淳曰：“《汉仪注》，王子为侯，侯岁以户口酎黄金于汉庙，皇帝临受献金以助祭。大祀日饮酎，饮酎受金。金少不如斤两，色恶，王削县，侯免国。”[243]在两汉之际的某些礼仪盛典上，仍然可以看到诸侯助祭的事例。例如元始五年（5），“祫祭明堂。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余人征助祭”。[244]建武中元元年（56），光武帝封禅泰山，“诸王、王者后二公、孔子后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245]这种助祭行为的主体是诸侯，而地方官助祭的记载几乎看不到，他们很可能是没有这一义务的。汉代以后到唐前期，依然很少看到地方官为国家祭祀承担部分费用、人力的记载，只有封禅等场合例外。[246]
唐前期，在礼仪方面起到沟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是朝集使。朝集使主要由刺史或上佐担任，他们的基本礼仪职能是参加京师的元会礼仪，上陈土贡的环节实践儒家经典中“任土作贡”的原则，对帝国秩序的展现尤为重要。[247]在京逗留期间，如遇皇帝南郊亲祭，朝集使也要出席，[248]但这只是他们的附属职能。安史之乱后，随着地方行政体制由州县二级制向道州县三级制的转化，朝集使制度逐渐消亡，贺正使代表藩镇参加元会礼仪。[249]元会礼仪中的上陈土贡仪节一度消失，建中二年（781）正旦，德宗“御含元殿受朝贺，四方贡赋珍宝，列为庭实，复旧制也”，[250]这一仪节得以恢复。
与此同时，藩镇也为南郊亲祭进奉财货。例如太和三年（829），“故郓州乌重胤男从弘奏请进助南郊绢一万匹，生马一百匹，请降中使交领”。[251]《太和三年南郊赦》：“王者祗见宗庙，情极于孝思；肃事郊丘，义崇于严配。诸侯骏奔于助祭，百灵肸蠁而降祥，感达神祇，斯为茂范。”[252]由此可以看到，前来进奉的藩镇为数不少。安史之乱后，朝廷的力量遭到了严重削弱，掌握的财力有限，皇帝南郊亲祭的费用成为一项沉重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府的助祭成为纾缓朝廷财政窘境的一种方式，并借此体现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不过，与五代和北宋相比，晚唐皇帝亲郊时地方政府进奉行为的记载还不是太多。
五代皇帝举行南郊大礼时，朝廷均会收取藩镇的助礼钱，有时朝廷也会主动索取。[253]另一方面，朝廷发布诏书，对这一现象进行规范。例如，后周广顺三年（953），“诏以来年正月一日有事于南郊，诸道州府不得以进奉南郊为名，辄有率敛”。[254]这份诏书的意思有两层：一是要求诸道州府以助祭南郊为名，进奉朝廷；二是进奉财物的数量应该有所节制，不得借此率意科敛。那些以进奉南郊为名义横征暴敛的行为会遭到朝廷的制裁，如单州刺史赵凤“尝抑夺人之妻女，又以进奉南郊为名，率敛部民财货，为人所讼。广顺三年十二月，诏削夺凤在身官爵，寻令赐死”。[255]
到了北宋，每逢皇帝亲郊，地方州府一般都向朝廷进奉财货。活跃于太宗和真宗朝的杨亿和田锡任地方长官时，都曾向中央进奉。杨亿《进奉南郊礼物状》：“进奉贺南郊大礼绢一千匹。右伏以衮冕祀天，百神述职，玉帛助祭，万国骏奔，合陈任土之宜，式备充庭之实。前件绢实惟方物，出自地征，敢致贡于有司，庶获归于长府，岂足称于厥篚，盖用表于献芹，干犯宸严，伏增战汗。谨差摄司马应霸押领上进。”[256]田锡的《进贺南郊》说：“右臣伏以圣君纂嗣，谅阴之制，爰除景运升平，郊祀之仪遂展，凡居率土，咸贡明庭。前件绢，邦民乐输，公帑所积，用庆禋宗之礼，冀伸贽币之诚。谨差某乙奉状上进，干冒宸严。”[257]北宋后期，进奉之风同样盛行。熙宁四年（1071），神宗在南郊亲祭天地，襄州知州曾巩向朝廷进献银，并称：“祀而严配，王国之上仪；助者骏奔，人臣之常奉。前件物，实之用篚，旅以造庭。阻就列以陪祠，庶将心于拱极。载循僭冒，伏积震惶。”[258]哲宗亲享明堂时，渭州知州刘昌祚进奉五十匹马，为此苏颂替皇帝写了诏敕：“省所进奉助明堂马五十匹事，具悉。宗祀配天，国家之大事；职来助祭，臣子之至诚。乃眷守藩之良，勤修任土之式。载观厥贡，深谅尔衷。”[259]除了正州，羁縻州也不时有进奉之举。蒋州是西南地区绍庆府所辖的四十九个羁縻州之一。[260]在皇帝南郊亲祭时，知蒋州田元宗曾向朝廷进奉货物，王安石起草了给田元宗的敕书：“附绥种落，葆卫疆陲，能来献琛，以赞厘事，忠勤之意，良有可嘉。”[261]在皇帝举行亲郊礼仪时，蕃使通常也会出席。庆历元年（1041），“诏免诸蕃太庙陪位，其宣德门景灵宫门外及南郊坛立班如故”，[262]由此可以推测，在皇帝亲郊的场合，蕃客一般都会前来参加，想必他们是不会空手而来的。
北宋的皇帝亲郊开销巨大，所以，除了收取地方官府进奉的财货，朝廷还不时反过来派遣使者在地方刬发钱帛。早在景德二年（1005）时，真宗就在诏书中说：“向来每因郊祀，于京畿近州配率供亿。”[263]治平元年（1064），蔡襄上奏：“庆历年中，因郊礼，遣朝臣于江南等路刬发钱帛。后来或有阙用，时亦遣使。嘉祐七年明堂，为计校左藏所管钱帛数事，已差官诸路取拨。……以此连年刬发，江淮诸路岁计别无宽剩。将来南郊难更遣使出外取索。”[264]神宗即位后，王安石在奏议中指出：“至遇军国郊祀之大费，则遣使刬刷，殆无余藏。”[265]遣使刬发钱帛既部分地解决了皇帝亲郊的支出问题，又达到了压缩地方财政空间的目的。
对于北宋皇帝亲郊时的地方官府助祭问题，我们有必要联系一下这一时期的元会礼仪。宋代依然有元会礼仪，[266]但是实施状况与唐代有很大的不同。北宋的元会礼仪不是每年都举行的，在160多年内只举行了29次，举行的年份分别是建隆二年（961）、乾德四年（966）、五年、六年、开宝九年（976）、太平兴国五年（980）、六年、八年、雍熙三年（986）、淳化元年（990）、二年、咸平五年（1002）、景德元年（1004）、四年、大中祥符六年（1013）、天圣五年（1027）、庆历元年（1041）、三年、七年、皇祐五年（1053）、嘉祐三年（1058）、七年、熙宁五年（1072）、元丰六年（1083）、元祐五年（1090）、绍圣三年（1096）、大观二年（1108）、政和八年（1118）、宣和六年（1124）。[267]在元会礼仪中，上陈贡物的环节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大中祥符五年（1012），真宗“诏自今诸州土贡物至京，令户部牒合属库、务，先次受纳，来人遣回，候正旦朝贺排仗，别差人齎擎陈列”。[268]此前的元会礼仪很可能没有陈列土贡的部分，所以需要下诏纠正。在此之后，元会礼仪中陈列土贡的事例恐怕也不多，所以到了元丰三年（1080），详定朝会仪注所上奏：“唐尚书户部主贡物，大朝会则陈之。国朝旧仪，元正朝贺所陈贡物，仅存其名，盖有司之阙。谨稽案图志，推原州郡物产之所宜，轻重多寡，稍为条次。”[269]在北宋，地方依然要向中央入贡，[270]但是已经不怎么在元会礼仪中表现了。此后，详定朝会仪注所制定了《朝会仪》，恢复了上呈诸州贡物的环节：“中书令、门下侍郎升诣御坐前，各奏诸方镇表及祥瑞讫，户部尚书就承制位俛伏跪奏诸州贡物，请付所司。礼部尚书奏诸蕃贡物如之。”[271]因为史料所限，无法断定这一规定是否得到了认真地执行。
北宋时期，在礼仪制度中表现帝国秩序的需要逐渐转移到了皇帝亲郊上。与唐代的元会礼仪不同，自从晚唐开始，特别是到了北宋，皇帝亲郊主要收取地方进奉的银绢，有时还有马匹这样的军事物资，当地土产反而很少见。值得注意的是，诸道州府为皇帝亲郊进奉银绢等物品的行为，也带上了土贡的标签，前面引用的公文中就有“任土之宜”、“任土之式”、“凡居率土，咸贡明庭”等措辞，这正说明“任土作贡”的帝国秩序在皇帝亲郊中得到了展现。皇帝每次下御札宣布即将亲郊的时候，都申明诸道州府不得以助祭为名率行科敛。[272]这既是禁止诸道州府借此横征暴敛，同时也是肯定和鼓励他们的进奉行为。地方政府的助祭既是朝廷控制更多财源的需要，同时也是双方权力关系在礼制上的重要表现，在皇帝亲郊的场合，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正是通过经济和礼仪双管齐下。
（二）亲郊大赦
权力关系是双向的，皇帝亲郊并非只有地方政府单方面的上贡，朝廷也借此广施恩惠于臣民，这集中体现在大赦上，这是帝国秩序的另一面。
在中国古代，皇帝往往在即位、改元、册后、立太子、亲郊等重要礼仪后，宣布大赦天下。[273]在北齐，“赦日，则武库令设金鸡及鼓于阊阖门外之右。勒集囚徒于阙前，挝鼓千声，释枷锁焉”，[274]因为史料所限，我们无法断定，宣赦书在北齐或更早以前是否已经成为国家礼仪的一部分。到了唐代，这一点变得非常明确。宣赦书属于嘉礼，《开元礼》规定了宣赦书的整个流程，整个仪式没有皇帝在场，是以中书令为中心的。[275]这说明，皇帝是不必亲临现场并颁布赦书的。
从实际的运作情况来看，从武后开始，皇帝参加赦文颁布仪式的例子大为增加，但是这通常发生在即位、改元等场合，[276]在安史之乱前，皇帝一直没有亲临过南郊赦文的颁布仪式。安史之乱以后，皇帝南郊祭毕，通常登上丹凤门或承天门，颁布赦书。表二是综合吴丽娱和禹成旼的研究成果而制成的，囊括了安史之乱后所有南郊亲祭的情形。[277]几乎每次南郊亲祭后，皇帝都会登上承天门或丹凤门，参加颁宣赦文的仪式。[278]丹凤门是大明宫的正南门，一度改名为明凤门，[279]承天门是太极宫的正南门，都极其雄伟。
表二 唐后期皇帝南郊亲祭颁赦地点一览
皇帝南郊亲祭后登临宫城正南门颁赦的做法，在五代得到了延续。后梁开平三年（909），太祖在洛阳举行南郊大礼，“礼毕，御五凤楼，宣制大赦天下”。[280]后唐共有两次南郊亲祭，皇帝也都是在五凤楼宣布大赦的。[281]作为宫城的正南门，五凤楼是唐末朱温令魏博节度使罗绍威重建的，《旧五代史·罗绍威传》：“车驾将入洛，奉诏重修五凤楼、朝元殿，巨木良匠非当时所有，倏架于地，泝流西立于旧址之上，张设绨绣，皆有副焉。”[282]从后晋到北宋，都是定都开封。显德元年（954）后周太祖南郊亲祀后，宣赦的地点是明德楼。[283]在北宋，明德门是宫城的正南门，[284]后周时期也当是如此。
虽然根据《开宝通礼》，“皇帝亲祀毕，还宫，无御楼宣赦之仪”，[285]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北宋的皇帝在亲郊仪式后，依然登临城楼颁宣赦书。根据《太祖实录》的记载，“建隆四年（按：即乾德元年），南郊礼毕，上御明德门楼降制，左右金吾诸军仗卫陈列，填街如式”。[286]在此之后，开宝九年（976）太祖在洛阳的五凤楼，太平兴国三年（978）太宗在丹凤楼，熙宁四年（1071）、元丰三年（1080）和元丰六年神宗在宣德门，都出席了颁宣大赦文的仪式。[287]丹凤门、宣德门也就是原来的明德门。[288]可见，这几次宣赦的地点一直在宫城的正南门。
通过《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等史书，可以看到北宋时期皇帝完成南郊祭祀后，都会大赦天下，但是除了上文提到的几次，其他时候都没有提供宣赦的地点，因此我们无法像唐后期那样将亲郊大赦的地点一一列出。不过种种迹象表明，那些宣赦仪式仍然在宣德门举行。例如，王珪《宣德门肆赦文武百僚宰臣已下称贺批答》：“有制：朕躬临泰畤，既交肹蚃之灵，还御端闱，遂肆庞鸿之泽，上仪丕就，百福来绥。”[289]此文当是写于熙宁三年（1070）前。[290]文中的“泰畤”是西汉末年郊祀改革之前的祭天之处，这里代指南郊。熙宁三年前近二十年内亲郊大赦的地点在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通过王珪的制文可以看到，此次大赦地点仍是宣德门。王安石写于熙宁元年的《宣答文武百僚称贺宣德门肆赦》内容类似：“有制：朕升烟泰畤，登就吉仪。驻跸端门，布宣惠泽。臣邻协豫，黎庶交欣。赖天之休，与卿等内外同庆。”[291]可见，北宋皇帝亲郊后，一般都登上宫城的正南门颁布赦文。宣德门气势恢弘，非常壮观：“大内正门宣德楼列五门，门皆金钉朱漆，壁皆砖石间甃镌镂龙凤飞云之状，莫非雕甍画栋，峻桷层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朶楼，朱栏彩槛，下列两阙亭相对，悉用朱红檥子。”[292]这显然更能体现大赦仪式的隆重气氛。
前文提到，《开宝通礼》中没有皇帝亲郊完毕御楼宣赦的仪注，但是随着皇帝亲郊与颁赦仪式的高度结合，后者的制度化变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乾德六年（968），太常礼院制定了皇帝亲郊后御楼肆赦的仪注，[293]这是北宋对亲郊大赦仪式最早的制度规定。庆历五年（1045），由王洙编修的《国朝会要》完成，内容的起讫时间是建隆元年（960）至庆历四年，[294]《国朝会要》已经佚失，根据《太常因革礼》的记载，此书有皇帝御楼宣赦的仪注：
皇帝登楼即御坐，枢密使、副使、宣徽使分侍立，仗卫如仪。通事舍人引群臣横行再拜讫，复位。侍臣宣曰：“承旨。”通事舍人诣楼前，侍臣宣敕立金鸡。通事舍人退诣班而宣付所司讫，太常击鼓集囚。少府监立金鸡竿于楼东南隅，竿木伎人四面缘绳争上，取鸡口所衔绛幡，获者即与之。楼上以朱丝绳贯木鹤，仙人乘之捧制书循绳而下，至地以画台承鹤，有司取制书置案上。门使承旨引制案宣付中书门下，转授通事舍人，北面宣云：“有制。”群官再拜。宣赦讫，还授中书门下，转付刑部郎中，承制释囚。群官称贺，门使进诣楼前，承旨宣答讫，百官再拜，又再拜，蹈舞而退。[295]
北宋后期，皇帝应当分别前往南北郊祭祀昊天上帝和皇地祇的呼声，在朝廷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北郊亲祭一次次提上议事日程。绍圣三年（1096），权礼部侍郎黄裳在讨论北郊亲祭时提到：“元丰所定《北郊亲祀仪》称，如遇车驾赴景灵宫、太庙，即依大礼仪注施行。其宣德门肆赦，亦有已定仪注，并系朝廷临时指挥。”[296]北郊亲祭直到政和四年（1114）才实现，但是在当时的人看来，跟南郊亲祭一样，皇帝亲祭北郊之后，也应该有宣德门肆赦的环节。在《政和五礼新仪》中，宣德门肆赦礼典化，成为整个皇帝亲郊仪式的有机组成部分。[297]政和三年后，皇帝南郊亲祭之后依然大赦天下，[298]北郊亲祭只是“降德音于天下”或者“降德音于诸路”。[299]德音的规格比大赦略低，《宋史·刑法志》：“恩宥之制，凡大赦及天下，释杂犯死罪以下，甚则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别京，或畿内。凡德音，则死及流罪降等，余罪释之，间亦释流罪。”[300]
我们再来分析亲郊赦文的内容。推恩一直是大赦制度最主要的职能。《册府元龟》的编者认为：“帝王以为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续，故开仁恕之道，行旷荡之恩，所以释既往之辜，示自新之路也。汉晋而下，历代相承。”[301]大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让罪犯悔过自新，因此释囚成为每个朝代大赦必不可少的内容。[302]在大赦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官爵和财物的恩赐、赋税的减免等内容逐渐加入进来，推恩的形式更加多样。从唐高宗和武后时期开始，除了赦免恩赐等事项外，大赦诏中还出现了不少涉及具体政务和法律制度的内容，赦文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立法方式。[303]在唐后期，赦文与立法的关系更加密切。[304]赦文的内容变得前所未有的丰富，尤以南郊赦文最为突出。例如，《乾符二年正月七日南郊赦》“内容从犯罪赦免、京兆府和三司各类钱物的条流放免、财物勘检、漕粮脚价、军粮征运、羡余进献、武器制作、兵士阙额、文牒影占、赋税逼征，乃至于刺史上任、礼部注拟，事无巨细，皆有铺陈”。[305]皇帝的南郊亲祭在实现人与神祇沟通的同时，也成为施惠百姓、布政更始的契机。
魏斌认为，朝廷通过大赦发布政策法令的现象只存在于唐代。[306]这一看法不妥。例如，后唐同光二年（924）的南郊大赦规定：“丧葬之典，合式具言，使贫者足以备其仪，富者不得逾其制。顷自淳风渐散，薄俗相承，不守等威，竞为僣侈，生则不能尽其养，没则广费饰其终。自今后仰所司举名条制，勿令逾越，若故违犯，严加责罚。”这份赦文涉及申禁的内容，还包括废除苛捐杂税、整顿力役的分派、加强对地方官的选拔和监察等。[307]长兴元年（930）的南郊赦文也有这方面的内容：“应天下府州合征秋夏苗税。土地节气，各有早晚，访闻州县官于省限前预先征促，致百姓主持送纳博买供输，既不利其生民，今特议其改革，已令所司更展期限。”[308]显德元年（954）的南郊赦文，规定了后周对前代及其帝王的政策：“梁室受命，奄有中原，当历数之有归，亦神器之所在。潞王践阼，承绍唐基，累年司牧于生灵，诸夏奉承于正朔。庄宗克复，以朱氏为伪朝，晋祖统临，以清泰为伪号。所宜追正，庶协通规。今后不得名梁朝为伪朝，潞王为伪主。前代帝王陵庙及名臣坟墓无后者，所在官吏检校，勿令樵采耕犁。”[309]可以看到，在五代时期的南郊大赦中，依然有不少涉及行政事务和法规制度的内容。
到了北宋，亲郊赦文中还是有与政策法令相关的内容。例如，张方平在讨论南郊赦书的条目时说：“比来朝廷虽降责王逵、王隲等，以惩聚敛之吏。而近见奏报，郡县犹以助军为名，因缘为奸。谓宜因赦书，特与戒励，使天下知诛求之暴，本非朝廷之意。”[310]赵抃在其奏状中说：“臣伏睹明堂赦书节文，今后应系选差职任，令主判官审择人才，参校履历，不得以公私轻过便隔选差，如须合立定选格，即仰本院别行详定闻奏。”[311]可见，在北宋时期皇帝亲郊的赦文中，确实经常有行政事务和法令条规方面的内容。
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在北宋的亲郊大赦中，推恩的内容还是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这与宋代的统治政策有关，天水一朝推行怀柔政策，通过各种恩赐政策，来换取臣民的效忠，这在亲郊大赦中有充分的表现。开宝四年（971），右补阙梁周翰上疏曰：“陛下再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间有庆泽所未及，节文所未该者，宜推而广之。方今赋入至多，加以可科变之物，名品非一，调发供输，不无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潭、桂、广之地，皆以为王土。陛下诚能以三方所得之利，减诸道租赋之入，则庶乎德泽均而民力宽矣。”[312]太平兴国六年（981），太宗举行南郊亲祭前，“有秦再思者，上书愿勿再赦，且引诸葛亮佐蜀数十年不赦事。上颇疑之，以问赵普，普曰：‘国家开创以来，具存彝制，三岁一赦，所谓其仁如天，尧、舜之道。刘备区区一方，用心何足师法。’上然其对，赦宥之文遂定”。[313]可见，用亲郊大赦来显示国家的权威及其对臣民的仁慈，是宋初即已贯彻的统治政策。后来仍然有人反对亲郊大赦，例如景祐元年（1034），侍御史庞籍上书仁宗，要求不再举行南郊大赦。他指出：“礼行于郊，而劝赏、赐赦者，古之人无有也。”在他看来，皇帝亲郊礼仪后实行天下大赦和各种赏赐，是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弊病，“必大赏，所以劳卫兵也；必大赦，所以荡乱狱也”，这也是造成宋朝只能实行三年一大礼的重要因素。庞籍将大赦看成是“政教之大患”，理由是：“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也；被苦者抑之，未必无怨也。”大赦的赦免范围非常广泛：“除十恶、斗杀、劫杀、谋杀并为已杀人者，及放火、官典犯正枉法赃至死，不赦外，其余罪咸赦除之。”这样会给不法之徒造成觊觎的心理，“复将有事于南郊之岁，必告布天下。民以是知国将郊禋，郊必宥罪，乃先其时节，用肆其凶暴。虽约束之预降，终瑕衅之悉荡”。因此，他要求仁宗“布发睿旨，昭示天下，今后郊禋之日，除赏赐之外，更不行赦，使无敢为虐，则善懦者怀惠，凶顽者知禁”。[314]但是，这一奏请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亲郊大赦在北宋不曾中断过。
郭东旭指出，宋代的赦文内容主要有加恩百官、恩及子孙、优宽诸君、特恩赦百官、蠲免逋欠及私债等。[315]这一概括比较准确，南郊亲祭后的大赦内容也大抵如此，宋人田锡在《贺大赦表》中说：“以一阳来，复有事于南郊，肆赦遂行，宣令于北阙。泽遍天下，先阳春而布和；风行域中，与品物而更始。释放刑禁，务宽过尤，蠲复租征，招怀违叛，勋劳先赏，遗滞旁求，惠孚惸嫠，恩加存殁。”[316]然而，如此多的恩赦内容带来了不少问题。例如，钱物赏赐的支出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困难。[317]又如，在宋代的各种荫补方式中，通过南郊大赦入仕的人数最多，冗官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由此造成。限制荫补一直是北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话题，朝廷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尤其是在仁宗和神宗朝，但是效果极其有限。[318]
赦文时常有涉及地方事务的内容，因此需要向地方官民宣行。《隋书·田式传》：“每赦书到州，式未暇读，先召狱卒，杀重囚，然后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为上所谴，除名为百姓。”[319]可以看到，在隋代，向官民宣赦书是地方官应尽的职责。到了唐代，宣行赦书在礼典中得到了反映。在《开元礼》的嘉礼部分，有使臣到诸州宣赦书的礼仪。地点在州城门，由刺史招集文武官参加，这一礼仪最核心的部分是：“持案者进使者前，使者取赦书，持案者退复位，使者称有赦，刺史以下皆再拜。宣赦讫，又再拜、舞蹈，又再拜。本司释囚，行参军引刺史进使者前，北面受赦书，退复位。”[320]当南郊赦书下达诸州时，应当按照此仪注宣赦。长兴元年（930）二月，后唐明宗南郊亲祭后，针对过去赦书宣布不广的问题，宣布：“夫施令覃恩，比期及物，苟有壅滞，曷浣焦劳？如闻近年赦书所在不广宣布，为人臣者岂若是乎？其在辅弼公卿藩侯郡守各输忠力，副朕忧勤，共致治平，永跻仁寿。仍令御史台严加访察，无纵稽留。赦书日行五百里，告谕天下，咸使闻知。”[321]
在北宋，向州县官民宣赦变得更为重要。至道二年（996）正月，太宗在南郊亲祭天地，时任知滁州郡事的王禹偁写了《贺南郊大赦表》，提到：“今月二十日降到赦书一道，南郊礼毕大赦天下者，臣当时集军州官吏、百姓、僧道宣读施行讫。”[322]曾巩《贺熙宁四年明堂礼毕大赦表》：“今月十三日，枢密院递到赦书一道，以宗祀明堂礼毕，大赦天下，臣已即时集军州官吏将校等宣布讫。”[323]熙宁十年（1077），神宗举行了南郊亲祭，并将赦文颁布天下，曾巩又写了《贺熙宁十年南郊礼毕大赦表》：“今月初七日，递到赦书一道，以十一月二十七日南郊礼毕，大赦天下者，臣已集军府官吏将校军民等宣读讫。”[324]在贺表中，除了禀报朝廷已向官吏百姓宣读赦文外，还有大量赞美颂扬的语句。这样的例子不止以上所举三例，格式也大体相同。[325]这些事实表明，赦书下达地方，向百姓宣布赦文的内容，并由地方长官撰写贺表，将此事告知朝廷，已经成为亲郊大赦的基本程式。宣赦书是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沟通的一种有效手段，包括释囚在内的整个仪式，意在使民众直观地感觉到朝廷的存在与天子的恩威，从而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
（三）贺礼
在皇帝亲郊的场合，除了地方政府的助祭和皇帝的大赦天下外，君臣还要在祭祀完成后进行进贺与受贺的礼仪，这也是权力秩序的一种体现。在唐前期，地方长官和在外京官在皇帝亲郊前后，需要通过礼部上奏贺表。例如《开元礼》规定：“凡践祚、加元服、册皇后、皇太子及元日，并巡狩、亲征、封禅、郊祀及诸大礼，诸州刺史、都督及京官五品以上在外者，并拜表疏贺，礼部为奏。”[326]此时，群臣进贺还没有成为皇帝亲祭南郊的一个礼仪环节。
到了唐后期，那些没有参与南郊亲祭的官员，依然会在祭祀前后以上表的方式向皇帝进贺。例如，令狐楚《贺南郊表》：“伏奉圣旨，以来年正月五日朝献太清宫，飨太庙，七日有事于南郊，宜令所司准式者。……臣谬贞师律，叨守戎藩，不得捧豆笾于清庙之中，执玉帛于泰坛之下，仰观盛礼。伏贺鸿休，耸踊辕门，无任恋结，屏营之至，谨遣某官某奉表陈贺以闻。”[327]这是令狐楚在南郊亲祭前上的贺表。根据令狐楚的生平以及文中透露的南郊亲祭时间，此文作于长庆四年（824），他时任检校礼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汴宋亳观察等使。[328]他另有《为桂府王珙中丞贺南郊表》一文：“伏奉十一月十日制书，南郊大礼毕，大赦天下者。……臣蒙被恩泽，获齿生类，会守远郡，阻窥盛礼，徘徊天外，目与心断，无任抃跃，恋结之心，谨遣突将王清朝等奉表陈贺以闻。”[329]此文写于贞元九年（793）十一月南郊大礼之后。“王珙”应为王拱。贞元七年，令狐楚进士及第，一度被桂管观察使王拱辟署，因此替他写下了向皇帝进贺南郊礼成的文表。
更重要的是，在唐后期的皇帝亲郊中，群臣进贺成为其中的一个礼仪环节。《旧唐书·礼仪志》：“〔长庆元年〕正月，南郊礼毕，有司不设御榻，上立受群臣庆贺。及御楼仗退，百僚复不于楼前贺，乃受贺于兴庆宫。二者阙礼，有司之过也。”[330]关于这一事件，《册府元龟》有不同的说法：
长庆元年正月辛丑，郊社礼毕，大赦天下。宣赦毕，宰臣率百僚称贺于楼前。仗退，帝朝太后于兴庆宫。先是，南郊礼毕，不设御榻，帝立受群臣称贺，及御楼仗退，百僚复不贺于兴庆宫。举大典而有二阙，皆有司之过也。[331]
在这里，所谓“有司之过”，是指在皇帝接受群臣贺礼时不设御榻，以及官僚不在兴庆宫庆贺。《册府元龟》和《旧唐志》对前一过失的说法相同，后一过失则正好相反。《旧唐书·穆宗纪》记载：“礼毕，群臣于楼前称贺。仗退，上朝太后于兴庆宫。”[332]由此看来，在前面的两种说法之中，当以《册府元龟》的说法为是。通过上面的史料辨析可以看到，在唐后期的皇帝南郊亲祭中，大致有三个受贺礼仪：首先，皇帝完成南郊亲祭后，在郊宫接受群臣的进贺；其次，皇帝御楼肆赦后，群臣称贺；最后，銮驾回宫后，另有一个太后在场的庆贺仪式，皇帝和群臣都出席。兴庆宫建立于开元二年（714），被称为南内，与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并称三大内。[333]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宪宗驾崩，穆宗即位，懿安皇后郭氏被尊为皇太后。同年六月，太后移居兴庆宫。[334]可见，回宫后的庆贺仪式是在太后所居住的宫中举行。
五代时期有关南郊庆贺的记载相当少，不过，后唐长兴元年（930）和后周显德元年（954）南郊亲祭后的郊宫受贺都有记载。《旧五代史·后唐明宗纪》：“〔长兴元年二月〕乙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柴燎礼毕，郊宫受贺。”[335]《旧五代史·后周太祖纪》的记载类似：“显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帝亲祀圜丘，礼毕，诣郊宫受贺。”[336]
我们通过长庆元年（821）的例子，概括出唐后期皇帝南郊亲祭的一系列受贺礼仪，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宋代是否也是如此。《太常因革礼》在记载开宝元年（968）的皇帝亲祭时，提到：“《通礼》郊毕无行宫称贺仪。是岁仪注，皇帝还青城行宫，受文武百僚贺，皇帝升坐，文武百僚俱横行，起居再拜。中书门下班首少前，跪贺讫，复位。典仪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舞蹈，三称万岁，又再拜。宣徽使进诣御坐前，承旨退西，称有制。典仪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宣答讫，典仪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舞蹈，三称万岁，又再拜讫，分班序立，皇帝降坐，文武百僚相次退，所司转仗于还途，如来仪。”[337]开宝六年颁布的《开宝通礼》没有吸收行宫称贺的仪注，但是这一仪式在北宋的礼仪实践中长期实行。景德二年（1005），“是岁仪注，南郊礼仪使奏，自乾德六年（按：即开宝元年）以来，行宫称贺，横行再拜，遂奏圣躬万福，于礼未备。今欲横行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而后圣躬万福，又再拜，余称贺如旧。诏可”。[338]从这里可以看到两点：一是自从开宝元年至景德二年，每逢皇帝南郊亲祭都有行宫受贺礼仪；二是皇帝的权威在景德二年的仪注中得到进一步展现。
自熙宁七年（1074）始，南郊青城的殿宇和宫门有了确定的名称。《宋史·礼志》：“先是，每郊撰进，至是始定名，前门曰泰禋，东偏门曰迎禧，正东门曰祥曦，正西门曰景曜，后三门曰拱极，内东侧门曰夤明，西侧门曰肃成，殿曰端诚，殿前东、西门曰左右嘉德，便殿曰熙成，后园门曰宝华，著为定式。”[339]青城的中心端诚殿成为皇帝南郊受贺的地点。例如元丰六年（1083），神宗祭毕昊天上帝，“百官称贺于端诚殿”。[340]在《政和五礼新仪》中，端诚殿受贺依然是皇帝南郊亲祭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与开宝元年的仪注相近。
我们再来看明堂亲享。皇帝亲享明堂是从皇祐二年（1050）开始的，此前的明堂大享都由有司摄事。在北宋，明堂长期没有建立，直到政和五年（1115）才开始动工兴建，两年后落成。在明堂建立以前，有司摄行明堂大享，都是寓于南郊。皇帝的明堂亲享都是在宫城正殿大庆殿举行的。在确定明堂亲享的地点时，仁宗说：“明堂者，布政之宫，朝诸侯之位，天子之路寝，乃今之大庆殿也。况明道初合祀天地于此，今之亲祀，不当因循，尚于郊寓祭也。其以大庆殿为明堂，分五室于内。”于是，“礼院请依《周礼》，设五室于大庆殿”。[341]在古人的礼制理想中，明堂是天子布政之宫。《白虎通》谓：“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闼，布政之宫，在国之阳。”[342]虽然明堂没有建立，大庆殿毕竟是大内的正殿，故以此为皇帝亲行明堂大享的场所。仁宗完成明堂亲享后，“御紫宸殿，百官称贺”。[343]紫宸殿旧名崇德殿，明道元年（1032）改名紫宸殿，“即视朝之前殿”。[344]皇祐二年后，明堂亲享礼毕，皇帝都是在紫宸殿受贺，在《政和五礼新仪》中亦是如此。[345]结合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北宋时期亲郊完毕，立即有群臣向皇帝进贺，这也是皇帝一系列受贺礼仪中最重要的一个。在《政和五礼新仪》规定的皇帝亲郊礼仪中，有这一单独的环节，这足以显示其重要性。
与唐后期一样，亲郊大赦后，群臣在城楼之下向皇帝进贺。例如元丰六年（1083），神宗完成南郊亲祭回宫后，“常服，乘舆御宣德门，肆赦，群臣称贺如常仪”。[346]明堂也是如此，皇祐二年（1050），仁宗祭毕明堂、在紫宸殿接受百官祝贺后，“乃常服，御宣德门肆赦，文武内外官递进官有差。宣制毕，宰臣百僚贺于楼下”。[347]在《政和五礼新仪》中，群臣的楼下进贺礼仪被列入“宣德门肆赦”的环节。
在北宋的礼制实践中，朝臣一般不出席皇帝亲郊礼毕在太后宫中举行的庆贺仪式，只是奉表称贺。这一庆贺礼仪主要发生在皇帝与太后之间，唯一的例外发生在在天圣五年（1027），群臣贺章献皇太后于其居住的会庆殿。[348]元祐四年（1089），哲宗亲享明堂，“三省以章献皇后故事，将俟礼毕，百官班贺于会庆殿”。宣仁太皇太后宣谕：“今有司因天圣之故事，修会庆之盛礼，将俾文武称贺于庭。吾自临决万机，日怀祗畏，岂以菲薄之德，自比章献之明。矧复皇帝致贺于禁中，群臣奉表于闱左，礼文既具，夫又何求？前朝旧议，吾不敢受，将来明堂礼毕，更不受贺。百官并内东门拜表，故兹诏示，想宜知悉。”[349]看来在北宋，太后宫中的郊毕贺礼是一个封闭性的礼仪，在以《政和五礼新仪》为代表的官方礼典中，不见这一礼仪的仪注，也就可以想见了。
与唐代一样，在北宋，那些无法出席皇帝亲郊仪式的官员往往会向皇帝进呈贺表。例如熙宁十年（1077），苏辙在南京应天府任职，当时的知府是张方平。该年冬至，神宗在南郊亲祭天地，苏辙写了《代张公贺南郊表》、《代南京留守贺南郊表》和《代南京百官贺南郊表》，上奏朝廷。[350]被贬斥岭南期间，苏辙也有向皇帝亲郊表示祝贺的奏表。建中靖国元年（1101），徽宗举行南郊亲祭，苏辙上表：“臣顷斥居荒服，岂意生还？今密迩邦畿，亟闻敷命。造庭称庆，虽绝望于余生；鼓腹载歌，窃有幸于今日。”[351]他借此表明虽然遭到了贬逐却忠于朝廷与皇帝的心迹，权力关系正是通过类似这样的方式得到了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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