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亲郊礼仪

第二节　皇帝亲郊礼仪

唐至北宋时期经历了帝制时代郊祀礼仪争论两大话题的历史性转移，从郊丘之争走向天地分合之争，我们在前文已经进行了分析。这一转变透露出哪些重要信息呢？从祭祀的执行者看，郊祀礼仪分为皇帝亲郊与有司摄事两种形式，若遇皇帝不能亲行郊祀礼仪，就由有司代行其事。对比郊丘之争和天地分合之争，我们发现，郊丘是否合一的争论涵盖了整个郊祀制度，并不针对皇帝亲郊和有司摄事而有所不同，天地应该分开祭祀还是可以合起来祭祀的争论只针对皇帝亲郊，有司摄事并不涉及。因此，从郊丘之争到天地分合之争的转变，意味着唐至北宋时期郊祀礼仪的焦点完全集中到了皇帝亲郊上。我们不禁要追问，皇帝亲郊礼仪在这一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有什么意义？

近二十年来，唐至北宋时期皇帝亲郊礼仪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阶段性成果：金子修一深入研究了唐代南郊亲祭的实施及其与政治局势的关联；吴丽娱对晚唐南郊亲祭与皇权盛衰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杨倩描分析了北宋皇帝亲郊难行的原因及其性质的转变。^[150]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增进了学界对唐至北宋皇帝亲郊的认识，但是我们的那些疑问还不能从中得到完整的回答。因此，这一时期皇帝亲郊的整体变迁很有研究的必要。

金子修一的研究表明，唐前期皇帝亲祭与有司摄事的差别主要在于规模、费用和参与者等方面。^[151]我们注意到，从中晚唐至北宋，皇帝亲祭与有司摄事的不同已不止这些，在仪式上也呈现出相当的差异。如果说两者在神位方面还时分时合的话，那么其他环节的差别就显得格外醒目了。在唐代，除了太极元年（712）睿宗在方丘亲祭过皇地祇外，其他历次皇帝亲郊都是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在开元二十年（732）颁布的《开元礼》中，皇帝亲郊有斋戒、陈设、省牲器、銮驾出宫、奠玉币、进熟和銮驾还宫七个环节，^[152]有司摄事有斋戒、陈设、省牲器、奠玉币和进熟五个环节，^[153]两者在仪式上的差异只是銮驾出宫和还宫的有无。这很容易理解，既然是皇帝亲郊，那么多出銮驾出宫和銮驾还宫的仪节，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北宋后期的皇帝亲郊有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和明堂大享三种形式。在政和三年（1113）修成的《政和五礼新仪》中，冬至的南郊亲祭有时日、斋戒、奏告、陈设、车驾自太庙诣青城、省牲器、奠玉币、进熟、望燎、端诚殿受贺、车驾还内和宣德门肆赦十二个事项，^[154]有司摄事少了车驾自太庙诣青城、端诚殿受贺、车驾还内和宣德门肆赦。^[155]北郊和明堂的情况也是类似，只是具体的行礼地点与南郊不同而已。^[156]就有司摄事而言，两部礼典中的仪轨相差不大，都有斋戒、陈设、省牲器、奠玉币和进熟的环节，《政和五礼新仪》中看似多了时日、奏告和望燎，实际上，《开元礼》中有时日和奏告的规定，^[157]望燎则被包含在进熟环节里。^[158]相形之下，两部礼典中皇帝亲郊的差别、《政和五礼新仪》中皇帝亲郊与有司摄事的差别就大得多，这些差别直指皇帝亲郊的本质。因此，我们将从皇帝亲郊与有司摄事之间差异的扩大入手，来探讨这一时期皇帝亲郊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