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电视剧的主题开掘与美学追求

第二节　短篇电视剧的主题开掘与美学追求

经过十年炼狱走来的电视剧艺术工作者，当他们再次把镜头对准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的时候，他们最多的还是对思想解放和人性人道的思考。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作为复苏阶段中国电视剧的核心主题，它夯实了这个时期短篇电视剧的审美基石，体现了一代电视艺术家的美学追求。

黑格尔在他的《美学》（第一卷）中说：“生命在他的演进中必然要达到人的形象，因为人的形象才是唯一的符合心灵的感性形象。”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道主义在于“人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本质力量”以及人的这种本质力量得到全面、充分、自由的发展。由于“十年内乱时期，极左的狂热和专横，狭隘的阶级论思想左右文坛，对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尊重、同情、友爱的正常的合理的表现和对人性、人情、爱国心、正义感和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具体生动的描写都被贬斥为‘抽象的人性论’”，⁽⁴⁾因此，打破禁区，尊重人的尊严，把人放在社会历史的主体地位来加以表现，成为电视剧艺术主题开掘方面的重要的突破口。

图4-2　《有一个青年》

《有一个青年》⁽⁵⁾是1980年电视剧创作的一个亮点。这部电视剧塑造了一位满是伤痕却不咀嚼伤痕的普通电焊工顾明华的形象，从人性人情的角度塑造了一个“富有进取精神又有心灵污垢的青年典型”。它“以积极的态度和乐观的精神表现了伤痕主题，这使它有力地区别于当前某些专以灰色调子写青年的作品”。⁽⁶⁾对于一个普通的青年工人而言，“文化大革命”留给顾明华的伤痕，有别于那些遭受人性的公开践踏的“牛鬼蛇神”；对主人公顾明华而言，这种伤痕是一代年轻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缺乏教养的精神的荒芜。电视剧从这一点上深入掘进，在塑造主要人物形象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开掘：一方面，出现在观众眼前的青年顾明华是一个充满朝气、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有一股子拼劲、自尊孤傲、富有进取心的青年，他看不起一见面就让驻某国大使的父亲带外国手表给自己的女朋友，他不是那种不三不四的坏青年；但另一方面，他又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中知识和精神的贫血儿，他的行为举止表现出“以丑为美”的畸形，他不修边幅，满口脏话，他知识贫乏，学识浅薄。《有一个青年》把观众自然地引入对历史、对人性的思考：顾明华在图书馆茫然不知所措，他拉出一个个抽屉，从一个书柜走向另一个书柜，被顾明华拉出的抽屉堆在柜子上。姑娘用自己一双纤细的手把抽屉一个个放回了原处。抽屉被顾明华碰得“砰砰”作响，姑娘投去责备的目光。姑娘告诉顾明华查图书目录，顾明华似乎很内行地点点头，然而，面对一堆目录，他仍然没有找到自己想要找的书。这个情节表现的是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顾明华为了争口气研制成功制动焊接机，第一次踏进了图书馆，在书的海洋里他不知从何处下手，又羞于下问，楼上楼下到处乱撞，结果闹出许多令人辛酸的笑话。徐薇并没有鄙视他，而是伸出援助之手，“在这一组组无声的画面中，对人物的心灵进行了真实的速写，使观众看到了一个近似荒芜的精神世界。这场戏，在朴实的白描中产生的艺术感染是强烈的。顾明华的痛苦、悔恨，观众对‘四人帮’的愤怒，在这些看似可笑，实际上却很可悲可叹的画面中交融在一起了”。⁽⁷⁾“值得一提的是，此剧关于顾明华形象的塑造，已开始自觉地注意到匡正过去较长时期来中国文艺创作中流行的那种单向审美的局限。编导既重视充分表现顾明华精神世界中积极向上的方面，也不隐饰动乱岁月给他灵魂留下的严重创伤。因此，银屏上的顾明华的形象是立体的，而非扁形的。他既追求科学，追求文化，有着不懈的进取精神，又确实还存有动乱岁月留给他的粗鲁和不文明的行为，这是现实主义审美精神在电视剧创作中得到深化的一种表现。”⁽⁸⁾该剧播出后得到观众的赞誉，并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电视剧一等奖。

着意表现“凡人”的人情美，揭示“小事”里的重大社会内涵，从身边所熟悉的普通人和事出发，反映普通人的思想感情，塑造普通人的形象，是复苏阶段短篇电视剧主题开掘的重要方面。由中央电视台1980年录制，获首届全国优秀电视剧奖一等奖的《凡人小事》⁽⁹⁾，表现的是某中学教师顾桂兰的平凡小事。顾老师工作认真负责，深受学生喜爱。其丈夫不幸于两年前病故，留下她带着一个体弱多病的幼女翠翠相依为命。由于家离学校太远，每天上班需要换乘4次公共汽车，教学工作和照护幼女两副担子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于是她多次向学校领导提出请求调动工作，但均无结果。新领导张书记调来学校后，几位关心她的同事劝她趁张书记的儿子结婚送份厚礼，以促成调动成功。正直的她一惯看不起那种吹吹拍拍、请客送礼的不正之风，因而总不愿这样做。但翠翠又重病入院抢救，她被迫焦急地从课堂上退出来赶往医院。现实生活的窘况逼迫她违心地花掉月薪67元中的相当部分，去购买了准备送礼的一床绣花床单和两瓶上等好酒……张书记闻听翠翠病重，赶到顾桂兰家中探望。他目睹顾桂兰家中的困境，深受感动，决心亲自到教育局反映情况，促成顾桂兰的调动。当张书记连夜去找教育局领导时，顾桂兰携带礼品来到张书记家。她惶恐地留下礼品便匆匆离去。次日，她在学校里遇上张书记时也备觉难堪。晚上，张书记第二次来到顾桂兰家，并告诉她，调动之事已经办妥。这使顾桂兰感动不已。更令顾桂兰感动的是：张书记不仅诚挚地向她表示过去学校领导对她关照不够的歉意，而且还情真意切地要她收下两瓶上等好酒的酒钱……张书记走后，顾桂兰百感交集。翠翠手捧张书记送回的那张绣花床单，又兴奋地喊道：“妈妈，你看！”顾桂兰抱着女儿推开窗户，目送雪中送炭的张书记远去的背影和他在雪地上留下的坚实的脚印，禁不住从心底淌出了无限感激的泪花。《凡人小事》作为中国新时期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的具有开拓意义的发轫之作，在中国电视剧艺术的发展历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图4-3　《凡人小事》

《凡人小事》播出后，社会反响强烈。资深电视人阮若琳后来回忆说：“这个剧目以其贴近现实生活和清新朴实的风格，赢得了社会上一致的好评和注目。”⁽¹⁰⁾许欢子也认为，这个剧“通过一位中学教师调换工作及家庭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按生活的本来面貌描写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揭示了美好动人的情操，写出了新的人物、新的希望，同时也鞭挞了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激起观众对新事物必胜的信念。这个戏播出后得到社会上的高度评价⁽¹¹⁾。”裴玉章则进一步阐明了《凡人小事》具有的普遍意义。他指出：“纵观这一时期的电视剧，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坚持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丰富的现实社会生活，表现了时代前进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如《凡人小事》写的是‘小事’和‘凡人’，但导演处理上肯下工夫，开掘深刻，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¹²⁾这些评价是极为中肯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艺，正处在现实主义复苏并逐渐走向繁荣的历史进程中。《凡人小事》的问世，不可避免地受到这股强大的文艺创作思潮的影响。它根据杜保平的短篇小说《绣花床单》改编，就必然滋润于原小说具有的现实主义品格。同时，大概又由于电视剧作为视听艺术与电影这种姊妹艺术的近亲血缘关系，而导演赖淑君本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业毕业生，因此《凡人小事》的创作还不能不受到当时中国电影界译介并正付诸创作实践的巴赞、克拉考尔的纪实美学思潮和长镜头理论的影响。善于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中的有用部分和姊妹艺术的经验，这是好事。惟其如此，《凡人小事》反映社会生活所达到的深度和审美形式创新所取得的成就，值得称道。

首先，编导较自觉地吸收了中国新时期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在复苏过程中的两大鲜明特长：一是努力“贴近现实生活”，为人民鼓与呼；二是努力把笔触和镜头对准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的心灵，为“凡人”传神写貌。毋庸讳言，无论是此前的新中国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还是此前自1958年开始面世的为数不多的电视剧，都曾受到过形形色色的伪现实主义创作思潮和粉饰现实的文艺主张的严重影响。所以，当新时期为电视剧创作的迅猛发展准备好条件并揭开了序幕之时，中国未来的电视剧创作走什么道路，就自然成为了摆在整个电视界面前的一个现实的严峻课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凡人小事》以成功的创作实践回答了这一课题，成为了中国新时期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的良好的开端。它在选材上，严格从现实生活出发。故事源于生活，朴实无华，就像发生在观众身边一样。而这种使观众感同身受的故事本身的内涵又是深刻的和发人深省的。一方面，像顾桂兰这样的普通中学教师，堪称辛勤的园丁，为人民作出了宝贵的奉献，但社会却对这位不幸失去了丈夫孤身抚养幼女的中年知识分子缺乏必要的关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何在她身上并未落实？另一方面，为什么像李老师那样的人靠吹牛拍马、送礼贿赂却能走通后门呢？显然，这些问题都是当时人民群众密切关注的社会热点。这样，作品播出后不仅产生了较强烈的社会反响，而且具有了现实主义的批判力度。它在审视生活的历史观上，一反此前大都把镜头对准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的时尚，而鲜明地把镜头对准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位普普通通的“凡人”——中学教师顾桂兰。这又显然是对文艺创作中过去流行的英雄史观影响的有力匡正，为之后荧屏上越来越多的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引下为普通小人物传神写貌的电视剧开了风气之先。称这部作品做到了“直面人生，开拓未来”，诚不为过。

其次，《凡人小事》的现实主义品格，还突出地表现在编导善于在“小事”及其细节上做文章，进行深入开掘。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小说名家沙汀先生有句经验之谈，叫做“故事好编，零件难找”。“零件”者，细节是也。《凡人小事》在仅仅一集的篇幅里，出现了不少精彩的细节，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譬如，顾桂兰家床上那块用手帕缝在旧床单上的补丁——当翠翠需要用手帕擦脸时，张书记误认为床单上的补丁是块手帕，于是去取，这才发现它已成为旧床单上的补丁。这时，天真幼稚的翠翠乐了，但初访顾老师家的张书记的眼眶却湿了。他由此悟出了许多：顾老师的清贫，清贫的顾老师却用昂贵的价钱买了绣花床单来给自己送礼，自己身为学校领导竟对她的了解和关心是如此不够……荧屏上一块特写的“补丁”，使观众既照见了顾老师的精神生活，也窥见了张书记复杂的内心世界。在这里，没有直露浅薄的说教，却具有沁人心扉的艺术魅力。像“补丁”这样精彩的细节描写，还有翠翠手里的那个“苹果”，顾老师几次回家人未进屋而扔到床上的那件“外套”，等等，举不胜举。此外，长镜头的运用，如拍摄顾老师上下班挤公共汽车赶路的画面，也真实感人，恰到好处，令人久久难忘。

再次，《凡人小事》的现实主义品格，也体现在主要演员的表演风格上。应当说，中国的电视荧屏上，较长时期以来普遍存在一种被观众斥为“假人假事”的伪现实主义表演风气。《凡人小事》则不然。黄意璘扮演的顾桂兰、罗焱扮演的翠翠、宋春霖扮演的张书记表演都相当生活化，给观众如身入其境之感。这在当时的荧屏上也很难能可贵。当然，《凡人小事》毕竟只是新时期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的发轫之作，其稚嫩之处难免。但它开风气之先，功不可没。

《卖大饼的姑娘》⁽¹³⁾也是从凡人小事入手开掘出深刻主题的代表作品。该剧写的是发生在上海街道里弄中的一家“为民点心店”里的动人故事。原本在公司当经理的优秀青年王英主动要求下基层到“为民点心店”当组长。她的到来，使这个月月亏本、人心涣散的小店又焕发了生机。店里唯一的男青年郑保宇身上带有“文化大革命”的创伤，沾染了坏习气，迟到、旷工、玩蟋蟀，不安心卖大饼的平凡工作。杨美娣这位女青年爱打扮、好虚荣，也讥讽王英是“大饼新秀”。高伟莉的母亲是店里的退休老工人，染病在床，给女儿上班增添了困难。林小梅虽热爱卖大饼的工作，却被郑保宇的“求爱信”搞得心烦意乱。这样，店里每天的早点都是千篇一律的大饼、油条，而且常常不能按时供应，弄得顾客们很有意见。在这种局面下，走马上任的王英一方面以身作则，起到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的模范带头作用；一方面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针对每位职工的不同情况，把思想工作做到人的心坎上。她走访高伟莉的母亲，向老一辈请教改变小店落后面貌的良方，调动高伟莉的工作积极性；她以心换心，循循善诱地启发林小梅正确而妥善地对待郑保宇的求爱；她约林小梅、高伟莉一起，探访与流氓搏斗致伤的郑保宇，送去了诚挚的信赖和鼓励，终于以深情感化了郑保宇，促使他奋发向上；她为了帮助杨美娣正确对待婚恋和职业，把工作做到了杨美娣的男朋友小梁那里……这样，小店的卖大饼的姑娘们和小伙子们精神振奋，生意也就随之做活了。然而，王英自身的爱情却产生了波折。她的未婚夫陈东华是位在外地工作的军人。他返沪探亲发现王英辞去经理而来卖大饼，很想不通。而他的母亲更认为“不能娶一个卖大饼的姑娘当儿媳妇”。于是，王英忍受着个人感情的痛苦，全身心地投入小店的经营管理工作，终于以出色的成绩感动了未婚夫和未来的婆婆。在一片敲锣打鼓声中，人们欢送王英去出席青年突击手代表大会。

作为我国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卖大饼的姑娘》在中国电视剧艺术发展历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之位，开创了我国电影制片厂拍摄电视剧的历史。《卖大饼的姑娘》在美学追求上的特色之一是把镜头对准了平凡人的心灵。创作者们较自觉地意识到：进入家庭的电视剧艺术，应当更多地表现平凡人熟悉的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新人和新事。“家家都要买早点”，这便是屏幕上“为民点心店”里的人和事令观众产生亲切感的现实缘由。而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及就业之后应该怎样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作出贡献，又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热点议题之一。创作者在王英形象上注入的鲜明的美学理想，其价值取向正是时代所呼唤的于平凡中见崇高、于服务他人中实现自身价值。也许今天的青年会感到王英身上似乎还缺少点现代意识，她对小店经营的治理离改革的要求还差得颇远，但我们不应脱离8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现实情状和当时人们的精神追求来苛求作品，因为王英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无疑对郑保宇曾经信奉过的“身在大饼摊，红尘早看穿”的悲观厌世哲学，是有力的批判和匡正。

《卖大饼的姑娘》在美学追求上的另一特色，是较自觉地在诸种矛盾漩涡里塑造人物形象。显然，从剧作结构上分析，不难发现创作者以王英为中心，构思了她同郑保宇、林小梅、杨美娣、高伟莉和陈东华、陈平的矛盾冲突，努力在这诸种冲突中展示出王英的精神风貌。这种塑造主要人物形象的审美创造方式，对以后的电视剧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然，《卖大饼的姑娘》在艺术上也尚未摆脱稚气。这种稚气主要表现在：第一，王英形象有点过分理想化。尽管创作者将她置于诸种矛盾冲突的中心，但这些冲突带给她思想深层的波澜却显示得不充分，往往止于表层的流露就仓促地把她推上了制胜者的位置。这就难免影响了这一形象的深度和力度。第二，矛盾设置和情节安排的人为痕迹较重。如郑保宇躲在阁楼上恰恰听见了王英与林小梅等议论他、肯定他，从而促成他转变的情节，高母与陈母偏偏巧住在同一病房，并让王英来探视高母时巧遇陈母，从而促成陈母转变对王英的态度的情节，等等。这种靠“巧合”来化解矛盾的创作法，无疑是现实主义尚欠深化的表现。

图4-4　《乔厂长上任记》的主演李默然

除了注重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外，复苏阶段的电视剧还敏锐地将“改革文学”移植到荧屏上，由中央电视台1980年录制，获首届全国优秀电视剧奖二等奖的《乔厂长上任记》⁽¹⁴⁾，让生动的艺术形象发出改革的呼唤，丰富了复苏阶段电视剧的表现主题。1978年，十年浩劫已经过去两年，但拥有近万人的重点企业春城电机厂却仍然亏损严重，工人、干部们对厂长冀申强烈不满。上级主管局霍大道局长召开局党组会议，电机厂的老厂长、现任公司总经理的乔光朴请缨前往接任厂长。他甘愿立下军令状，说如果不能彻底改变工厂的落后面貌，就请求处分。局党组同意派他前往，并按照他的请求，调他的老搭档、当时正在农场养鸭的石敢任厂党委书记。乔光朴回到电机厂，思绪万千。他想起这个经自己亲手创建发展起来的工厂的风云历史，想起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斗死去的妻子艾华，也想起了与自己心心相印的昔日同在国外留学的工程师童贞。尽管强加在他这个“走资派”头上的“罪名”之一便是他与童贞的所谓“男女关系”，尽管好心的石敢也曾提醒他在半年内不要与童贞结婚以免遭非议，但他还是一回厂就约童贞一起巡视全厂。他看到，昔日的生产能手、八级师傅马长友，竟被派来看大门；他看到，整个班组居然在上班时间围在一起打扑克牌；他看到，青年车工杜兵在车床前干了6年还不知道这车床的使用规则……这一切，促使他痛下决心：在全厂进行大考核。冀申不愿留厂降任副厂长，他通过关系找到经委主任铁健，在徐进亭副局长的庇护下调到外贸局任职。他一面指使品质恶劣、私心颇重的原厂行政科长王冠英造谣生事、离间关系，并收集炮制诬告信，给乔光朴与童贞罗列出“开夫妻店”、“搞福利主义”、“重用坏人”等“罪名”；另一面又利用外贸出口职权，卡电机厂的脖子，致使电机厂产品不能出口，造成数百万元的外汇损失，甚至釜底抽薪，在电机厂新产品即将投产的关键时刻，通过不正当手段调走主持设计的副总工程师童贞。于是，在乔光朴与冀申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乔光朴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把大考核不合格的职工都编入服务大队，让他们另辟一条战线为工厂创造财富。他深入群众，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使杜兵等许多工人提高了觉悟，焕发了聪明才智，并识破和揭露了冀申的卑劣伎俩。春城电机厂的改革，以势不可挡之势向前发展。

著名作家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是我国新时期小说创作最先引起轰动性的社会效应的几篇作品之一。小说以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塑造了新时期改革家乔厂长的形象，准确地对应了当时刚从十年浩劫的苦难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在积重难返的现实面前呼唤改革、呼唤改革家的强烈社会心理，因而引起读者强烈的精神共鸣，一时间争相传阅，评论界也给予高度评价。“欢迎乔厂长到我们这里来！”成了许多工人读者的共同呼声。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刚刚起步而又正开始自觉汲取文学营养的中国电视剧艺术，自然关注到了《乔厂长上任记》。编导以极大的热情把这部中篇小说搬上了荧屏。可以说，《乔厂长上任记》与《有一个青年》、《凡人小事》等电视剧一起，开了利用电视剧的艺术形式传播普及优秀小说的风气之先。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也许因为小说原著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已经十分强烈，观众对搬上荧屏的电视剧《乔厂长上任记》的期望值过高，而从小说到电视剧的改编实践又尚不丰富，所以客观地说，后者在观众中产生的反响远不及小说原著在读者中引起的轰动。考其缘由，大致如下：一是伴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荧屏上的乔厂长形象较之于小说中的乔厂长形象，新鲜感有所削弱。电视剧在小说之后一年有余问世，这一年多是中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人民群众对现实的认识也随之深化了。当初，小说中的乔光朴那种思想解放，锐意进取，通晓经济规律和专业技术的精神风貌，那种对童贞的不为世俗羁绊的大胆爱情和表达爱情的独特方式，都令人耳目一新，受到震撼。但一年多之后，荧屏上的乔光朴形象似乎只是运用视听语言将小说的文学语言作出了“部分翻译”（限于篇幅，还不能说成是“全部翻译”），而缺少对迅猛发展的现实变革生活的新的艺术发现。因此，尽管扮演乔光朴的演员李默然的演技是出色的，但他终究只是把读者早已耳熟能详的小说中文学形象的乔光朴“荧屏视听化”，所以其艺术魅力和审美冲击波毕竟有限。二是小说原著产生轰动性的社会效应的另一文学形象是冀申。这是新时期文学走廊里的一个“新的熟识的陌生人”。他身居要职，玩弄权术，“只会做官，不会做事”，“把精力放在整人上”。正是这种不惜靠制造和加剧混乱局面来扩充权势、满足私欲的人物的存在，成为了改革的阻力。人们从这个文学形象上看到了改革的艰难和曲折，从而深化了对现实生活和人生哲理的思考。但可惜的是，电视剧在塑造冀申这个形象时，重点却发生了“位移”，戏的焦点都移到了其走卒王冠英身上。而王冠英形象又多少带上了人们早已看腻了的那类专干坏事的阶级敌人似的概念化痕迹。这就不能不使人在审美鉴赏过程中失望了。这个事实深刻地昭示出：在实现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艺术家要与之相应地彻底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创作模式，真正使创作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仍然是摆在艺术家面前的一项严肃课题。

复苏阶段引起社会反响的短篇电视剧还有《永不凋谢的红花》⁽¹⁵⁾，这部电视剧是对“四人帮”阴谋政治的控诉，它感人地再现了在“四人帮”的淫威下，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张志新烈士的事迹，在强烈的矛盾冲突中显示人性的尊严。《新岸》则是从“写普通人”入手，实质上反映的还是电视剧表现人情人性的突破。正是在高扬起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面旗帜下，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志愿军女战士毅然为烈士遗孤承担母亲职责时的“大地一样的深情”，清晰地听到《新岸》中高元钢呼喊出：“人家也是人，人！”请看走向新岸的刘艳华在高元钢前来探病时的“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镜头：深受感动而不愿显露的刘艳华从额头拉下毛巾盖住双眼，可热泪却从毛巾下流淌而出。在“写普通人”的人情人性的美学思潮影响下，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电视剧显示出了新时期电视剧现实主义创作思潮的阵容和实绩。有别于“文化大革命”中文艺作品的“高大全”人物，电视剧形成了旨趣迥异的美学新追求：《凡人小事》“在日常生活中寻找美”；《女友》更是讴歌“应该像普通人那样脚踏实地建立新生活”。即使写伟人，如写周总理，《周总理的一天》“展示的是周总理平凡的一天”；写宋庆龄，《洁白的手帕》“只是从一个侧面，一个角度，通过一件平凡的事情来反映这位伟大的女性”。

综上所述，复苏阶段的电视剧恢复了健康的现实主义传统，及时地把握住时代脉搏，艺术生产力的解放，也使得人们能够重新思考“文学是人学”这一理论命题。复苏阶段的中国电视剧艺术反思当代社会历史，反思“文化大革命”极左政治，呼唤人的尊严，呼唤人性和人道主义，为电视剧的健康发展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