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的发展为电影带来的影响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电影带来了更多场景实现的可能和想象的手段，同时也改变了传统意义下电影的“影像”本性。孙振涛《“后蒙太奇”时代的电影语言》和邓烛非《“后蒙太奇”时代到来了么？》两篇文章，分别讨论了数字技术环境下电影摄制出现的新问题。虽然两位论者对“后蒙太奇”的界定各持己见，但是，数字技术带给传统胶片影像的改变是双方讨论的基础和共识，这表明电影已经沉浸在数字技术之中。然而，对于电影所遭遇的这场数字化浪潮，美国著名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认为，“拍不拍3D要取决于电影，就现在来说，很多电影用3D拍是浪费。胶片作为一种成熟的技术，跟数字影像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胶片消失于历史，将是电影的耻辱。胶片成像的颗粒感是数字影像无法复制的独特魅力，数字摄影因其廉价造成的低门槛，直接导致审美标准降低和大量粗制滥造的影片诞生。”^[30]这里，克里斯托弗·诺兰指出了数字摄影最直接的影响即造成影片质量的下降，驳斥了“胶片过时论”。数字技术导致的诸多问题并不能消灭数字技术，数字技术环境下电影如何从自身创作出发进行选择而达到审美需求才似乎是更值得关心的问题。

孙振涛在《“后蒙太奇”时代的电影语言》一文中，对“后蒙太奇”这一概念作了解释，他认为爱森斯坦所言的“镜头比大理石还要坚硬”的观点在“后蒙太奇”时代遭受挑战，蒙太奇时代镜头作为电影的最小单位，可是，在“后蒙太奇”时代，在数字化语境下通过计算机合成技术（英文简称CGI），“传统语境下的镜头就被裂变为一个个‘数据团’”。^[31]“后蒙太奇”改变了传统胶片不可变更的原则，数字影像具有可变性，这就为影像意义生成拓展了新的可能。“数字技术的发展原本不是坏事。单个镜头的时间长度可以不受限制，省去冲印的中间环节，方便剪辑，影像的储存和放映都极大地便利。数字技术的成熟也允许了若干导演尝试之前不可能实现的电影语言。”^[32]如果说“后蒙太奇”是电影遭遇的数字化浪潮，那么计算机合成影像技术则开启了电影与数字技术的结合。通过计算机合成影像技术，电影开始使用计算机影像，最早期的代表是《电子世界争霸战》（1982年），直到《玩具总动员》（1995年）的出现，电影界迎来了第一部全部由计算机生成图像的故事片。计算机合成影像技术为电影创作者提供了实现想象的空间，过去不能实现的情节或场景，或许通过计算机生成影像技术就能达到想象中的效果。这也影响了电影的创作流程，传统认知下的“一剧之本”已然让位于电影创意和技术，剧本的创作需要在满足某个场面效果的基础上去完成。电影赖以生存的技术环境迎来了数字时代，虽然有关“后蒙太奇”的证明还在继续，但是数字技术带来了影像的改变，影像本身被操作的可能性大大拓展。

电影自诞生以来即一直实践还原现实的努力，从有声片、彩色片到3D、IMAX，技术的进步为此带来了希望。当前，虚拟现实技术向着“还原现实”的方向更进一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技术在电影中的运用也或将改变电影制作的多个环节，例如3D的360度全景摄影如何“隐藏”电影摄制的工作人员？再如眼睛视角是120度，在360度全景中电影剪辑又该如何适应观众的视角选择？虚拟现实技术带来了新的技术规则，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为电影带来了新的潜力。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虚拟人物出现在电影中，与真人一起表演。然而，在经历这一历史瞬间之前，电影先迎接了卡通人物与真实人物一同表演的时刻，这部电影是《谁害死了兔子罗杰》，斯皮尔伯格曾说他一生中迄今只经历过两次有历史意义的摄制试验，第一次是《星球大战》，第二次就是《谁害死了兔子罗杰》。随着《阿凡达》的热映，舆论认为电影中的一些虚拟人物在未来将成为人们心中完美英雄的化身。从卡通人物到虚拟人物，虚拟现实再一次显示了技术之于电影发展的巨大影响。

2015年1月8日的《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发表了汤姆·西蒙奈特题为《让虚拟现实更加现实：High Fidelity将接替第二人生》一文，文章讨论了新的交互界面技术的开发使得虚拟世界里的人更像活在真实世界里。电脑游戏带给人们最初的虚拟现实体验，如今数字技术和交互技术的发展已经创造了一种虚拟实境。2003年，菲利普·罗斯德勒（Philip Rosedale）当时的公司推出了《第二人生》，在这个虚拟世界里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例如选择自己化身的相貌、建造城堡、开飞船等。High Fidelity利用新的交互界面技术，通过对虚拟现实眼镜、运动传感器、3D摄影机和3D耳机等技术和硬件设备的共同操控，在某些细节方面较之《第二人生》做得更为完美，例如控制化身人物的面部表情，从而为用户带来更具有沉浸感的体验。目前，游戏和电影是虚拟现实走向大众的主要渠道，在未来移动设备将成为虚拟现实的主要平台，三星和Oculus VR正联手积极研发的基于智能手机的虚拟现实眼罩成为行业关注焦点，一旦技术成熟，移动虚拟现实将不再是“传说”。不论是《第二人生》还是High Fidelity，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帮助人们完成某些在现实生活中并不能实现的想法，这是多数人关注它的原因，由此，虚拟现实将走进大众走向日常生活，也许在未来虚拟现实会成为现实生活的一种常态。

据网站报道，日本雀巢分公司将使用机器人售卖咖啡，好莱坞男星乔治·克鲁尼的代言人身份将被取代。雀巢公司已经与好莱坞性感男星乔治·克鲁尼解除代言合约，用四英尺高的机器人Pepper取代了这位曾出演《十一罗汉》的明星。复杂的人工智能编程技术造就了这个机器人，使它成为世界最高效的销售“人员”。^[33]又据Pepper机器人软件开发商说，Pepper内嵌智能软件能读懂80%交际会话，而且，Pepper不仅售卖咖啡，它还能在与顾客面对面交谈中获取顾客喜好行为信息。无论雀巢给克鲁尼多钱，他应该也不愿如此做吧。^[34]

Pepper机器人惹人关注的焦点不仅是它能取代人类的某项工作，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读懂人类的情感，这较之以往的人工智能产品是一次技艺的飞跃。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追求从未间断，从“图灵实验”到今天的Pepper机器人，电脑能思考、能读懂情感导致了技术主体性日益明显，而这也影响了人类对自身与技术的理解，人类越来越技术化，技术越来越人格化。作为人类与技术的深度结合体，Cyborg（赛博格）这一概念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科学家对星际问题做研究时提出的，这个“半人半机器”系统既具备人类的特征也拥有机械装置的特点。自Cyborg概念提出以来就备受关注，学界对它的认知也不断扩展。美国学者多娜·海萝威（Donna J.Haraway）的研究将Cyborg看作是“正在并将进一步改变人类关于生命、死亡、现实、意识、主体和精神等一系列命题的思考和认识”的全新物种，^[35]她的《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更是开启了学界关于“后人类主义”思潮的热烈讨论，即去除人类意识中封闭与狭隘，以更广博的特性去理解人类的各方面活动。

人机交互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和文化的转型，这种改变也对电影的发展产生影响，例如电影表演，美国数字影像公司“Image Metrics”的“埃米莉·奥布莱恩（Emily O'Brien）项目”^[36]研发出的奥布莱恩数字面孔，逼真地呈现了该女演员各种喜怒哀乐和惊奇的表情。可以想象，这一技术将创造“表情数据库”，它将容纳数以万计的表情，这些表情会通过演员创作与电脑修改共同完成，由此，这项技术不仅给电影演员带来挑战，同时也在影像表情方面做出了新的拓展。

当前，“互联网思维”环境、当代艺术环境和新技术环境的变化给电影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数字技术的发展导致电影胶片“过时”，也逐渐改变了电影的制作程序和美学形态，电影营销发生也发生了裂变，甚至胶片电影时期讨论的现实主义、形式主义已经不再重要，如今人们关注的是如何创造奇观的、人类无法想象的、不可预见的东西，电影确实进入一个新的文化样式时代，逐步需要重新认识、命名和定义，赋予电影更为广博的与时代契合的新姿态、新方式和新性格。传播学者裘新认为，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广播没有取代报纸，电视没有取代电影，也许在互联网时代将不复存在，互联网将摧毁前面的一切。因此，电影人需要有一种互联网思维和全球化思想。

不过，需要清醒认识的是，电商资本、大数据库、互联网思维、数字技术等为电影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但是，对于电影艺术而言，人与影像的关系并未改变，而且是加深更多。如同电影学者周星所言，在新媒体环境下电影发生了很多变化，电影的形态在变，创作的潮流趋势也在变，但是，电影对于文化内涵的要求不会变，电影仍然应该成为“天下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