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影评《黄克功案件》：一个时代文风的可供分析

电影《黄克功案件》仍在波澜不惊地公映着。虽然没有大红大紫，但是，都会在观影者心里产生绵绵余味。

前段时间，编剧王兴东先生来沪，此行目的有二：一是作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出席该学会下属的剧作理论专业委员会成立仪式；二是参加电影《黄克功案件》的首映式。在中国首个“宪法日”，该片在沪举行了首映式。自然，选择该日是有着深长含义的。当前中国提出“以宪治国”政治理念，其实，1937年的陕甘宁边区即已践行“以宪司法”，“黄克功案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该片也就成为献给中国首个“宪法日”的礼物。

由于忙于其他事务，我没有出席首映式。王兴东先生回京之前，跟我说：“有空去看看影片吧，应该有点意思。”其实，我对于他的新作一直是有期待的。作为中国电影编剧的领军人物，王兴东先生擅长的主旋律电影，早已脱离政治学和阶级学的境地，而进入到人性学和人类学的层级，也是一种特殊题材的文艺片了，从《离开雷锋的日子》到《建国大业》，他的影片可品可鉴，已俨然是文化电影。

看完《黄克功案件》，确实有一点欣喜。我惊诧于影片呈现出来的平和气质。如此一个重大而又颇有戏剧性的故事，却是运用行云流水一般的舒缓态度，丝丝入扣而又跌宕有致地平实而述。显然，编导在“去戏剧化”，不愿意将故事滑入“桃色新闻”的沼泽，而是将故事简约化和明洁化，再从中抽出关乎政党、历史和人性的精神“茧丝”，令观者的思绪缠绕其间。这种平和气质，表明了编导对于题材的熟悉程度以及把控功力，更是一个成熟的时代对于自己历史平静而郑重的回顾。

如同“黄克功案件”一般的历史“痛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在文艺作品中是回避的。王兴东先生筹备该剧长达九年，颇有波折，直到当前“以宪治国”的时代，终于是顺势而为、水到渠成。它令人联想到日本拍摄的影片《望乡》，在它经济起飞以后，日本能够坦然地正视自己历史的“痛点”：在它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它的一些外汇是通过“南洋姐”的屈辱血汗而获得的，离世以后的“南洋姐”坟墓多是背向故国。延安生活始终是玫瑰式以及加魅化的。如今的执政党已是成熟而又壮大，也自然可以面对“黄克功案件”一般的延安“灰尘”，况且“黄克功案件”的处理正是体现了共产党人“以宪司法”的政治理念，即使是在陕甘宁边区初创、法制尚未健全的时期。

盛世时代，世风影响文风。它逐渐可以摆脱百年饱受外强欺侮的“受害者”心理，即需要采用高峰体验的宣泄式或者偏激式情绪，而是在国力日渐强盛的背景之下，可以平静而优雅地回味往昔“痛点”旧事。它流露出来的文风大多是端庄而娴雅的，而非激烈与冲动的。《黄克功案件》正是呈现了一个盛世的历史回眸，以一种理智而庄重的“对话”方式，藏技巧于平实，它不是一幅浓彩重墨的油画，而是一张浓淡有韵的国画，此乃艺术大品，也使该影片成为一个时代文风的可供分析的标本作品。

在如此的平实姿态中，《黄克功案件》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叙述视角，没有以片名所提的黄克功作为第一主角，而是将其置换为审判长雷经天，因为作为审理黄克功案件的关键人物，各种政治、伦理、情感以及历史不同的力量都会“冲”向雷经天，需要他艰难而又智慧地判断、权衡和决断，从中则会折射出有关政党、人性等深层意味以及意识。例如黄克功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战功卓著，现在为了恋爱勃然杀人，能否将功补过？当时日本疯狂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能否让犯下命案的黄克功戴罪上战场，战死疆场？通过侧写黄克功、正写雷经天的叙事格局，这些政治与文化的思绪都会在观影者脑海中喷然浮现并弥漫开来。

在艺术美学的精神等级中，具有一种从真实的发现到道德是非的发现再到社会必然性的发现的递进过程。《黄克功案件》也经历了如此的三段论过程，达到了一种解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关节的意味。在真实的发现中，在银幕上第一次系统而艺术地展现了作为“延安第一案”的“黄克功案件”的全过程，既放大了它的令人惊叹的细部，也呈现了它的总体面貌，这些真实发现足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观影者求真的内驱力，从而激发一种审美快感。有关道德是非的发现，因为关于黄克功案件的审判，都有涉及恩人、战友、同乡、指引者等道德情感的关系，因此，才有毛泽东的慎重、贺子珍的不忍、雷经天用姜水为救命恩人黄克功擦身等动人细节，体现了一种最具体、最广泛、最具有现实色泽的常情常理。更为重要的是，《黄克功案件》没有满足于此，又推进到社会必然性的发现的第三层面，它继续升腾和伸发，去触摸一种能够贯通社会发展并包容着宏大的客观必然性的道德标准，例如无论在多大的地域执政，都较容易形成权与法的矛盾，还有在剧中反映出来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对待杀妻或者恋人的军官的不同惩处结果，如同近日《解放军报》刊文所称的，蒋介石赦免了杀妻的张灵甫，毛泽东处决了杀恋人的黄克功，前者由此毒瘤暗生，法乱而后功溃；后者因此三军整肃，法立而后功成，历史的细部其实已经隐含着未来的走向。

影片《黄克功案件》没有止于历史、政治以及若干商业元素，而是在一种平和的文化姿态中，让历史的“痛点”散发出更多的“正能量”，以正在发展着的社会必然性作为背景进行社会价值的重新评估，重塑“以宪司法”、“以宪治国”的政治人文意义。王兴东先生又在酝酿新作，仍然值得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