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罗斯

17 世纪的俄罗斯人，如同今天一样，是一些操不同语言的民族的混杂人群，他们的语言属于大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大俄罗斯人即莫斯科人住在莫斯科周围。他们从这个地区出发，进入北部森林区，同时还向南移居于草原地带和伏尔加河沿岸，在那里他们同化了称为鞑靼人的各式各样的亚洲人。经过大约始自 1450 年至 1650 年为止的二百年的扩张后，俄罗斯人几乎到达，然而并非真正到达波罗的海和黑海。波罗的海海岸为瑞典所占有。黑海海岸仍然为土耳其保护下的鞑靼汗所占有。在鞑靼人和俄罗斯人之间地势崎岖的边疆地区，居住着半独立的类似牧民的哥萨克人，他们大部分是来自俄罗斯移民。莫斯科以西是白俄罗斯人，西南是小俄罗斯人（即罗塞尼亚人或乌克兰人），在 17 世纪他们都处于波兰的统治之下，当时波兰是最主要的斯拉夫强国。

大俄罗斯人的精力基本上用于向东方扩展。在 16 世纪，他们征服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人，从而抵达乌拉尔山脉，并立即越过此山脉，再向东去。莫斯科人中的拓荒者、移民、城镇建设者沿着西伯利亚各条河流蜂拥而下，按需要或流放木材，或买卖皮毛。在 17 世纪 30 年代，当英国人发现波士顿和荷兰人发现纽约时，俄罗斯人已在西伯利亚辽阔的亚洲旷野上建立起城镇，并到达太平洋。托木斯克、托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和雅库茨克，这一连串相隔遥远、既小而又孤立的移民点穿越亚洲北部，延伸达五千英里之遥。

莫斯科正面是辽阔的中亚中心地带，它提防着沙漠另一侧的波斯人和中国人。波斯人、阿富汗人、吉尔吉斯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经常出入莫斯科和阿斯特拉罕的集市。俄罗斯最大的河流伏尔加河所流入的里海比波罗的海更为闻名。按照莫斯科的观念，欧洲是后方。在 17 世纪大部分时期内，斯摩棱斯克和基辅甚至还属于波兰。然而，俄罗斯人没有完全与欧洲隔断。1552 年，当伊凡雷帝从鞑靼人手中征服喀山时，他的军队中就有一个德国工程师。次年即 1553 年，理查德·钱塞勒从英格兰绕道白海的阿尔汉格尔到达莫斯科。从此以后，英格兰和莫斯科之间的贸易持续不断。沙皇们重视阿尔汉格尔，把它视为从西方前来的唯一入口，借以能输入军事物资。英国人则把它视作取得波斯货物的工具。

俄罗斯疏远欧洲俄罗斯在 17 世纪还是与在欧洲一直长期发展着的文化与社会习俗表现得长期脱离。上层阶级妇女深居闺阁，往往头戴面纱。男人蓄须，穿着镶边的长袍，对欧洲人来说，这似乎是异国情调。风俗习惯粗野，时而狂宴暴饮、寻欢作乐，时而虔诚忏悔、拜倒于宗教。教会和国家的最高阶层都受着迷信的影响。生命简直无足轻重；谋杀、绑架、拷打和种种肉体酷刑更为司空见惯。俄国教会不支持像天主教或新教在欧洲主办的各种教育和慈善机构。教会人士对刚刚出现的西方影响深为担忧。一位俄国主教宣布：“上帝憎恨任何热爱几何的人，它是一种精神上的罪恶。”甚至算术在俄国也很难得到人们的理解。阿拉伯数字是不使用的，商人们都用算盘算账。历法是从创世时算起的。预言日食的能力似乎是一种巫术。欧洲人带来的时钟，在俄国与在中国一样，似乎是一种奇物（时钟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由耶稣会士传入中国）。

然而，在某些基本社会体制方面，这个面向亚洲内地的巨大而又未欧化的俄罗斯是属于欧洲的。它有一种变异的采邑制和封建制。在同一时期，它也受到席卷欧洲的宪法危机浪潮的冲击。俄国有一个“杜马”，即沙皇侍臣和顾问的会议，它是与西欧等级会议相仿的国民议会的雏形。在俄罗斯与在欧洲一样，问题在于权力是掌握在上述机构手中，还是集中在统治者手中。伊凡雷帝从 1533 年统治到 1584 年，是第一个采用沙皇称号①的莫斯科大公，也是当时波兰事态的精明观察家。他看到波兰国家突然发生分崩离析，遂决心避免在莫斯科重演此事。他对反对他的那些人的残忍做法使人感到他确实可怕，他的那些手段虽然在欧洲不曾见到有人使用，但他的目的正是当时欧洲其他统治者的目的。他死后不久，俄国经历了一个称为“困难时代”（1604—1613 年）的时期，在这期间，俄国贵族先后选举了一系列沙皇，并要求对他们自己的特权给予某种保证。但是，俄罗斯遭到了像法国的宗教战争和中欧的三十年战争那样的派系斗争和内战的痛苦折磨。

1640—1688 年

弗里德里希·威廉大选帝侯在普鲁士发展国家权力和军事力量

1663 年

奥斯曼帝国在中欧开始扩张的新阶段

1667—1671 年

斯杰潘·拉辛在俄罗斯领导农民起义

1683 年

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被迫放弃对维也纳的围困

1698—1725 年

沙皇彼得大帝在俄罗斯采用“西化”改革

1711—1740 年

哈布斯堡王朝查理六世建设奥地利帝国

1711—1740 年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扩大普鲁士国家的军队和财富

罗曼诺夫王朝1613 年，渴望解决困难的国民议会选举一个 17 岁的少年为沙皇，认为由于他很年轻，不至于同敌对派系的任何一方有什么牵连。新的年轻沙皇就是米海伊尔·罗曼诺夫，他出身于上流社会家庭，通过婚姻与伊凡雷帝旧世系有着亲属关系。罗曼诺夫王朝，通过当时各政治阶级的投票，就这样建立了起来，它统治俄国直到 1917 年。看到波兰以及其他各地选举产生的君主的命运，罗曼诺夫家族在早期很快就开始镇压俄国的各种代议制机构，建立起专制君主制。虽然他们比欧洲任何国王更为无法无天和粗暴残忍，但在这点上，他们却是再一次按照当时欧洲的普遍模式行事的。

俄国的农奴制同样也不能说，17 世纪俄国社会的主要发展——农民陷入孤立无援的农奴制深渊——就是俄罗斯独有的现象。在东欧也普遍发生这样相同的情况。农奴制长期以来一直压在俄罗斯古老的自由农民身上。在俄国，如在美洲殖民地一样，土地充足，但劳力缺乏。劳力的自然趋势是越过大平原向外迁徙，流向哥萨克，或流往西伯利亚。尤其在困难时代，流动的数量很大。地主希望能保证获得劳动力。在这一点上，他们得到了沙皇罗曼诺夫的支持。采邑，或在俄罗斯任何与之相应的组织，结果变成为类似新大陆的奴隶种植园。

对付逃亡农奴的法律得到了加强；领主取得迫使逃亡在十五年以内的农奴仍为其农奴的权利。最后连时间限制也取消了。农民被视若草芥，以致 1625 年法律许可任何人杀死他人所属的农民，只要赔偿一个农民即可了事。领主行使警察与司法权力。根据 1646 年的法律，地主应将他们的全部农民的名字登记在政府名册上；农民及其后裔一旦登记在册，就被认为附属于所登记的采邑。农民从而失去随意迁移的自由。一度农民本应拥有有保障的土地租佃权，但 1675 年的法律允许领主可以出卖无地的农民，这样地主就可随意像不动产一样地出售农民。这种出卖无地农奴（使他们的境况与美洲实施的奴隶制更为相似）的做法，实际上成为俄国农奴制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因为在波兰、普鲁士、波希米亚和其他农奴制地区，农奴一般被视为“束缚于土地上”的农民，他们不能与土地分离。

俄罗斯的农村居民因失去自由而竭尽全力进行反抗，他们杀害地主，逃奔哥萨克人，到处流浪避难。但他们遭到反击，政府大规模有组织地对逃亡者进行追捕，并重新制定更为严厉的立法。1667 年，斯杰潘·拉辛领导一次大规模起义，集合了大批逃亡农奴、哥萨克人和冒险家，他们在里海装备一支舰队，抢劫俄国船只，击败波斯舰队并侵入波斯本土。后来他调转回来，溯伏尔加河而上，一路烧杀，向地主、贵族和教士宣战。城市向他打开城门，奉命攻打他的一支军队也倒戈站到他一边。拉辛于 1671 年被俘处死。在一百多年的时间内，起义的结果是强加在该国的农奴制比以往任何时候变得更为牢固了。

斯杰潘·拉辛在 17 世纪 60 年代晚期领导一次大规模起义后，在俄罗斯大众记忆中已几乎成为一位神秘人物。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苏里科夫（1848—1916 年）所作的此画展示了拉辛后来在俄罗斯文化中的突出形象和在现代社会与政治运动中的象征性地位。［akg-images ；Stepan Rasin, 1906 by Wassili Iwanowitschi Surikow（1848—1916）］

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日益悲惨的农民甚至从教会方面也几乎得不到安慰。同一时期，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正经历一场巨大的内部危机，最后差不多成了沙皇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灌输对神圣俄罗斯的迷信崇拜方面对政府颇为有益。俄罗斯教会一向把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看作是自己的领袖。但土耳其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使希腊东正教教会的领袖变成一个仅仅为穆斯林苏丹—哈里发所容忍的地位低下的人物，因此，1589 年俄罗斯人自己拥立一个独立的俄罗斯大主教。在以后的几代，俄罗斯大主教起初由沙皇政府决定，后来又被沙皇政府废除。

旧信徒俄国大主教在 17 世纪 50 年代进行了某些宗教改革，主要是改正《圣经》和其他宗教经典俄译本中的一些误译。这些改正引起大批信徒的恐惧和愤怒。迷信于纯粹书面语言形式的不满者认为，基督教信条本身就如耶稣名字的习惯拼法一样不容有丝毫改动，他们认为在改革者中有一帮狡诈的希腊学者在从事反基督活动，为魔鬼工作。大主教和教会高级官员只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协助才强制贯彻执行了改革。反对改革的那些人最后称为旧信徒。旧信徒比已经建立的教会更为愚昧和狂热，他们在不切实际的传道士煽动下分成无数的宗教派别，人数众多，尤其是在农民中间。旧信徒在斯杰潘·拉辛起义中以及随后的各种分散的农民起义中极为活跃。已被农奴制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农民，基本上也与国教疏远。俄罗斯广大群众对一切有组织的权力已十分不信任，对他们说来，教会和政府两者似乎都只是镇压的工具而已。

然而，教会官员只愿意在改正译本中误译的范围之内进行现代化，他们抵制来自西欧的那种现代化。因此，他们在 17 世纪末反对彼得大帝。1700 年后，没有任命新的大主教。彼得把教会置于称为“神圣会议”的主教委员会管辖之下，他还任命一个称为“神圣会议”检查官的文职官员参加“神圣会议”，后者不是教会人士，而是政府一个部门的首脑，他的任务在于使教会不做使沙皇不悦的事。彼得就是这样使教会世俗化，并使他本人事实上成为教会领袖。但是，虽然这方面的影响在俄国比在别处更大，仍然要再次指出，彼得的这种行动还是效法欧洲的普遍模式的。对宗教实行世俗监督几乎到处都成为定规，尤其是在新教国家。的确，当时有一个英国人认为，在废除大主教并将教会置于自己控制之下这方面，彼得大帝机灵地摹仿着他年青时访问过的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