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的斯图亚特国王

1660 年不仅恢复了君主制度，使查理二世登上王位，而且也恢复了英国国教和议会。法律上，似乎一切照旧，与 1640 年的一样。不同之处是：深知其父下场的查理二世，为人谨慎，避免激怒议会，使其走向极端；有代表出席议会的各个阶级，饱受以往二十年动乱的惊恐，心有余悸，忠君的热情一度超过 1640 年以前，而且更加愿意维护英国国教。

新立法王政复辟时期，议会通过一些影响深远的法案，更改了土地使用的法律基础，废除了地主向国王交纳的一些古老的封建赋役。这样一来，土地所有权变得与现代的私有财产权相似，地主阶级更加确切地成了有产贵族。议会废除自行交纳给国王的封建赋役后，安排国王以接纳税款的形式获得收入。税款或增或减，议会可以控制。这样，议会获得新的权力，政府处事也有了新的灵活性。因此，贵族清除了加在他们财产权上的习惯限制和义务，同时又支持国家向他们征税。英国贵族确是比欧洲大陆的相应阶级更愿意分担政府的大部分开支。所得到的报偿便是，在一百五十年内，由英国贵族实际独自管理政府，不容他人插手。这一期间的地主不仅通过议会管理国家事务，而且还担任各地的治安官，处理地方事务。从每个郡的乡绅中推选出来的治安官，负责判决小诉讼案件，惩治轻罪犯人，监督教区官员赈济贫民，保养道路。这个地主—治安官政权，后来被人们称为“地主政治”。

排斥不信奉国教者其他阶级从王政复辟中得到的现成好处就少些。由于继续执行 1651 年的航海法，甚至还作了补充，从而很好地保护了商业、海运和制造业的利益。然而，在其他方面，这时掌权的地主阶级对市镇的商业阶级漠不关心。许多市民是不信奉国教者，是过去的清教徒，这时仍然拒绝接受重新恢复的英国国教。议会排斥不信奉国教者参加市镇“自治机关”，即管理机构，禁止不承认国教的牧师在学校教书或进入距离自治市镇五英里以内的地区，禁止所有未经英国国教教会批准、不按英国国教仪式举行的宗教会议，即所谓“非法的秘密宗教集会”。结果，许多中产阶级的市民发现他们要信奉自己选择的宗教，要为他们的孩子获得教育的机会（不论是初等的，还是高等的），要想通过市镇自治机关参与地方事务工作或出席下院，都十分困难，或者根本就无法办到。原因除了上述的以外，还因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是英国国教的一个组成部分，还因为自治机关通常只选择代表市镇的市民。按照思想狭隘、不切实际的鼓吹者的意见制订的上述法律，也使十分穷苦的最下层阶级大为沮丧。1662 年还通过另一项专门对付他们的法案，即《住所法》，把《济贫法》的执行工作分散到地方，使每个教区只负责赈济该区的贫民。这一法令如同宣判书，判处人数众多的穷人只能困在他们所居住的教区内。相当一部分英国居民因此丧失了活动余地。

但是，王政复辟后不久，议会和国王又发生争执。争端点还是宗教。当时，欧洲各地出现许多新教徒自愿回归罗马天主教的倾向。当然，这种倾向令各个新教教会感到惧怕。最令人瞩目的事例是，古斯塔夫·阿多发的亲生女儿、瑞典女王克利斯蒂娜抛弃王位，改宗罗马教会获得接纳，这使清教徒世界大为惊恐。英格兰的民族情感是强烈反天主教的。任何措施都没有比反对“教皇制度”的措施更得人心；那些愚忠于英国国教的议会乡绅，惧怕罗马天主教徒更甚于害怕不信奉国教者。国王查理二世本人倾向天主教。他羡慕路易十四的极其动人的君主制度。他很想在英格兰也如法炮制，只要有可能的话。同议会发生冲突后，查理二世就主动向路易十四作出磋商的表示。结果，订立了 1670 年《多佛密约》。根据条约，查理答应参加路易十四预期发动的反荷战争，路易十四应允在战争期间每年支付英国国王三百万银法郎（利弗尔）。路易十四还希望，查理二世不久会在适当的时候重新加入罗马教会。

查理二世和宣誓条例尽管这些安排的详情在英格兰不为人所知，然而，查理二世完全倾向法国和罗马天主教却是人所共知的。英国又对荷兰人开了战。国王的弟弟和继承人约克公爵詹姆斯公开宣告，他皈依罗马教会。查理二世发布“容忍宣言”，宣告撤销反对不信奉国教者的法律。国王宣称，他赞成普遍的信教自由，不过，人们有理由害怕：他的真正意图是在英格兰提倡罗马天主教。1673 年，议会实行反击，通过了宣誓条例，规定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务须参加英国国教的“圣餐”。宣誓条例重申执行反对不信奉国教者的立法，并迫使天主教徒无法在政府部门工作，也无法在陆军与海军中服役。直到 1828 年，宣誓条例都一直载入法令全书。

尽管查理亲法、亲天主教的政策在带有偏见而厌恶法国人的乡绅中，在发觉法国人越来越成其咄咄逼人的竞争者的商人中，都很不得人心，局势本来还不致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可是，因为查理没有合法的子嗣，查理的弟弟詹姆斯便成了王位的法定继承人，他是个公开的天主教徒，明确倒向法国，这使局势变得十分严重。议会出现一股强有力的动向，要依法取消詹姆斯的王位继承权。持这种主张的议员，以及那些通常对国王、对天主教徒和法国人猜疑最重的人，绰号为辉格党。国王的支持者俗称为托利党。辉格党得到伦敦的中产阶级和商人的支持，然而，主要成员却是来自上层贵族，尤其是某些大贵族。这些大贵族期望，如果国王的权力受到削弱，那么他们自己就能在管理国家中发挥显著的作用。托利党是由中、下层贵族和乡绅组成的集团，他们对伦敦的“有钱阶级”存有戒心，忠于教会、忠于国王的感情颇为强烈。这两个党，或者说，起码在名义上，成了英国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的党派。但是，把当时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成员全部加在一起，人数也不过数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