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三级会议召开时的情景

三级会议的召开为第三等级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平台，法国旧制度的种种弊病在人民的呼声中显露无遗，人民对权利的要求如同溃堤洪水一般奔涌而出。巴士底狱这个封建王权专制的堡垒被攻破，路易十六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当国民会议宣布废除封建特权之时，革命已经开始了。

贵族革命

卡洛纳召开显贵会议解决法国财政问题的计划彻底泡汤，国家危机四伏，实际上这场危机并不是第三等级反抗引起的，而是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对抗。贵族依靠传统的特权，不缴纳任何税赋，而国王却陷入债务的泥淖之中。贵族们坐享国家的财富不说，而且还在传播反对国王的言论，推翻路易十六的阴谋在秘密谋划之中。

万般无奈之下，路易十六又将内克尔召回宫中担任财政总监，但是贵族们已经开始反叛了，他们要求国王召开自1614年以来就没召开过的三级会议。焦头烂额的路易十六不得不同意召开三级会议，但是三级会议却成为引发革命的导火线。

1788年8月，在内克尔的强烈坚持之下，路易十六向法国各省和自治城市发去了一道命令，要求各个社区选举并派遣其代表参加三级会议，以解决国家面临的财政难题。内克尔认为，在三级会议上，应该增加第三等级的发言权，以此来压倒那些桀骜不驯的贵族和教士。路易十六宣布在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的名额是第一等级与第二等级之和；放宽选举权的限制，凡是年满27岁，并且曾经缴纳过赋税的青年男子皆可以投票。此外，路易十六希望各个代表能够将本选区的民意带到首都，写明本选区的困难以及请求。这可是几百年来闻所未闻的事情。

法国三级会议召开时的情景

三级会议的召开

1789年5月4日，三个等级的代表来到巴黎，其中有621位第三等级身着黑色礼服的代表，285位贵族和308位教士。这是自1614年以来从未有过的盛会，人们期待这次会议能够将法兰西带出泥沼，走向光明的未来。

第二天，路易十六参加会议开幕式并致辞。教士们坐在梅尼大厅的右边，贵族居左，而第三等级坐在中间。当路易十六到达会场的时候，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不过人们最想知道的是路易十六的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

路易十六的开场白还是非常有煽动力的，他说：“我期待已久的会议终于召开了，我非常荣幸能将各个阶层的代表请到这里来。虽然三级会议已经有很久没有召开了，但是我认为这种传统的会议能够为我们这个王国带来新的力量，它可以为这个国家开辟幸福的源泉。”但是这只是路易十六的客套话，他整篇讲话的主旨就是向各个代表“哭穷”，希望三个等级能倾囊相助，帮助政府解决财政难题，对于各个等级期待已久的政治改革却不置一词。

最后，路易十六希望三个等级能够和衷共济，共度时艰。即便各个等级代表对国王的讲话并不满意，还是给了他掌声。路易十六讲完之后，轮到掌玺大臣巴朗登致辞，他首先把路易十六吹捧了一番，然后便为三级会议“定调”：各种决议必须经过三级会议自愿同意和国王的批准方能生效。同时这位掌玺大臣也为三级会议的议题画了一个圈，只能讨论税收问题、新闻出版问题，还有民法与刑法的改革问题，除此之外，一概不许讨论。

巴朗登的一番高论让第三等级的代表大感不快，他们是作为人民的代表来到巴黎的，而不是国王的奴仆。财政总监内克尔第三个致辞，在他的坚持之下第三等级代表的名额才增加了一倍。由此，内克尔在第三等级中声望较高，这些代表本以为内克尔可以为他们说话，但是这位财政总监顾左右而言他，三个小时的讲话主要在讨论财务收支状况，很多人在这枯燥无味的讲话中睡过去了。

会议开完第一天，事实上就已经误入歧途，政府没有完全理解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政府身处困境之中，三个等级的代表是立法者，而非为路易十六敛财的经纪人。如果政府能够开诚布公地赋予这些代表们以真正的权利，也许会形成一种新的政治体制，避免血腥的革命。令人惋惜的是政府不但没有一个改革的蓝图，也没有改革的诚意，包括路易十六在内的一些权贵头脑一团糨糊。路易十六如果是一个行事果断的君主的话，也许情况会好一些，可是他完全在内克尔的改革派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保守派之间摇摆不定。一些大臣希望在三个等级之间制造矛盾，他们最想看到的结果是三个等级之间内斗不已，只拿出钱来就可以了。

《人权宣言》

1 789年8月4日的革命，其成果 集中体现在后来发表的《人权宣言》中。《人权宣言》借鉴了美国几个州的宪法文本，将平等、民主等内容都写进去了，第一条便是：人生来就具有平等与自由的权利。昔日，美国的革命先贤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吸收营养，而如今，法国人又从美国的宪法中寻找革命依据。大西洋对于革命中的法国和美国并不是一道沟壑，而是一个思想交流的通道。

由于第三等级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所以他们希望以人头计票，而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则要求按照等级计票，如果教士和贵族联手，就可以否决第三等级的任何议案。第三等级要求三个等级在一起开会，而教士和贵族则要求各自开会。虽然贵族和教士对国王也大为不满，但是此时他们却成为国王的暂时盟友，一起反对第三等级。

第三等级要求对代表的资格进行审查，却遭到其他两个等级的反对，这是因为，如果共同审查资格，那么就要在一起开会，表决时按照人头计票，第三等级肯定占据上风。三级会议变成了资格审查的拉锯战，教士与贵族等级中有些人深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也坚持与第三等级一起开会。

漫画《法国人民种下自由之树》

在僵持之中，第三等级的力量得到壮大。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的资格审查完毕，在西哀士的建议下，第三等级成立了国民议会。第三等级自认为是法兰西人民的代表，由于第一、第二等级拒不参加资格审查，他们就无缘进入国民议会。到6月17日，实际上三级会议已经不复存在了。

革命前夜

1789年6月17日，国民议会成立之后，法兰西朝着革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国民议会很快便行使自己的权力，宣布立法权不可分割，既然第一、第二等级不愿意参加国民议会，那就将其排除在外。为了稳定局势，国民议会开会期间，暂停征收税赋，并且成立专门委员管理日用品，保证人民的需要。

形势的发展超出了权贵们的预料，那些贵族本想借机对国王施压，以获得更多的权力，没想到让第三等级捡了个漏子。虽然贵族与国王之间矛盾不断，但是他们都不打算废除等级制度，而如今第三等级的国民议会是要重新制定宪法，此举威胁到权贵们的利益，于是很多贵族又变成了国王的盟友。

路易十六是个优柔寡断的国王，他不辨好坏，什么话他都听。为了不让内克尔的“忠言”远离路易十六，权贵们怂恿路易十六外出巡游。王公贵族们希望路易十六出来维持局面，以王权压制国民议会的行动。内克尔则希望国王作为各个等级之间的调解人，在增税问题上按照人头表决，在一些特殊问题上按照等级表决。内克尔希望在法国建立起类似英国的上议院与下议院的机构。在征税问题上由下议院说了算，但是这种折中的方案，谁都不会同意。国民议会自认为是法兰西人民的当然代表，一切大权皆应该出于此。而权贵们则将国民议会视为犯上作乱，希望国王出席国民议会，并且严词喝退这些代表。

网球场宣誓
1789年6月20日，由于国王路易十六封闭国
民议会会场，第三等级代表们在网球场集会，
宣誓“不制定出新的法兰西宪法，绝不散会”。

两大阵营已经形成，国民议会以制定新宪法作为自己的使命，而权贵们则希望解散国民议会。6月20日，路易十六的掌玺大臣通知国民议会的主席巴伊，国民议会必须停止活动。国民议会的会场被军警包围，代表们义愤填膺，有人提议到网球场继续开会，这一提议得到了积极的响应，于是代表们排队进入网球场，有些士兵深受感动，甚至主动给代表们当起了卫兵。在一个空旷的网球场中，代表们宣誓：“不制定出新的法兰西宪法，绝不散会！”

权贵们本想以此驱赶这些代表，没想到强硬的态度引起了更强烈的反感。后来路易十六赶赴国民议会的会场，发表了一通言辞强硬的演讲，并且命令国民议会就此解散，保留三级会议的形式。最后，他威胁说，如果国民议会再“闹事儿”，国王将采取断然的措施。

路易十六的威严就随着他的异常“义正词严”的威吓而去了，国民议会的代表并不买路易十六的账，他们依然开会制宪。国王与国民议会之间的角力依然在进行，路易十六身边的人要求国王调集军队围剿这些不听话的代表。争斗慢慢超出了口水官司的范围，一场流血冲突正在酝酿之中。

7月11日，正在用早餐的内克尔接到了一纸免职令，他被路易十六撤职，并且被流放。内克尔平静地吃完早饭，便准备远走他乡。内克尔被免职并流放的消息在巴黎大街小巷传开，巴黎的民众开始骚动，第三等级的代表们走上街头，大声疾呼：如果国王得逞，巴黎将面临屠城。现在瑞士与德意志的士兵正在向巴黎开来，我们必须自救！经过这一煽动，人们群情激昂，四处寻找武器。

攻占巴士底狱

成千上万的百姓在巴黎城区游来荡去，这引起了当局极大的惊恐，后来这些人在一个军训场的地下室找到了上万支枪。有人提议进攻巴士底狱，这一提议得到了众人的支持。巴士底狱是专制统治的象征，路易十六登基之后，曾经建议将巴士底狱摧毁。当时巴士底狱只有7个犯人，但是却有重兵把守。

上万人开始围攻这座堡垒，守城的官兵与这些激情四溢的群众谈判，在谈判的间隙有人爬到城墙上将吊桥的绳索砍断，这些手持枪械的群众便蜂拥攻入这个堡垒之中。守城的将领虽然已经命令手下投降，但是已经失去理智的群众将这个将领一枪毙了，不听话的士兵被杀死，头颅被割下来。

当路易十六听到这一切的时候，他问自己的臣下：“这是一场叛乱吗？”有个大臣说：“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攻占巴士底狱，是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标志，但是这场暴动并没有经过精心的组织，而是国王与国民议会之间矛盾与角力发展的结果。从这一天开始，权贵与国民议会之间和解的空间几乎不复存在，人们既然敢于将巴士底狱踏在脚下，他们就敢把那些贵族老爷也踏在脚下。国王，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尊严与威望。

废除封建特权

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法国的各个角落，一时间，四处硝烟弥漫，农民们把领主的账本拿出来烧了，那些顽固抵抗的领主则被就地枪决。一直在开会的国民议会代表得知此事之后，精神振奋，他们心中也燃起了革命的热情。

国民议会派出几个代表团到国王那里，希望国王对此事做出解释，路易十六最后不得不到国民议会的会场予以澄清，并且保证将保卫巴黎的外国雇佣军撤出，最后他说：“我是衷心地相信你们。”国王在国民议会面前低头了，国民议会接管了巴黎，任命议会主席巴伊为市长，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法国英雄拉法耶特侯爵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路易十六的让步得到了国民议会的认可，国王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

路易十六身边的阴谋家们害怕革命的大潮淹没他们，于是便悄悄迁就国王。曾流放的内克尔又重新被召回，从布鲁塞尔到巴黎的路上，内克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本可以成为革命的领袖，但是回到巴黎之后，他闻知那些武装起来的市民杀死了不少官员，便对革命产生了不满，最后成为革命的敌人。

国民议会已经成为法国的权力中心，这些代表斗志昂扬地要改变法国，1789年8月4日，代表们宣布废除所有的封建特权，什一税、领主裁判权等各种特权被废除了。此外各种行会、监工制度也被扫进垃圾堆。1789年8月4日是社会革命的开始，也是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的继续。到8月4日，法国的封建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初步的革命已经完成，权力在短短几个月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巴黎市民攻打巴士底狱

从革命到建设

革命，是创造性的破坏，然而破坏不是目的，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才是革命的真正目的。法国大革命的早期风暴已经接近革命的目的，国王交出了权力，贵族和教士也失去了昔日的地位，法国的革命者开始创建新的生活。

分帮立派

任何一种政治都会形成不同的党派，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美国开国国父们害怕民主制度之下的党派之争会将这个国家撕裂，于是视党争如魔鬼。华盛顿淡出政治之后，美国政坛便被两党之间的争斗所占据，最后在宪法中不得不承认了党派政治是合法的。

法国大革命的功臣们，如美国的开国国父一样，不愿看到党派之间无休无止的辩论与阴谋，他们看不上英国的政党政治，他们希望自己都是心地纯正善良、一心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人。所以，这些代表们坚决不成立政党，大革命期间，法国一直没有政党的名号。

政治，总是有自己的法则，国民议会的代表们来自不同的地区，虽然他们多数都是第三等级，但是第三等级却是个庞大芜杂的群体，包括各色各样的人。所以，要这些代表们一个声音说话，那也是一种奢望。除此之外，经过网球场宣誓、攻占巴士底狱等一系列激进的革命行动之后，教士阶层和贵族阶层发生了分化，很多人投身到革命阵营之中。但是他们终归是教士和贵族，他们形成了国民议会中的右派。除此之外，还有一派，那就是宫廷派，这一派主要是由内克尔等宫廷大臣组成的，属于中间的温和派。

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后欢庆胜利。

各个派别代表的利益不同，他们的立场与观点肯定要发生冲突，如何调和各个派别之间的冲突便成为国民议会面临的问题。第三等级的代表在议会中属于左派，他们也被称为国民派，占据最多数议席。罗伯斯庇尔等激进的革命家在此时还没有崭露头角，主导国民派的是三巨头，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掌舵者。

内克尔像
内克尔是法国财政大臣，1732年生于瑞士日内瓦，以银行业起家。1781年他的改革引起法国宫廷不满，被迫辞职。1788年复任财政总监，支持召开三级会议，促成第三等级代表人数与特权等级代表人数相等，主张各等级纳税平等，因而触怒国王和特权阶级，1789年7月11日被免职，导致市民冲击巴士底狱。路易十六再度任命内克尔为财政总监。他反对没收教会产业和发行捐券，主张实行温和的改革，与制宪议会的政策相抵触，遂于1790年9月辞职。

矛盾重重

这三巨头是迪波尔、巴纳夫和拉梅特，他们各有优长，彼此互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权力链条。迪波尔长于谋略，巴纳夫善于运筹，而拉梅特则是个出色的执行者。他们三个人出身于不同的阶层，但是却被相同的革命目标所鼓舞，他们为了公共利益而摒弃了阶级、等级之间的隔阂。迪波尔是个目光远大、意志坚定的人，他既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有丰富的实际经验。他深知群众的革命热情倏忽即逝，如果不加以引导和动员，群众就会倦怠。于是，迪波尔便组织俱乐部联合会，他没有想到，俱乐部竟然成为日后一种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形式。这位创始者不过是想利用这种组织来保持群众的革命热情，使革命按照他自己的设想有序地向前推进。

与国民派针锋相对的是贵族和教士组成的右派，他们虽然也是国民议会中的一员，但是作为革命的“受害者”，他们在国民议会中的破坏作用大于建设性作用。莫里与卡扎莱斯是这个派别中的代表人物，他们总是在会议上喋喋不休，但是又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与其说他们是立法者，倒不如说他们是捣乱者。

居间的王政派，试图在两派之间左右逢源，但是在革命期间，中间派往往是左右不讨好。内克尔欣赏的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他希望通过和平的手段将英国的政体搬到法兰西。1789年7月14日之前，内克尔希望贵族们能够出让一部分权利给平民；而7月14日之后，他督促平民不要对贵族采取极端行为。可惜的是，王政派只占少数，而且让左右两派把他们当作立场不坚定的墙头草。

权力中心

国民议会成为法国的权力中心，他们已经成功地取得了立法权，现在他们需要重新制定宪法，设立管理机构，使国家能够有效地运转下去。国王虽然没有被废黜，但是权威不再，现在已经没人再听国王的号令了。国民议会既不相信国王手下的官僚队伍，也不愿意让他们再插手行政事务，于是设立了专门的委员会管理日常事务。

既然现在国王及其贵族已经不是这个国家的权力主宰了，那么就要制定一部完善的宪法来为这个国家“做主”。法国是启蒙运动的中心，启蒙的哲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描绘了完美国家的样子，同时美国独立战争及美国人的建国经历也在激发着法国革命志士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他们决定以人类的名义制定一部宪法。

立法，并不是简单地写几条宪法条文，而是权力的分配与制衡，是为国家各个机构的设立及其运转提供最根本的法律基础和依据。国民议会在一开始便遇到了难题，立法机构与国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虽然国民议会已经得到了制定宪法的权力，而且也不存在与其竞争的机构，但是，未来的议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在国民派看来，国王不过是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元首而已，他既没有权力召集议会，更没有权力解散议会。此时，国民议会掌握了大权，便不愿与其他人分享权力，也许是法国人深受行政权力的压迫，已经不再相信国王能够善意地运用权力。议会决定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方面将大权笼在自己手中，防止政府权力过大；另一方面，议会是常设会议，如果定期开会的话，国王有可能钻空子，借议会休会期间扩张权力。

内克尔等王政派希望在国民派组成的众议院之外，再成立一个由人民推荐、国王任命的参议院。设立参、众两院是为了防止议会权力过大，一院制有可能造成议会的专权与暴政。王政派的想法在和平建国期间，也许是明智之举，但是此时攻占巴士底狱的激情尚未散去，革命的热火正在熊熊燃烧，国民派与贵族派之间的斗争正在激化，哪一方都不会轻易做出让步。贵族们希望建立一个由贵族组成的贵族议会，而不是由贵族组成的贵族院，因为这个贵族院基本没有什么权力。

国民议会最后决定成立单一议会，这样，贵族们要想参加政治，只能与那些第三等级的人士为伍。王政派的代表对此大失所望，他们认为法国将从君主专制跌入议会专制，在他们眼中，一个上议院就能制止无谓的斗争。在革命时期，两院制是不可能的；和平时期，建立两院制才是正途。

国王的权力

关于议会地位的争论结束了，还有一个议题让巴黎内外再次人声鼎沸，争论不休。那就是国王的地位和权限。虽然国王没有立法大权，但是国民议会的议员们都同意这样的观点：法律需经国王批准才能生效，也就是说国王有“否决权”。引起争议的是国王的否决权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呢？

其实，否决权就是让国王暂时停止法律的实施而已，并不是法律的废止。即便如此，巴黎人民还是觉得这样的规定太过分了，他们受够了国王们的飞扬跋扈，生怕国王“拿着鸡毛当令箭”。本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是在一个非常“革命”的时期，却成为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情。那些不明就里的人们误以为，给了国王否决权，人民的自由就没有保障了。情绪激动的人们要“组团”向国王请愿，要国王给个说法。这种群体性的活动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擦枪走火就是一场流血冲突。此时国民自卫军在拉法耶特的领导下已经有了良好的组织纪律，他们懂得维持秩序的重要性。在国民自卫军的阻挡下，请愿的民众没有能够到达凡尔赛宫，一场暴乱被制止了。

后来，国民议会宣布，国王可以在两次立法会议期间延迟批准法律。这一决定让群情激奋的民众平静下来，实际上“搁置否决权”与“军队否决权”并没有实质区别，但是国民议会以朝三暮四的妙招就把这场危机化解了。

凡尔赛宫的庞大、壮丽体现了皇帝的权威和高贵，建筑上古典式风格的匀称，更表现出一种和谐与威严。可以说，凡尔赛宫就是法国封建政治时期的一座纪念碑。

面对国民议会咄咄逼人的“攻势”，宫廷内部人心浮动，贵族们希望国王突出重围，即便不能恢复到三级会议召开之前的状态，至少也要保留一部分特权。他们希望国王出走，到外省组织军队，杀回巴黎，恢复国王的地位与权力。但是凡尔赛宫已经被国民自卫军所控制，要想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地出走，谈何容易呢？

除了国王身边的人想让国王出走之外，还有一个人希望国王离开凡尔赛宫，那就是奥尔良公爵。如果路易十六离开王宫，他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担任摄政王。巴黎人民则希望国王回到巴黎，以便控制国王，同时可以让更多的粮食运进巴黎，减少饥荒。

此时，宫廷却以防止暴乱为由，从外部调集军队。1789年10 月1日，在凡尔赛的宫廷中，这些军队的将领受到了路易十六的慷慨接待，那些醉醺醺的将官们表示一定效忠国王。国王在这种局势微妙的时刻，做出这样的举动，实在会让人浮想联翩。过了两天，路易十六又款待了这些将军们，巴黎已经被流言蜚语所湮没，人们都认为国王正在调集重兵剿灭革命。各种谣言四起，加上巴黎城内缺粮，人们肚子都填不饱，所以火气更大，一有风吹草动，就是一场群众暴动。

10月5日，有个年轻的姑娘从军营里面抢了一面鼓，在大街上敲起来，边敲边喊：“要面包！要面包！”这一喊不要紧，与她一样饥肠辘辘的人很快加入到队伍中来。人群越来越多，有人提议：到凡尔赛去！一呼百应，于是成群的人们向凡尔赛进军。拉法耶特得到消息后，立刻派人前去阻止。经过艰难的劝说和周旋后，人们才从凡尔赛散去。

讽刺法王路易十六和他的大臣们的漫画，财政大臣雅克·内克尔被描绘成法国财政救世主，雅克·内克尔是改革派，他的改革税收和重开三级会议的计划深得民心。

从革命向建设转型是困难的，人们的激情容易推翻旧世界，却不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所以重建要比革命更加困难。即便如此，国民议会还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破旧立新

在国民议会的主持下，法国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从行政管理到宗教管理，从财政体制到司法体制，旧制度被“革命”，新制度建立起来。破旧立新的过程总是伴随着喜悦与怨恨，得利者高兴，受损者悲伤甚至反抗。

首先是行政区域的规划，法国的行政区划非常混乱，承接中世纪的传统与遗产，各种不同名目的团体都占有一席之地。国民议会则对法国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全国化为83个省，每个省的面积与人口相差不多，每个省设立一个参议员，日常行政由五人组成的执政团处理。省下面是县，县下设区，区主要是本堂教区，其职能主要是选举。

除了省之外，还有自治城市，与省不同的是，自治城市的大小不一，但是一律平等，这是对法国传统的尊重。经过这样一次大手术之后，法国的国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昔日各个地区都是依据分封或者皇帝的恩赐，抑或宗教的特权而存在，如今，各地方必须忠于国家和宪法。1790年攻占巴士底狱周年纪念活动在巴黎举行，各地纷纷派出代表团参加，并且举行了全国联盟节，表示各个行政区主动拥戴中央政府。

重划行政区，不仅仅是名称上的改变，更是权力的重组，那些贵族老爷们在新的权力机构中几乎没有一席之地。同时原先面积广阔的地区，反对将它们肢解，但是他们的反抗很快就被镇压下去。

议员米拉波

米拉波是位才华横溢的议员，他志向远大，口才出众，每当国民议会各个派别争论不休之际，总是米拉波出来结束口水官司。在数次危急关头，他都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言辞恳切地希望议员们通过内克尔的财政法案。米拉波不仅在国民议会中游刃有余，而且深得宫廷的信任，毫无疑问米拉波在革命初期充当了革命的领导者、矛盾的仲裁者。面对这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米拉波的才能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1791年3月，米拉波操劳过度，撒手西去，举国哀悼。也许他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离去，如果再过几年，他可能会成为革命的对象。

宗教，一直是社会团结的黏合剂，如果没有宗教的影响力，法国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教会已经沦落为特权阶层。因此，宗教必须经过改造才能为革命所用。革命之初，为了解决财政匮乏的燃眉之急，教会的财产被充公。此后，国民议会颁布了《教士的公民组织法》，要求教士宣誓效忠国家和宪法，这一法令受到了教皇的严厉指责，这无疑触犯了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这是世俗政权对宗教的干预。有些教士宣誓了，但是很多教士抗拒宣誓，教会被分成“宣誓派”和“不宣誓派”。拒不宣誓的教士被剥夺了参加宗教活动的权利。

除此之外，在财政、司法等领域，国民议会也进行了很大的改革，这些改革或多或少都侵犯了既得利益集团，因此遭到了贵族们的反抗，新制度能否经受住考验，就看革命能否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