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猷谈通才教育
人文学者可以培养出世界级物理学家，世界级物理学家又大力提倡人文教育，这其实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好传统。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鸿沟由来已久。对学生过早地实行专才教育，很容易把他们培养成会说话的奴隶、不会思考的机器。这既是个人的悲哀，也是国家的不幸。
我过去以为，这是内地教育的一大失误，最近读《吴大猷文录》（《大科学家文丛》之一，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看到这个问题在台湾也出现过，只是由于吴大猷等人及时发现并全力纠正，才没有酿成大错。
吴大猷是杨振宁、李政道的老师，他在海外工作多年，于国际物理学界享有盛誉，他的话对于那些把海外学者看得比本土学者更吃香、把自然科学家的意见看得比人文学者更重要的人来说，也许有较大的说服力。
吴大猷出身于广东番禺的一个书香世家。他幼年失怙，十几岁随伯父去天津求学，二十二岁毕业于南开大学，因为学习成绩优异，在老一代物理学家饶毓泰和叶企孙推荐下，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三位理论物理学博士。学成回国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黄昆、马仕骏、郭永怀、马大猷、虞福春等一大批优秀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曾在许多场合谈到吴先生对他们的影响，一九五七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后，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向恩师、致谢。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大猷长期旅居海外，先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和加拿大国家研究院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直到六十年代后期，他才定居台湾，这也是大陆同胞对他不大熟悉的缘故。回到台湾以后，他看到岛内大学的学科设置越来越细，学生的知识面越来越窄，而人们对专业教育和职业训练却趋之若鹜，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抢得先机，出人头地。这使他深感忧虑。于是，他利用一切机会大声疾呼，希望尽快改变这种局面。
一九七六年六月，他以《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为题，在《民族晚报》发表文章说：科学的要义是追求真理，科学的内容不仅包括知识，还包括智慧，“是‘知识和智慧’不可分的一体。片断个别的知识，如缺乏了各种知识的融会关系，则不构成科学”。可见对于任何人来说，假如他受的教育太狭窄太专门，就只能掌握一些“片断个别的知识”，而不会通过了解科学的全貌来增长智慧。这种人很可能是一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书簏。
针对人们过分看重实用的倾向，他告诉人们，科学家投身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有用”，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人类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都来源于纯粹的求知，而不是为了实用。另外，针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已经存在的鸿沟，他提出三点意见：第一，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有一个人文与科学合一的文明”；第二，在科学界与非科学界之间，必须沟通思想经常交流；第三，要达到这种沟通与交流，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育。
当时的台湾社会，也被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潮所笼罩，许多人上大学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面对这种倾向，吴大猷告诫大家：“教育的目的，不只限于知识的传授，尤其是高等教育，其主要任务是教育学生思考。”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吴先生明确提出：“高等教育的重要责任是将人文学与科学间的鸿沟盖接起来”，这种“盖接”，不是一种表面的点缀，也不是“在文学院加一二科学课程，在理学院加一二人文课程”，而是要在思想观念和政策措施上进行重大改革。拿吴先生的这个观点来衡量，近年来内地大学的“文理沟通”，恐怕还是所谓表面点缀，算不上一种全面“盖接”。因为这种文理沟通，还局限在“提高学生素质”的层面，没有上升到“教育学生思考”的高度。前者的立意是为我所用，后者的出发点才是为人本身。
一九八二年，吴大猷以《科学、技术、人文学》为题，在《民生报》分三次刊登长文，进一步论述三者的关系。他说，科学和人文学是人类文明的两个方面。就科学而言，由于“高度专门化”和大量使用深奥的观念和术语，它已经“成为极少数专家的私有花园”。这样一来，连那些受过普通教育的人，也很难对科学有个基本了解，即使是受过专门教育的人，对其他专业也是隔行如隔山，根本不知道人家说啥干啥。于是，几乎所有的专业工作者都处于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境地。这充分说明人类文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它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个人的生命体验，都非常有害。他强调，人类社会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沟通起来的时代，而这种沟通的任务，只能由教育来承担。不难看出，近年来有些人一再强调所谓专业教育、技术教育的重要性，显然是要重复人家走过的弯路。
在这篇文章中，吴大猷还对纯粹科学、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作了比较。他说如果把科学比作一棵树，那么纯粹科学就是树根，应用科学就是枝叶，技术科学就是花果。假如只想着科学技术的应用而不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那就好像不顾树根枯朽、只想着枝繁叶茂果实累累一样，是不可能的。他指出：纯粹科学的探索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有自由的环境，这种环境应该由大学和学术性研究机构提供；二是要有一批追求知识、追求真理、博学深思、颇具想象力的学者和青年。这两个条件比大楼、仪器、图书、经费等物质条件更重要，是造成学术研究气氛的关键。这与梅贻琦先生提出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观点如出一辙。
不同的是，吴大猷先生更重视学生，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文章结束时，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没有纯粹科学的国家……将永是落后。”
一九八三年，《中国时报》以“人文与自然科学应如何均衡发展”为题，对吴大猷和余英时进行采访。他们二人是国际知名的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家，再加上当时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失衡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因此这是一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对话。对话中，吴大猷进一步分析了纯科学和应用科学、技术科学的区别。他强调：研究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动机很单纯，只是为了求知，根本不考虑实用，也不追求商业性利益；但后者却不是这样。应用科学是利用科学知识和科学原理，对具体的问题或目标进行探讨；技术科学则是把应用科学得到的原理、方法用在更广泛的实际问题上。按理说这本来是老生常谈，为什么吴大猷还要反复强调呢？这说明当专业教育和职业训练甚嚣尘上的时候，人们反而在常识问题上容易出错。正因为如此，吴大猷批评台湾当局“只重视下游的技术，忽略上游基础科学”，在经费分配上也总是应用科学大于纯粹科学、自然科学大于人文社会科学。他认为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紧接着吴先生又谈到通才教育。他介绍说，哈佛大学在一九四六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目的有两个：一是要使没有学过科学的人也能对科学有个基本的了解；二是要让人人都知道，不断研究创新是美国科学精神之所在。这个委员会认为，科学的发展不是零零碎碎的技术进步，而是一种根本性的改革。要使人们对科学有基本的了解，最好的办法是借助于通才教育。吴大猷说：“通才教育可使学生未来发展时，能有一种宽广的基础，使得念科学的人，也能了解、欣赏人文知识。同样的，念人文的人，如果对科学有清楚的了解，将来如果进入政府机构，在从事政府决定时，就可避免发生偏差。”
这次采访中，余英时也谈到在台湾和世界各地出现的一些情况，与如今大陆面临的困境极其相似。他说：“我国传统教育的毛病是偏重于通才、不重专业。现在的情形恰好相反。由于社会趋于专业化，个人必须有一技之长，职业才有保障。因此，哪些专长易于找到职业，大家便一拥而上。这种情形当然不限于台湾，美国、苏联等地，亦复如此。例如，目前各国都有许多男女，纷纷学医、法律与电脑。这纯粹是一种以职业为主导的教育取向。这种取向，有予以自觉改变的必要。”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取向呢？余先生的意见是：无论你学什么专业，都应该对专业以外的学科具备必要的常识。只有这样，你“才有资格做一个完整的现代人，并具备综合判断的能力”。他认为，这些问题涉及考试与教育制度，要彻底解决虽然不是容易的事，但至少也应该作些努力和尝试，“否则就会产生一种流弊，亦即造成一种所谓‘对很多事情知道得很少，对很少事情知道得很多’的‘专家’。这种专家只有很狭隘的专业或纯技术观点，却无法妥善处理专业以外的重要问题，甚至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最让人感动和钦佩的是，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吴大猷总是站在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高度，反复强调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他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人类陷入一个贪婪的欲壑难填的漩涡之中。其中最明显的是生态环境破坏和犯罪率不断增高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依靠人文科学来发展人类的智慧，控制并克服人类的贪欲。
他主张让人文与科技“融合起来，成为更高层次的一个文化，着重的是需要改变人类的教育，使习科技的不成为‘机器人’，习人文的了解‘科技’的性质”。对于这个问题，余英时先生补充说，企图用科技来解决科技问题，无异于饮鸩止渴。这对于那些总以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会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应该有醍醐灌顶的作用。一九八四年吴大猷已经年近七旬，但仍然担任台湾科学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重要职务。这一年年底，他在台湾“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强调：所谓科学精神，乃是科学家追求真理、探索未知的一种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尽管它原本并不是为了实用，但它却是一切技术的“根”。基于这一认识，他主张发展工业不能只停留在“技术引进”的模仿阶段，而应该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与此同时，他认为激发青年学生对科学的兴趣，是中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但是，由于“大学联招”（类似大陆高考）存在的问题，使中学教育出现三大偏差：一是课程设置太偏，二是文理分科太早，三是学业负担太重。这就是使大多数学生在学习中只能采用死记硬背的方法，不能理解知识的奥秘和科学的真谛，从而对科学丧失兴趣。为了纠正这些偏差，吴大猷成立了“人文社会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一方面主持高中教材改革，一方面组织教师培训，进一步提倡通才教育。
一九八七年，已经是八十高龄的吴大猷先生在接受《台大研讯》采访时又说：“三十年前我来台湾时学生的求学志向都很高，很多有志于基础科学，求学的动机也比较单纯，现在进大学的竞争依旧很激烈，但是很多学生对学术兴趣并不高，只在图个资格。”
吴大猷所说的三十年前，是指一九五七年他回台湾讲学的时候。当时他在台湾大学讲学四个月，可谓座无虚席，盛况无前。他觉得这里的学生比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的学生还要好。吴大猷回台湾讲学是胡适促成的，后来胡在信中对吴说：“你此次在台教学四个月，最辛苦，最负责任，所以最有成绩。所谓‘成绩’，不在班上那几十个学生的考试成绩，而在你所引起的青年学人的求知向学的热诚……”（《胡适书信集》第一三一二页）这些话胡适在许多场合都说过。讲学之后，吴大猷还向台湾当局提出一个发展科学的全面计划，可惜因两岸关系日趋紧张，这个计划曾一度中断。
胡适与吴大猷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在他们的交往中，有两件事值得注意。
一是一九四七年，胡适曾给白崇禧、陈诚二人去信，提议在北京大学成立一个原子能研究中心，把这方面的第一流物理学家集中起来，“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验，并训练青年学者，以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在这封信中，胡适列出钱三强、何泽慧、胡宁、吴健雄、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仕俊、袁家骝等人，认为这九个人“可谓全国之选”。这件事虽因内战未能实现，但也可以看出吴大猷在学界的地位。当时吴大猷正在国外，他代表胡适与正在英国的“张宗燧谈数次，使其决来北大”。（《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二八九～二九三页）张宗燧是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张东荪的儿子，他回国后，不仅没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反而因为父亲在朝鲜战争期间被打成美国特务而受到牵连，并终于在“文革”中自杀身亡，为历史留下沉痛的一页。
二是一九六二年，“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当时担任院长的胡适因为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刘大中等四位海外院士都能回台湾出席会议，心里非常高兴。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时，胡适在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说：“我今天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三八九八～三八九九页）出人意料的是，也许是过于兴奋吧，胡适话音刚落，就因为心脏病突发而不幸逝世，因此这段话也就成了胡适的临终遗言。它告诉人们：在我国，人文学者可以培养出世界级物理学家，世界级物理学家又大力提倡人文教育，这其实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好传统。遗憾的是，随着胡适、吴大猷等人的离去，这个传统被中断了。因此尽快恢复通才教育的传统，才是振兴中华民族的最好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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