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德菌的细菌学检验方法

细菌和细胞

在19世纪生命科学的历史中，进化论像一位巨人般赫然耸现，但是它并不是出现重要新发展的唯一研究领域。在法国，马让迪（Francois Magendie， 1783—1855）和伯纳德（Claude Bernard， 1813—1878）是实验生理学、药物学和营养学领域的先驱。在俄国巴甫洛夫（Ivan Pavlov， 1849—1936）对大脑的功能取得了重要认识。巴斯德可以说是科学史中最重要的生物学家之一，他对传染病的机理有深刻洞见。施旺（Theodor Schwann， 1810—1882）和施莱顿（Matthias Schleiden， 1804—1881）共同发现，对于活着的有机体来说，在分子水平之上，自然界还存在另一种基本模块——细胞。

实验生理学

能使科学得益的秉性，莫过于强烈的求知精神和对知识的热爱。但是，尽管马让迪开辟了许多研究方向，并在实验生理学某些重要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然而，由于他冷漠地对待整个实验过程，从而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今天对此的争议或许更激烈。他认识到，完备的知识往往来自直接观察活组织工作的情况，特别是对运动神经的实验，他做过很多活体实验（常常在狗身上），为此，反对活体解剖的人们对他表示强烈的愤慨。他的性格暴躁冷酷，他形容自己的行为是一场“实验的狂欢”。他还常常做些不必要的实验，这就越过了人们能容忍的底线，因而恶名远扬。

尽管他的方法缺少人性　，不过马让迪确实通过扎实地增进知识　，从而为科学带来了进步。他演示了脊神经的作用，表明脊髓的前神经根是运动神经（传达信息以激发运动），后神经根是感觉神经（向大脑传达有关感觉的信息）。他还研究了血液流动、吞咽和呕吐的机制。马让迪还把马钱子碱、吗啡、番木鳖碱、可待因和奎宁以及碘和溴的化合物引进医药实践。但是，他最出色的业绩却是把他对研究的酷爱传给了他的学生和助手，幸好他对研究对象的冷漠倒是没有影响他的学生和助手。

这些学生中间有一位名叫伯纳德，1847年成为马让迪的助手。1855年马让迪去世，伯纳德接替他担任教授。伯纳德是一位杰出的实验家，被公认为是实验生理学的奠基人。不同于马让迪，他仔细计划实验，使之组成一个整体，他对生理学的贡献影响深远。

伯纳德通过瘘管研究消化，这就是说，在胃壁上开一个小孔，以便观察消化的化学过程。他对体内化合物平衡尤感兴趣——他的有些同事倾向于引用生机论或神秘主义来解释，而他则总是客观地用生物化学来解释——他发现了胰腺在消化脂肪中的作用和肝的生糖功能。

伯纳德，实验生理学的奠基人。

与流行的意见相反，伯纳德证明动物血液中含糖，即便食物中不含糖。他发现，动物会把肝脏中的其他物质转变为葡萄糖或者糖原；他用实验方法追踪到了肝脏中糖原的存在，糖原是动物储存糖类的主要形式。他还发现了糖原的合成，这个过程名为肝糖生成。糖原分解为葡萄糖的过程则叫肝糖分解。（糖原储存在肝里，需要时才进入血流，以保持葡萄糖浓度。）

伯纳德还发现了某些神经（叫做血管收缩神经）如何控制血液流向皮肤的机制，当皮肤需要冷却时，促使毛细血管扩展；当身体需要保温时，则促使它们收缩。

在研究一氧化碳中毒机理时，伯纳德首次对麻醉剂带来的影响作出了生理学解释。他还认识到，由于一氧化碳代替了血液中的氧分子，身体不能迅速对此作出反应，从而因缺氧致死。

颇为遗憾的是，尽管伯纳德做得极为细致周到，但他的夫人还是憎恨他的活体解剖研究，两人经常为此争吵。她是反对活体解剖协会的主将，1869年两人合法分居。 由于深陷于经济拮据、疾病缠身、家庭纠纷（他的两个女儿也反对他的工作）的困扰之中，伯纳德曾把科学生涯形容为是“只有穿过漫长阴暗的厨房，才能到达明亮华丽的大厅”。

法国科学院在三个不同的场合把生理学的大奖授予伯纳德，1869年他成为理事。他是第一位法国给予公开葬礼的科学家。

巴甫洛夫和大脑

对于早期的哲学家来说，大脑是理性灵魂之所在，只有人类才有理性灵魂，动植物则没有。在中世纪，学者认为，想象、推理、常识和记忆各占大脑四个腔室中的一个。

文艺复兴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解剖学揭示　了动物（和人类）生理学中的许多奥秘。科学家还甚至研究大脑表面的沟回结构。但是直到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仍然不舍许多中世纪的思想，尽管他试图把牛顿的机械原理运用到生理学上。笛卡儿把大脑底部的松果腺当成是人类理性灵魂的所在地，他说，这里既可接受感觉信息，又可通过控制中空的神经里流动的动物精气对信息作出反应。理性灵魂就用这样的方式指导肌肉的运动。这就是最早对反射作用的一种初步解释。

人脑表面的沟回使许多解剖学家，其中包括17世纪英国的解剖学家韦利斯（Thomas Willis， 1621—1675），认为不同的功能处于沟回中的不同区域。颅相学即由此而来，它在18世纪末被认为是“心灵科学”而颇为兴旺。颅相学者宣称，他们可以绘出一张大脑表面图，在图上标出特殊的区域，它们分别控制这些特性，诸如获得欲和破坏欲（在耳朵的上方），道德特性，诸如仁慈和灵性（在头顶附近），以及友谊（在大脑后部附近）之类的社会和家庭倾向。颅骨表面的隆起被认为与大脑不同区域的相对发达有关，颅相学者肯定，他们能够“读懂”这些隆起部分，并且由此分析个性和性格。到了19世纪40年代，人们大多拒绝承认颅相学是科学，尽管直到20世纪20年代，作为一门伪科学它还颇有市场。

然而，德国生理学家希齐格（Julius Hitzig， 1838—1907）和弗里切（Gustav Fritsch， 1838—1927）首次证明大脑不同区域确实控制不同的功能。希齐格在活狗身上做实验，证明大脑特定区域受到刺激会引起某些肌肉的收缩。他还证明，大脑特定部分的损伤会引起某些肌肉收缩功能减弱甚至瘫痪。

苏格兰神经学家费利尔（David Ferrier， 1843—1928）以同样的方法对灵长类动物和狗做实验，成功地证明大脑的某些区域（运动区）控制肌肉和其他器官的运动，而其他区域（感觉区）则从肌肉和其他器官接受感觉。和伯纳德一样，费利尔也是顶着当时动物权利保护分子的压力而从事工作的，这些人控告他对动物残忍施暴。但是，他在法庭上（1882年）成功地证明，这些实验具有正当理由，它可以告诉我们关于大脑功能的关键性知识。

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关于条件反射的研究对生理心理学、教育和训练方法有广泛影响。

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因其关于无意识反射和动物行为的实验而著名。

巴甫洛夫的早期工作有关消化生理学和自主神经系统的研究，为此，他赢得了190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他通过外科手术在狗的胃旁接上一根导管，于是，狗吃进的食物从食道咽下，却不会进入胃里。但不可思议的是，胃还如往常一样分泌胃液。于是，巴甫洛夫得出结论：口腔里的神经一定传递了一个信息给大脑，从而引发消化反应。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他切断特定神经，再来观察狗吃进食物进入胃里的过程，这回没有放置导管，然而却不见有胃液流出来消化食物。可见大脑没有接到信息。

然而，巴甫洛夫最有名的工作是他后期对条件反射的研究（在德国和美国，这项研究对于通过生理学的方法来定位心理学起到了重大影响）。巴甫洛夫发现，由于狗见到食物会分泌唾液，他可以用另一种刺激，例如铃声来代替食物，只要原始刺激（食物）与次生刺激（铃声）在训练期间联系在一起，狗在听到铃声时就会分泌唾液。巴甫洛夫假设，这是因为在大脑皮层中建立了新的神经回路，才使得这些不相关的“条件”反射能够发生。

细胞理论的诞生

如今生物体由细胞组成的思想，似乎已成最基本的观念，但在19世纪前，大多数生物学家在分析动植物的结构时，仅停留在这样的认识上：有机体是由各种组织和器官组成的。早在1665年，罗伯特·胡克在用显微镜观察软木的结构时就看到了细胞，他认为它们看起来像是修道院里的一间间小室，于是给这一微小结构起了这样的名字。但是他没有想到他看到的乃是生命之基本原理的一部分。

施旺（和施莱顿一起）在建立细胞理论和组织学——研究动植物组织的结构方面获得了荣誉。

大多数早期的细胞观察都以植物为对象，植物比较容易观察，因为它们有细胞壁，比动物细胞之间的细胞膜要厚得多。在显微镜和染色技术得到改进之后，（染色技术使得不同的组织格外分明，从而看得更清楚），科学家做了越来越多的观察。但即使在1831年，当布朗（Robert Brown， 1773—1858）在细胞中心发现有一个小的暗色结构，并为之取名叫做“核”时，不要说他，所有人都没有理解这些微小结构的意义。1835年，捷克科学家帕金基（Jan Evangelista Purkinje， 1787—1869）指出，有些动物组织，例如皮肤，也是由细胞组成的。但没有什么人给予更多关注，他也没有把这一点推向更成熟的理论。

可是只过了3年，犹如一场精彩拳击赛的第一回合，施莱顿提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思想：所有植物组织实际上都是由细胞组成，这些就是所有植物生命的基本模块。紧接着第二年，施旺提出：所有动物组织也由细胞组成；卵是单个细胞，器官由此发育而来；所有生命都是从单个细胞开始的。由于他们两人对这一构想各自贡献了一个基本成分，于是通常把创建细胞学说的荣誉给予他们两人。

其他人对这一理论的细节有所改进。施莱顿认为，新细胞就像发芽一样在现有细胞表面形成［孟德尔的对手耐格里（Karl Wilhelm von Nageli， 1817—1891）证明不是这样］。但是在许多年里，细胞分裂一直是一个谜。1845年，希博德（Karl Theodor Ernst von Siebold， 1804—1885）把细胞学说扩展到单细胞生物（虽然他认为多细胞生物体由单细胞生物而组成）。19世纪40年代，柯里克尔（Rudolf Albert von Kolliker， 1817—1905）证明精子也是细胞，神经纤维则是细胞的组成部分。细胞学说很快成了近代生物学的主要基础之一。

魏尔和与细胞病理学

随着对细胞结构的认识日益深入，研究者开始询问，如果一个细胞出现障碍，会有什么现象。对此尤为热衷的是一个名叫魏尔和（Rudolf Carl Virc how， 1821—1902）的波兰年轻医生，当时他正在寻找斑疹伤寒流行的原因。他注意到病人生活的恶劣环境　，并且毫无顾忌地说了出来。此时正处于革命上升的时期——这一年是1848年，革命的伟大年代——普鲁士的极端保守主义政府坚决取缔一切异议。魏尔和由于自己的立场而失去了大学教授职位。

但正是3年前的1845年，他曾最早描述了白血病，现在由于处于半退休状态，他就有时间来反思关于疾病原因的许多设想。第二年他在巴伐利亚的乌兹堡大学找到了一个职位。

7年后他回到柏林当病理解剖学教授，在这个领域他遥遥领先，1858年，他出版了《细胞病理学》（Cellular Pathology），其中他把细胞学说运用于病理组织。作为第一位细胞病理学家，他证明病理细胞是从正常细胞演变而来。“所有细胞都是来自细胞”，他爱这样说，从而含蓄批评自然发生说，后者主张生命体起源于非生命物质。

魏尔和创建细胞病理学。

鉴于魏尔和具有研究白血病和细胞病理学的学术背景，自然他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即疾病的产生是由于细胞在体内造反的缘故。（尽管癌症的发生与此有关，但魏尔和却以此思路看待所有的疾病。）由此引出的结果是，他拒绝接受巴斯德提出的一种重要理论，疾病是另一种有机体攻击的结果。

巴斯德的细菌理论

关于巴斯德，多产科学作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 1920—1992）曾经写道：“在生物学方面，除了亚里士多德和达尔文，再没有谁可以和巴斯德相提并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作为细菌理论的创建者、食物消毒中巴氏加热杀菌法的倡导者以及狂犬病疫苗的发明者，巴斯德的名字家喻户晓。他的巨大功绩源于一系列的激烈争论，在这些争论中，他的自负得到强烈体现（他乐于看到自己正确）。他的毅力换来了不少重大突破，首先是探明了发酵的本质（他认为这一反应是有机过程，而他的对手则认为是无机过程），接着是澄清了自然发生的可能性问题（他说不可能，他的对手坚持说有可能）。在每种情况下，巴斯德都战胜了对手，最后细菌可以引起疾病的说法也得到了确认。

巴斯德，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他建立了细菌理论，这一突破不仅对生物学研究，而且对健康科学和医药，都极为重要。

阻挡细菌

到了19世纪中叶，已经有少数医生开始认识到，医生有可能在病人之间传播疾病并导致感染，尽管他们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

在维也纳大学接受训练并在那里医院工作的匈牙利医生森梅尔外斯（Ignaz Philipp Semmelweiss， 1818—1865）对一种令人不安的现象深为关切：在医院里分娩的妇女由于产褥热而成批死去，但在家里分娩的妇女却很少得这种病。他越来越相信，正是医生在病人之间传播这种疾病，于是他命令手下所有医生，在换下一个病人时要用强化学溶液洗手。 医生们颇有怨言，当他们听说自己不是在给病人治病，而是在带来疾病时，当然很不高兴。但是他们还是这样做了，结果产褥热的发生率急剧下降。

但是　1849年，匈牙利向奥匈帝国发起一场不成功的反抗（匈牙利原来是该帝国的一部分），森梅尔外斯是匈牙利人，于是被迫离开他在维也纳的岗位。维也纳的医生又回到从前，略去了不愉快的洗手程序　，结果病人　中产褥热死亡率又重新上升，这就证明了森梅尔外斯也许是对的。

与此同时，森梅尔外斯不管在哪里工作，都坚持自己的步骤，于是由他照顾的病人因产褥热死亡的数目降到1%以下。他可以证明洗手是有效的，但尚未有人证明这一做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危险的细菌已经被消灭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森梅尔外斯本人恰死于产褥热，他是在给一位病人做手术时感染上的，但是他却为另一位富有洞察力的医生里斯特（Joseph Lister， 1827—1912）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里斯特男爵证明洗手和清洁可以大大减少医院里的感染和死亡。

里斯特对截肢手术很感兴趣，这种方法在许多情况中挽救了生命，例如当坏疽发生时。但是太多情况下——往往占45%的比例——医生成功地完成了一个手术，却眼看着病人死于术后感染。1865年，他听说巴斯德正在研究微生物所引起的疾病，他由此得到启发，也许可用化学处理方法杀死细菌。1867年，他开始运用一种名叫碳酸（酚）的防腐溶液清洗器具。他还向手术室的空气喷洒药物，坚持洗手和清洗外罩。手术死亡率从45%下降到15%。里斯特由此确立了防腐外科技术。

后来一位名叫海尔斯特德（William Stewart Halsted，1852—1922）的外科医生把防腐概念又推进了一步。为什么不在医生或护士和他们的病人所携带的细菌之间设置一道屏蔽呢？因此在1890年，海尔斯特德成了第一位在手术中戴上橡皮手套的外科医生。手套消毒要比人手皮肤消毒容易得多；它们能够耐高温和腐蚀性强的化合物，在这种条件下，甚至最厉害的细菌都会被消灭。戴手套代替了最初运用的无菌外科技术（细菌不是用防腐技术在手术室中被杀死，而是被隔绝。）

森梅尔外斯的经验和巴斯德的细菌理论，为里斯特和海尔斯特德奠定了基础。结果，医生们改变了他们的手术室操作习惯，成千上万的生命得以挽救。

由于巴斯德在他早期工作中成功地研究了酒石酸晶体，他在30多岁时就已成名，不过1857年法国科学院拒绝接纳他为会员。然而，他被里勒（Lille）大学任命为科学系主管。那里的葡萄酒和啤酒工业遇到了产品变酸的问题，找巴斯德帮助解决。于是，巴斯德开始探讨发酵的本质，结果发现发酵是某种活着的有机体的产物（他在与李比希的争论中获胜，李比希坚持认为，发酵是一种纯粹的化学反应，不涉及有机体）。现在问题在于，让葡萄酒或啤酒中的酵母照常工作，却不能让产生乳酸的发酵体工作（使饮料变酸）。于是，他建议在发酵完成后，把葡萄酒或啤酒微微加热，杀死“坏”的酵母，然后加上盖子。

然后巴斯德转向其他微生物，以便弄清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自然发生问题仍然困惑着生物学研究。那些相信有机体具有某种活力的人们，对于那些证明自然发生绝不可能的实验持批评态度。环境不可能排挤生命，若是这样，生命当然不会自发产生。他们反对18世纪斯帕兰扎尼做的实验，他把肉汤罐子上面的空气加热，目的是想证明生命不可能从非生命产生。但反对者说，加热空气就破坏了必要的活力论原则。

巴斯德是一位精力旺盛的人，他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声望，以致某些历史学家认为，他的某些成就如果归功于别人也许会更公正些。

于是，巴斯德设计了一只特殊的长颈烧瓶，事先进行消毒。细长而弯曲的瓶颈是敞开的，允许氧气进入，但开口是如此之小，以至于飘浮的孢子会在弯曲处被卡住。实验成功了。在烧瓶里没有滋生出有机体。但是他却在瓶颈的弯曲处寻到了微生物的孢子。有关自然发生说的争议终于告一段落。现在他被科学院所接纳了。

当法国南部丝绸工业于1865年陷入困境时，其领导人请求巴斯德这一奇才伸出援助之手。巴斯德很快就证实，这是一种显微镜下才能看见的寄生虫感染了桑蚕和桑叶。他说，必须彻底消灭已受感染的桑蚕和桑叶，重新开始。一切按他所做，丝绸工业得到了挽救。

现在巴斯德把注意力转向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疾病的细菌理论。他开始认识到，疾病是可以传染的，传染由寄生的微生物引起，他称之为“细菌”。

他意识到，有了这一见解，疾病传播的渠道就可以切断了。不久他建议军事医院采用消毒技术——煮沸器具和消毒绷带——以防止传染和可以避免的死亡。

19世纪70年代，巴斯德开始研究炭疽热，这是家养动物中死亡率特别高、传染性特别强的一种传染病。1876年，德国的一位年轻医生柯赫（Robert Koch， 1843—1910）发现了一种细菌，他认为是炭疽热的原因。巴斯德用显微镜肯定了柯赫的发现，同时他还发现，该细菌的孢子有很强的耐热性，可以存活于地面很长时间。整个兽群走过这块地面都会受到感染。必须杀死已感染的动物、焚烧并深埋在地下。

巴斯德还研究过接种预防炭疽热的方法。没有比种痘“更温和”的疾病了，詹纳曾经这样做过，他用牛痘来预防致命的天花病毒。于是，巴斯德加热了一些炭疽热细菌，减小其毒性（仍有感染的可能），并用它给羊群接种，同时让另一些羊不接种。结果没有接种的羊群全都染上了炭疽热死去，接种过的却没有死。巴斯德似乎永不满足，他又改进了炭疽热疫苗。使用类似方法，他又改进了抵御狂犬病和家禽霍乱病的疫苗。

巴斯德死于1895年，他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具有相当高的声望。他在难以计数的论战中取胜，这些论战涉猎广泛，巴斯统高超的技艺和镇静自若的禀赋由此得到体现。毫无疑问，他是那个时代的英雄，直到现在仍然如此。

柯赫：寻找病因

19世纪70年代初，柯赫，应农民的要求，帮助他们抗击可怕的炭疽热传染病，他们的兽群正在遭受此病的侵染。受巴斯德微生物学理论的启发，柯赫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也寻找疾病的原因，而不只是治疗其症状。他在家里装备起一所小型实验室，配置显微镜，开始研究因炭疽热致死的家畜血样品。当他从显微镜观察样品时，发现了杆状细菌，他猜测这就是肇事者。他开始追踪杆菌的整个生活周期，让老鼠感染这一疾病，于是炭疽热病菌（从被感染的动物血）由一个老鼠，传到另一个老鼠，总共传了20代。不久前，德国植物学家科恩（Ferdinand Cohn， 1828—1898）曾经观察到细菌形成孢子，并且发现孢子能够耐极高的温度。柯赫现在发现，炭疽热病菌可形成孢子，正如巴斯德所认为的那样，这些孢子可以在地球上存活很多年。柯赫还成功地研究了细菌整个生活周期，科恩热情地支持他发表研究结果。

科学旁白：顺势疗法

由于对传统医学倍感失望。于是，德国医生和化学家哈内曼（Samuel Hahnemann， 1755—1843）呼吁人们合理饮食、充分运动、呼吸新鲜的空气，并且定量搭配少量天然药剂，诸如药草和树皮。其中大多数听起来和现在的常识差不多（除了极小剂量的药剂）。然而，哈内曼的治疗效果却非常突出，令人难以置信。

哈内曼的顺势疗法基于三个基本概念：相似定律、整体医疗和无穷小定律。然而，哈内曼对待试验不太严格，也不重视获取定量证据作为支持。他更像是在跟着直觉走。

首先是相似。哈内曼用金鸡纳树治病，这是热带的一种常青树，其树皮含有奎宁的天然成分，可用于治疗疟疾。然而，一个没有患疟疾的健康人，在服用这种药物时会产生类似于疟疾的症状。由这一事实哈内曼推想，一种会使健康人产生某种症状的药品，可以治疗患有类似症状的病人。他给这种治疗方法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顺势（homeopathic）疗法，来源于希腊字homoios与pathos，意思是“类似疾病”。

其次是整体给药。哈　内曼也许是最早使用“整体”医疗的医生，他力求医治整个人，而不是单个症状。 因此他开出的药方针对病人的各种症状。

最后是无穷小定律，正是它招来其他医生的反对，包括当时和现在的医生。为了兑现医疗无害的承诺，他开出的药方剂量尽可能地小。这似乎是值得赞许的做法。但是，他所用的剂量，在兑了大量的水后，小到甚至检测不出来，甚至连一个分子都没有留下。溶液如此之稀，达到无法计量程度，这就如同是在大西洋里洒上一滴药水，搅匀后饮上一杯来治病一样。

批评者坚持认为实际结果是，顺势疗法开出高度稀释的所谓“相似”药物用于“治疗整个人体”，而不管这个人得的是什么病。科学家当时正热衷于发现用于天花和炭疽热的疫苗，疫苗就是“相似治疗相似”之一例。但是一般而言，相似治疗相似这一原则的无条件使用，会与测试和经验的结果背道而驰。例如，今天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患者吃糖会使病情加重（可以在患者的尿中发现），服用胰岛素则对病情有利（胰岛素不是疾病产生的物质）。

今天顺势疗法有了新的皈依者，吸引他们的部分原因至少在于这一疗法的无害性以及他们对于对抗疗法的失望，因为后者少了直觉洞察——在证明其有效性之前那种试验和审查，似乎明显是一种负担。比较起来，顺势疗法似乎不受拘束，确切地说，就是因为剂量太小，比如，无须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加以批准，他们也没有取消的权力。顺势疗法的开业医生宣称，他们的治疗可以代替抗生素、某些外科手术并适于病毒感染，但是通常不建议用于严重疾病。

在柯赫对认识传染病起因的许多贡献中，值得一提的是，他确立了一条规则，用于辨别引起某种传染病的原因。他说，研究者必须在患病的动物身上找到可疑的微生物，然后在培养基上得到纯系菌株。随后把培养物注入健康动物身上，使之患病。研究者还必须在该患病动物身上找到和原先一样的细菌。

柯赫成功地战胜炭疽热，还得益于他所创立的方法，亦即他改进了细菌的培养基［运用一种由海藻中提炼的叫做琼脂的凝胶状媒质，以及他的助手珀特里（Julius Richard Petri，1852—1921）发明的培养皿］。他还成功地发现了霍乱杆菌，1882年发现了肺结核的起因——结核杆菌。遗憾的是，他对于肺结核的治疗遭遇失败，尽管他曾经一度认为找到了办法。

1905年，柯赫主要由于在肺结核起因方面的工作，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柯赫在寻找病因上是一位大胆的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