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穆尔卡的蜕变和“三月事件”

哥穆尔卡的蜕变和“三月事件”

二、哥穆尔卡的蜕变和“三月事件”

八中全会结束之后，哥穆尔卡开始着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在政治方面，第一，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哥穆尔卡决定实行大赦，为那些无辜被镇压和受迫害的人恢复名誉，平反昭雪。这些人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反法西斯抵抗战士，其中有国家军、农民营、人民军和在西方参战的波兰武装力量的官兵，还有各方面的政治活动家以及因‘右倾民族主义’而受牵连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一些干部。从狱中共释放了7 000名政治犯。”^[63]第二，加强议会的作用，调动民众参政的积极性。针对以往主要是党通过政府颁布法令而把议会被抛在一边的现象，哥穆尔卡特别强调议会应当成为最高权力机关，要确保宪法赋予它的立法和监督权限，议会议员实行差额选举。在1957年初选举产生的新议会中，议员可以在宽松活跃的气氛中畅所欲言，可以充分表达广大选民的意见。第三，调整国家与宗教的关系。波兰90%以上的居民都信天主教，因此，宗教在波兰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在波兰亡国的漫长岁月里，波兰天主教会积极参加反抗外来侵略和异族占领的爱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以特殊的方式维系着波兰的民族团结。然而，贝鲁特当政时奉行的错误政策不仅严重地破坏了国家与教会的关系，还在1953年9月将红衣主教斯·维辛斯基（S．Vyshinsky，1902—1981年）关进了监狱。八中全会之后，哥穆尔卡复着手理顺国家同教会的关系，先于10月底释放了维辛斯基，后在12月同教会签订了关于国家同教会关系的补充议定书。哥穆尔卡提出：教徒和非教徒、教会与社会主义、人民政权同教会长期共存。天主教主教团则声明，教会支持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路线，支持政府旨在加强和发展人民波兰的一切事业。

在经济方面，第一，尝试工人自治。1956—1957年间，波兰的许多企业都自发地建立了工人委员会，总数有5 600个。哥穆尔卡认为工厂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的一种工人民主形式，波兰统一工人党通过了确定工人委员会职责的决议，波兰政府则制定了关于工人委员会的法令。第二，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限。这方面的具体措施包括：将上级下达给企业的上百项指标减少至八项。改变以往国家对企业包干统收统支制，用利润留成建立工厂基金，企业有权制定奖惩办法。第三，对农村和农民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比如，允许自行解散合作社，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减少交售农产品的定额，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增加对农民的贷款，解散国家拖拉机站并把拖拉机卖给农民。第四，扩大同西方国家的贸易。第五，成立由著名经济学家兰格（Oskar Ryszard Lange，1904—1965年）领导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着手制定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方案。

在文化教育方面，改革了高等院校的管理制度，扩大了它们的自主权限，恢复了被斥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课程。社会科学界打破以往的研究禁区，有关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著作相继问世，经济学界围绕着经济管理体制、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工人自治制度等问题进行热烈讨论。

在外交方面，波兰统一工人党强调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同苏联进行经济关系谈判，要求驻波苏军尊重波兰主权和妥善解决战后划归苏联的那些地区及波兰人回国定居问题。

哥穆尔卡实行的这些内外政策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就已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工农业生产形势有了很大的好转，因而受到了波兰人民的普遍欢迎。但是，所有这些都带有从表层上纠偏的特点，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苏联模式和改变对苏关系。不仅如此，随着自己在党内地位的巩固和在国内声望的提高，哥穆尔卡面临的国内外压力越来越大。

苏联领导人本来对哥穆尔卡上台就很不满意，对他实行的那些改革措施难以认同。匈牙利事件平息之后，苏联更加关注波兰局势的发展。1957年头4个月中，在同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领导人会谈时，赫鲁晓夫都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强调这是各国最高的国际义务，任何自主的行动都是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表现。此外，苏联领导人还不断指责哥穆尔卡容忍波兰有反苏倾向的“修正主义分子”，认为波兰国内主张改革的《宣言》周刊已变成了资产阶级和反苏的喉舌，《真理报》也指名道姓说波兰著名作家普特拉曼特和哲学家科瓦科夫斯基是“修正主义分子”。^[64]东欧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附和苏联，指责哥穆尔卡进行的改革不利于和平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强大。一时间，哥穆尔卡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国共产党中间非常孤立。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哥穆尔卡也面临两方面的压力，有一些主张改革的党员批评改革进程缓慢。从中央到地方还有许多受到改革冲击的党政领导抵制、反对甚至攻击哥穆尔卡的“民主化道路”，他们组织反对改革的波苏友谊小组，在工厂里煽动罢工，制造困难和混乱。这些人认为哥穆尔卡的改革道路“系统地缩小了党的作用，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阶级斗争理论，取消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具有“右倾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偏见倾向”的路线。^[65]

除了这些压力之外，国际上的一些因素也影响着哥穆尔卡。以要求改革开始但以悲剧结束的匈牙利事件也促使哥穆尔卡不得不思考类似的悲剧会不会在波兰重演，他会不会成为波兰的纳吉？联邦德国的军国主义跃跃欲试，阿登纳要求重划德波边界，这会不会影响波兰的安全？

为了稳定国内局势和保障波兰西部边界安全，哥穆尔卡必须得到苏联的支持。在这种背景下，哥穆尔卡变得日益现实起来，波兰的“民主化道路”很快开始转向。首先，哥穆尔卡开展针对党内改革力量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反对修正主义运动。1957年5月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九中全会上，哥穆尔卡提出思想战线上“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66]。10月召开的十中全会决定对所有党员进行审查，由此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反对修正主义运动。1959年3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三大通过的决议说：“在现阶段，修正主义是党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者攻击的重点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67]。所谓修正主义，实际上就是哥穆尔卡曾主张过的建设具有本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的主张，就是要在某种程度上改革苏联模式和摆脱苏联控制的要求。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哥穆尔卡来说，反修斗争实际上是政治路线的倒退。在这场运动中，约有20万党员（占总数16%）被开除出党。

与反修斗争相适应，哥穆尔卡逐渐停止了政治民主化进程。到了20世纪60年代，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的民主机制越来越弱，哥穆尔卡违背集体领导的原则，将重大问题的决定权都集中到自己手中，压制不同意见，大搞个人迷信，使中央的活动陷于瘫痪状态。相比之下，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还持续了一段时间，如1966年将国家财政拨款改为无息贷款，1967年实行新的外汇结算和出口奖励制度，放松国家对外贸的控制，强调用经济手段改善企业的经营活动等等。然而，哥穆尔卡实行的改革措施不再涉及体制问题，在操作层面上也紧随着赫鲁晓夫时期的工农业改革和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1906—1982年）时期的新经济体制。在经济工作中，哥穆尔卡继续采取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以及高积累、低消费的方针。到60年代末，积累占到国民收入的28%—29%，农业发展十分缓慢，国家财政赤字增加，失业人员渐多，波兰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在对外政策上，哥穆尔卡追随苏联，逐渐丢掉了过去坚持的民族独立的旗帜。“1959年7月，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波兰，同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政代表团举行了会谈。他们抛弃前嫌，成为挚友。赫鲁晓夫在1959年7月21日波兰人民共和国建国15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他强调，在同波兰领导人的会谈中，不论在评价国际形势方面，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双方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他赞扬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找到了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正确道路’。”^[68]

卡穆尔卡的蜕变令其支持者十分失望，而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则引起整个社会的不满。在这种背景下，1968年波兰发生了三月事件。

三月事件是哥穆尔卡下令禁演《先人祭》引发的。《先人祭》是19世纪波兰爱国诗人亚当·密茨凯维支（Adam Mickiewicz，1798—1855年）创作的诗剧，内容描述了波兰被瓜分时沙皇俄国对波兰人民的残暴统治和迫害，表达了波兰人民对民族敌人的深仇大恨和要求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1967年11月，为了庆祝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该剧从25日起在华沙国家剧院重新上演，每场都座无虚席。每当剧中人淋漓尽致地斥责沙皇残暴统治之时，观众也都跟着朗诵台词，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实际成了反苏的示威。苏联驻波大使认为这是“反苏的低劣演出”^[69]，向波兰政府提出抗议。苏联领导人也致电哥穆尔卡，要求停演。哥穆尔卡担心影响与苏联的关系，于1968年1月16日下令该剧停演。人们对此非常不满。3月8日，华沙大学的四千多名学生在校园中集会，高呼“我们要看《先人祭》”、“自由、民主、独立”等口号，集会者通过了抗议政府剥夺人民“保卫民族独立传统权利”的决议。政府派几百名警察乘车进入校园，用暴力手段镇压学生，不仅冲散了集会，还打伤和抓走了一些学生。第二天，政府控制的传媒对事件又做出了歪曲的报道，说一群华沙大学的学生和当地流氓的不负责行为造成城市交通拥堵，警察不得已采取强硬措施。

学生对政府的镇压行动和歪曲报道非常愤怒，抗议活动扩展到华沙的其他大学。9日中午，华沙工业大学和华沙大学的学生举行集会，在通过了抗议警察暴行的决议之后开始上街游行，参加者有四千多人。学生们高呼“工人和我们在一起”、“华沙和我们在一起”、“捷克斯洛伐克万岁”等口号。游行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一百多名学生受伤，数百名学生和围观者被捕。次日，华沙市法庭审讯被捕学生，五十多名学生被以“流氓”和“侮辱警察”的罪名判处2—6个月徒刑。然而，这样的镇压措施并没有平息事态。11日在华沙大学举行的抗议集会上，参加者不仅有各高校的学生，还有许多教授。在学生集会的同时，华沙市内也出现了由上万名学生和市民参加的示威游行。在与警察的冲突中，又有数百人被捕。14日，华沙几所大学的8 000名学生又举行集会。在一份决议中，他们声明自己的抗议活动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行为、反对反苏倾向和拥护社会主义的，要求党和政府保证言论和集会的自由，如实报道新闻和惩办镇压者。从一开始，波兰统一工人党认定这些抗议活动是帝国主义分子、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挑动起来的骚乱，谴责各地举行的类似集会。19日晚，哥穆尔卡在向全国播发的讲话中说：华沙大学学生3月8日集会示威是有预谋的行动，是作家协会“发起的一次反社会主义的运动”，学生们举行的示威游行是“反社会主义”的，当局出动警力进行镇压是正确的措施。针对哥穆尔卡的讲话，八所大学的学生在一份宣言中指出：抗议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党的领导背离十月理想，而与犹太复国主义、反苏没有关系，它的目的是要求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实行改革，建设真正民主并符合波兰国情的社会主义。^[70]对于学生们的这些要求，政府非但不听，反而派出更多的公安部队进行镇压。学生被迫从街道退回到校园，以静坐和罢课等方式继续斗争。许多工人为静坐的学生送去食品和代缴罚金，以示支持。22日，政府通过广播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学生立即停止罢课，同时派大批警察包围学校。23日，学生结束罢课行动。25日，波兰教育部长借口“试图在青年中灌输反政府的政治观点”宣布解除6名华沙大学教授的职务，停止华沙工业大学五个系的课程。30日，他又宣布停办华沙大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心理系等七个系，所属的学生要重新申请入学。

至此，历时一个月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抗议示威运动以被政府镇压而告终。1968年11月11至16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五大在指示提纲中说，这是一次“社会主义敌人力图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反对党和人民国家”的反革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