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希望首先在于其后代的精神健康

一个民族的希望首先在于其后代的精神健康

一个民族的希望首先在于其后代的精神健康

刘　旭：从中学语文旧教材的编选来看，与当前社会现实有较密切关系的文章多未被选入课本，从而削弱了学生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能力；而批判另一朝代和政权的目的往往又是为了某一个单一的目标。比如鲁迅的文章，被选入的有《“友邦惊诧”论》、《论雷峰塔的倒掉》、《文学与出汗》、《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记念刘和珍君》、《藤野先生》等，批判矛头全指向过去的黑暗，再有古典作品《伐檀》、《硕鼠》、《石壕吏》、《卖炭翁》、《窦娥冤》，您怎么看待这种选材方针？

夏中义：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国家的教育，都不免在知识传授的同时会有世界观、价值观的灌输，这是事实。然而孩子从小到大，从初一到高三，也就是从13岁到18岁吧，堪称从少年走向青春的门槛，这既是孩子长身体，也是长脑子、长灵魂的时候，他所需要的营养应是丰富的，而非单一的，这也是事实。诚然，从中学语文教育的本体功能来说，我们实在不必让教材在承担孩子的语言——文学的基础教育过程中承担过多的其他责任。我觉得语文教育应该培养孩子丰富色彩、多元思想。这对孩子的精神成长，培养宽阔的文化视野是有利的。

刘　旭：我也觉得不受控制的教育是没有的。获奥斯卡奖的美国电影《美国美人（AmericaBeauty）》中有一个18岁的高中学生瑞奇·费特，有较强的反叛性，也很有思想，他是一个不服父亲海军军长的“规律”的新时代青年，他认为世界有太多美好的东西，要去发现世界上美好的东西，但他的最终结论却是“快来享受”这个世界，享受的行动之一就是为了赚钱而卖大麻，他以为时代的价值已变了。这就是说，在一个“自由”程度较高的社会里，有“创造性”的青年的价值观念仍然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就是说美国的教育也不可避免地有着意识形态性，只是较隐蔽而已，或者是他们的意识形态与经济相结合，已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角落，人们不自觉地受它的影响。

夏中义：是的。如果让孩子从小就在封闭的环境中发育长大，在如此语境中，孩子肯定长不大，生理上长大了，精神上也是侏儒，或者说由于精神上的单一或苍白，将经不起现代世界的任何突然震动，甚至经不起任何异样信息的刺激。这对整个民族精神素质的损伤也是很重的。

刘　旭：还有一个问题，从孩子的心理发展来看，小学生和初中生是无忧无虑的，多些素质教育，提高学生兴趣是必要的。对高中生则不一样了，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最直接的就是通过考试，进入大学；搞素质教育，多开设课程，他们大多会不愿意，因为与考试无关。所以，除非从考试机制上做文章，所谓的素质教育将仍是老样子。对语文考试也是如此，如果原来那些意识形态色彩很强的“标准答案”仍维持原状，语文教育改革也将是一纸空谈。您怎么看呢？

夏中义：对高考我不很了解，但我不赞同“一考定终身”，可喜的是，这情况已有所改观。现在京、沪高考已在试验一年两考，春季、夏季各考一次，给学生的选择机会就多了。其次，对于现行高考方式，除了向外国学习先进经验，与世界接轨，还可从本国教育史吸收一些好东西。比如当年钱钟书考清华，文史和外语都很棒，但数学很差，竟被清华录取了，这是学术史上的佳话，也是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的佳话。钱钟书若晚生五十年，恐怕很难不名落孙山。还有吴晗当年从中国公学赴京去考北大、清华和燕京，文史和外语也考得很好，数学零分，北大不要他，但燕京和清华要他，导致后来北大也要他，末了他进了清华历史系，可以设想吴晗晚生五十年，亦怕难见天日了。为什么当时的考试制度会保护像钱钟书、吴晗这些人才？这至少表明，当时的考试制度委实具有某些比今天更多的灵活性和合理性。再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老师王智量，陕西汉中人，于民国末年参加高考，同时报考几所大学，结果也是文科成绩好，数学不及格，其他学校都不录取，唯独北大法律系要他。后来被保送黑龙江俄语专科深造，再进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他成了共和国初年文艺理论界的开拓者之一，新时期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