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世撰写《文献通考》

避世撰写《文献通考》

马端临：避世撰写《文献通考》

马端临(约1254—1323)，字贵与，乐平(今江西乐平)人。他出生于南宋末。据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的《文献通考·抄白》即抄写书稿的说明中说：“乐平州儒人马端临，前宋宰相碧梧先生之子。”其父马碧梧名不见经传。他出生于官宦书香之家，自幼饱读经史，博古通今，是一位“知前代之典章，识当时之体要”的史学家。南宋灭亡后，他大概处于青壮年时期，不走求仕之路，也不参与官修史书，而是避世隐居，潜心著述，积二十余年的呕心沥血，独力完成了通史巨著《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共348卷，划分为24个门类进行了详尽的考证，称为“二十四考”。《文献通考》成书于元世祖至元年间直到延祐四年(1317)，史官王寿衍在奉旨寻访遗贤时发现这部巨著，于延祐六年(1319)上表推荐，在《进文献通考表》中有“臣寿衍冒犯天威，无任战兢惶惧屏营之至，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之句，可见他荐书是承担风险的，一是作者是前期旧臣的儿子，二是怕内容有触犯皇帝之处，故表露出惶恐不安的心态。此时马端临已是垂暮之年的老翁，表中并未推荐其人，但其著作却能因此流传于世。清乾隆十三年(1748)，又经校刊重刻，弘历为本书作序，序言中说：“师古考师其意不师其迹……资可以羽翼经史，裨益治道。”对该书作了较高评价。《通考》是典志类史书代表作之一，与唐杜佑的《通典》、南宋郑樵的《通志》，被史家合称为“三通”，并有后来居上的评价。其主要成就和价值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周详的史料搜集

《文献通考》广集历史资料基于对资料来源渠道的开拓。书名冠以“文献”，马端临在《通考文献·自序》中对“文献”一词作了深刻的阐释，在“自序”中引用了对文献不足的感叹，注释者解释文献的含义：“文，典籍也;献、贤人也。”即：一是典籍的文字记载，二是贤人的口头叙述。在孔子所处的时代，著于龟甲、竹帛的文字极少，只能求助于具有丰富知识的贤人。后经近两千年发展，著于纸张印刷的书籍已浩如烟海，逾千年的往事也不可能找到贤人口述，如再拘泥于文献的古义，必然极大地缩小搜集史料的范围。因此，马端临对文献的含义作了新的阐释：所谓“文”，是指：“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所谓“献”，是指：“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俾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这就极大地拓展了史料的来源渠道。

广开来源汇渠道使汇集的史料更详尽更周全。仅以篇幅较小的《钱币》考为例，记述了钱币的起源、种类及其币制沿革。在起源中追溯到史前时期：“大皞氏、高阳氏谓之金，有熊氏谓之货，陶唐氏谓之泉。”记载钱币的种类，太皞至唐有黄金、铢钱、布帛、铜钱、白金、皮币、赤灰(赤铜为廓)、龟贝、大钱、小钱、五铢钱、四铢钱、二铢钱等多种，后唐至宋有铜钱、铁钱、元宝、夹锡钱、飞钱(包括交子、会子、川引、淮交、湖会，实为汇票)、楮币(纸币)等多种。历代币制沿革更详，对统治阶级利用政府权力推行币制，货重钱轻、钱币贬值、劣币驱逐良币等现象多有记载，如记载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造白金和皮币。所谓白金，实为银锡合金，官吏和民众“众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简直到了不可胜计、杀不胜杀的地步，后不得不“赦自出者百余万人”。所谓皮币，是以禁苑中大量驯养的白鹿皮制成的货币，一方尺白鹿皮制造的皮币“值四十万”，武帝任用大臣张汤造皮币，大司农颜异表示反对，他说：王侯朝进的贡品不过值数千两白银，而皮币值四十万两，岂不本末倒置!颜异以非议币制罪被判处死刑。《钱币考》既有概略记载，又有细节叙述，堪称历代币制的沿革史。

二、广阔的领域开拓

眼界的宽阔决定了内容范围的开阔。马端临博览群书，比前辈史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文献通考》是以杜佑《通典》为基础构建的。《通典》分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地舆、四裔等十九个门类。《文献通考》也有这些“考”，但有较大的扩充和取舍，尤其是加入了宋代详细的史料。更可贵的是《文献通考》开辟了新领域，扩大了新规模，增加了《经籍考》、《帝王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等五个门类，使全书蔚为大观，面貌一新。

《经籍考》共分26卷，是各考中卷数最多、篇幅最大的一个门类，又分经、史、子、集四部。经有总叙和分列，把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孟子、孝经、乐、仪注、谥法、纤纬、小学等，自古至宋的有关著述均收入其中。史包括正史、志、编年、起居注、杂史、传记、史评、史抄、故事、地理、时令、谱牒、目录等。子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阴阳家、兵家、医家、神仙家、释氏、类书、杂艺等。集包括辞赋、别集、诗集、歌词、章奏、总集、文史等。

《帝系考》把自五帝至宋的历代帝王的姓氏、年号、生卒年等作了不厌其烦的考订，旁及太上皇、太皇太后、皇太后、后妃、皇太子、公主、皇族等，系统周密。

《封建考》按历史发展分几个层次：一是在概述上古至周封建制的基础上，重点剖析了周王朝分封诸侯的牧伯、命服、立军、建官、朝聘、巡狩、赏罚等制度，搜集了见于经传的姬姓和异姓诸侯的爵位和姓氏，存爵姓俱具、爵具姓不具，姓具爵不具和爵姓皆不具诸种情况。二是详述春秋列国传承本末，一一罗列了吴、齐、鲁、燕、蔡、曹、陈、杞、等96国，不仅注明国名和姓氏，而且详述其事迹和传承始末。三是记述秦楚之际的状况，秦罢封建而置郡县，反秦自立的有楚、赵、燕、齐、魏、韩六国，西楚霸王项羽立诸侯汉、雍、塞、翟、西魏、河南、殷、代、常山、九江、衡山、临江、燕、辽东、胶东、齐、济北、韩等18国。四是记载西汉全面恢复封建制，高祖立异姓王8国，吕后立吕姓和惠帝子王8国，先后封同姓王16人，王子侯367人，功臣侯580人，外戚侯136人，并一一详述。五是记载东汉封宗姓王26人及王子侯多人，列侯有功臣侯80人，外戚侯23人，宦者侯34人，并详述王侯称号和其中被罪诛而取消封号的多人。六是记载魏、晋、南北朝(宋、齐、梁、陈)的封建制，魏封8王、83侯;晋诸侯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姓名见于史籍近300人;宋、齐、梁、陈的王侯难以数计。七是记载唐封建制有所变化，子弟封亲王并设官职，但无封地国邑，各州设刺史掌实权而世袭国公仅是头衔，对王侯传承记述较详。八是对五代梁亲王、唐亲王、汉亲王、周亲王、宋诸王各世所封王、公、侯的情况也有所记载。

《象纬考》是对天文记载的考证。首先，对中宫三垣和二十八宿作较精确的测量。以北极定位中宫，包括紫微宫的北极五星(今称七星)、其东南的太微宫(垣)十星和东北的天市垣二十二星。二十八宿包括东方的苍龙七宿、西方的白虎七宿、南方的朱雀七宿和北方的元武七宿。对这些星进行了细微观察和精确测量，标明相距度数。据晋《天文志》载，以此为坐标，中宫外观察的达783星。其次，记录了形形色色的天星象及其变化。观测并命名瑞星、妖星、流星、客星、彗星、星陨、星昼见、星杂变等，观测云气、杂气、天变、天汉起没等变化，观测日食、日辉、日晕、月食、月辉、月五星凌犯等情况。尽管古人对天象变异还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往往以天象兆示人间的吉凶祸福，但《象纬考》观测之细、记录之详，处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物异考》记录了水灾、水异、火灾、火异、岁凶、地震、山崩、地陷、地移、川竭、雷震、恒雨、恒热、恒寒、冰雹等自然现象;记录了木异、草异、金异、玉异、人异、谷异、虫异、马异、犬异、牛祸、鸡祸、狗祸、羊祸、鱼异、龟异、蝗灾、鼠妖等异常变化。内容丰富多彩，为科研提供了某些历史依据。

《文献通考》具体翔实、包罗万象，犹如编织细密的大网，将从上古至宋的巨细史料收罗殆尽。

三、独到的史实考证

此前的典志、类书，多罗列史料不加辨别评论，而《文献通考》不仅注重史料的周全，而且在“考”字上下功夫，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作出考证判断，有编撰者独到的见解。

《征榷考》是对历代各种税收的考证，如其中的《榷酤》，记录了自周文王发布禁酒令以来，历代或禁止众饮，或立法官卖，或课以重赋的史实。还详述了北宋至道二年(996)各州酒税收入，年入40万贯以上的有东京、成都2州，年入30万贯以上的有开封、秦、杭3州，年入20万贯的有京兆、延、凤翔、渭、苏5州，年入8万贯以上的有32州，年入5万贯以上的有73州，年入5万贯以下的有45州，年入3万贯以下的有53州，年入1万贯、5000贯以下的有34州等。因禁酒则减少财政收入，官卖则抬高酒价，重课酒坊及饮酒户使酒坊大批倒闭，所以私酿犯法人数众多，政策也因此屡变而顾此失彼。朝臣官员以至文人学者如苏东坡、辛弃疾、叶水心等颇有议论，但却找不出纠正弊端的好办法。《榷酤》详引了叶水心《平阳县代纳坊场钱记》中所说，平阳县酒坊25家倒闭了21家，人民贫困逃亡者众多，该县减轻税赋，解除饮酒户的负担，还把废寺残田和私造货币犯充公的田地分给民众种粮，使一县民众“无不歌舞、赞叹”。撰者还在引文后加上按语说：“水心此记足以尽当时坊场之弊”，认为应“别求课利”，拿现代话来说，就是发展替代产业，“皆爱民之良法也”。

《地舆考》按古九州分记九考，详述了历代地理疆域变迁。由于地域辽阔，历代沿革变化，前代史籍典志多有遗缺或谬误，《地舆考》中作了详尽的考证。如《地舆考八》对古雍州的考证所加按语中指出：“杜氏《通典》言：唐之土宇，南北如唐之盛时，东不及;而西则过之，唐史取其说以序地理志……余尝考证河西，在汉本匈奴休屠之所居，武帝始取其地置郡县。”“河西之地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因此认为：“唐之土地西过于汉者非”。《地舆考九》对古南越考证中，深、德、景三州为《通典》所未载，而《地舆考九》根据《地舆广记》作了补充，弥补了前人的缺陷。

《象纬考二》引用对测量二十八宿间距的“度”的类似解释。王奕在《中兴天文志》中说：“日之行……以一年而周于天，以一日之所行为一度，故分为三百六十度四分之一。”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天事本无度，推历者无以寓其数，乃以日所分天为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撰者分不清二人的说法谁先谁后，于是作了实事求是的精当按语：“《中兴志》所载王奕之说，即沈括之说也。王、沈二公不知其孰先孰后，孰倡孰袭。然王说详而明，沈说简而当。”所以并存两种相同的说法并加以比较。

《文献通考》承前启后，在史学中的地位和价值为后代史家所公认，其后许多历史著作多引用其中史料，赞同其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