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我国消费

二、影响我国消费、投资与净出口的相关因素分析^[3]

1978年后，我国开始改革开放，经济体制开始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进程;经济生活中的决策，开始由高度集中向微观群体分散决策转移，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基本形成以来，消费—储蓄大部分已经变为居民家庭分散决策。就目前来看，影响消费、投资与净出口的因素很多，我们主要从制约消费的角度来分析几个主要因素。

1.资源品价格长期被人为压低，激励企业投资，抑制消费

储蓄大幅增长的直接原因是投资回报极具吸引力，而投资高回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包括能源、公用事业、土地价格、污染控制在内的投入成本低。可见，资源价格改革滞后，负外部性成本没有内部化为企业成本等，都扩大了企业的盈利空间，也激励了企业储蓄。资源品市场价格没有成为引导资源配置的正确信号，并持续激励企业减少红利分配，从而减少可支配收入向居民部门的转移，提高了全社会的储蓄率。

坦白地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时期未变的是“赶超”战略。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快工业化的步伐，采取了降低工业化成本的政策，即人为地压低资源价格和劳动力价格来加快资本品的产出;而在改革开放后，由于我国仍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技术落后的大国，因此，积累发展资金的主要方式仍然是大量开发自然资源，走资源开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要实现小康社会发展目标，需要将庞大的、低收入的农村人口转移为非农业人口，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各级地方政府仍然需要压低资源价格吸引投资;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环境中，为了保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控制和压低自然资源价格的政策又得以顺理成章的实施。应该说，我国的“赶超”战略本身不断强化了资源价格偏低的格局，控制资源品价格，始终是政府实施赶超战略的重要经济杠杆，作为政策抓手从未放松。

然而，过低的生产要素价格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资源价格偏低已经是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的重要诱因。推进资源价格改革短期内可能增大通胀压力，但从长期看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缓解贸易顺差，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处理历史遗留的问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采取了利改税制度，国有企业从此不再缴利润，和其他企业一样只缴所得税，剩余的利润完全由企业自己保有。这个制度当时是为了推进国企的改革和解决诸如下岗及老职工等一些问题，也是为了鼓励国企增加盈利，可是这个制度到了今天就成为导致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因为当国有企业通过抓大放小，集中到垄断性的公用事业行业、资源行业的时候，它们的利润会很大。而利润不上缴，就都成了未分配利润，不可能变成消费基金，不断增长的未分配利润通通形成储蓄。尤其是资源行业，我国采取的管理制度一直都没有改变企业既不缴纳开采资源的特许权费用，也不和国家分享资源溢价收入的状态。这几年从能源开始，所有的资源价格都大幅度上涨，这种大幅度上涨的资源都变成了企业大幅度上涨的利润。因此，资源溢价收入基本上都归企业所有，以利润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利润只缴所得税，剩下的就成为企业的未分配利润。这显然是我们现在储蓄高额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我们的消费不能和国民经济一起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4]。

2.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抑制消费、提高储蓄倾向

按照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居民的消费和储蓄行为是由预期寿命内的收入或持久收入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能够确保和促进居民实现一生均衡消费和合理储蓄的制度安排，对稳定社会居民收入和支出预期，合理调节消费—储蓄行为具有重要作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会消除某些私人储蓄的必要性^[5]，政府征收社会保险税并支付社会保险金，从而部分取代了个人为退休进行储蓄的需求。对农民的农作物进行保险，对工人的失业进行保险，对贫困者和年老者的医疗保健服务等，都减弱了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社会保障制度对于消费—储蓄决策的影响机制在于:由于各种保险机构是依据“大数定律”原则来运作的，作为社会性的预防性储蓄需求显然低于分散的预防性储蓄需求，因而将会降低全社会的储蓄率。

就我国的情况看，就业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改变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国家“统包”就业和社会保障的“铁饭碗”体制，在就业方面实行建立劳动力市场、企业和劳动者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市场化就业体制;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领域实行了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共同负担的新体制。在新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制下，劳动者就业的不稳定性大幅度增加，同时原来由国家全额承担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转而要由劳动者部分负担，这些必然会对社会居民的消费—储蓄决策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社会居民为避免就业不稳定而带来的收入不稳定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往往会自觉地调整个人消费和储蓄比例，提高储蓄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要部分由社会居民自行缴费负担，这样，社会居民的储蓄率也会因国家采取强制缴费、强制储蓄的方式而被动性的提高。此外，由于我国实行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体系，占全国人口60%以上的9亿多农民未能纳入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之内，甚至目前流入城市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的1亿多“农民工”的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均需要农民个人自行解决，这迫使广大农民不得不经常压缩即期消费而扩大储蓄力度，这也是造成目前我国农村居民尽管收入水平不高但储蓄率较高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后启动而又远未建设完成的社会保障新制度，强化了社会居民的储蓄倾向和储蓄行为，从而推动了全社会储蓄率的提高。

3.金融、资本市场不完善，抑制消费率的提升

理论与实践证明，金融市场越开放和发达，个人和家庭对预防性储蓄需要就越减少，国内总储蓄会越少。其逻辑在于:

(1)金融市场越开放，个人和家庭对预防性储蓄需求就越少，国内总储蓄会越少。发达的金融市场使民间储蓄方式发生变化——由主要以现金和银行储蓄转变为主要以投资股市、房地产等增值保值的方式储蓄，个人融资更为便利。此时，国家储蓄只是对资本市场融资的补充，而不是像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是对资本市场的替代。

(2)股票市场变化通过多种不同渠道影响消费。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上，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引发的消费支出扩张效应客观存在。随着中国股市的不断发展，财富效应也开始逐渐体现出来。但是，这种影响还具有不确定性，原因在于，股票市场发展的深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股市投资者结构及收益分配结构不合理，股市持续变动趋势不稳定。

(3)金融系统的设置对财富效应力度的大小有重大影响。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国家股票资产的财富效应强于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国家。不但是因为这些国家中家庭持有的股票资产的份额(相对GDP)要大，而且也因为消费者可以利用拥有更多金融产品和制度更完善的市场来实现其财富。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会随着金融系统的逐步深化而逐渐上升。

(4)消费信贷的增长与消费增长有很密切的关系，债务方面的提高与未来消费开支方面的提高是相联系的。当家庭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增加时，他们会在当前多借款，期望未来收入增多可以偿还这些借款。因此，如果这些家庭没有受到信用额度的限制，他们会花费更多的支出，这远远超过其同期收入，他们会更多地进行借贷，这种现象被称为“消费潮”。

我国的资本市场目前仍以银行的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还很不发达，尤其是债券市场还相当有限且很不完善;我国的股票市场也还存在过度投机性，加强股市监管，消除股市噪声，减少机构投资者操纵股票价格等不法行为，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等方面，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的消费信贷还处于起步阶段，消费信贷的发展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我国消费总额中，消费信用所占比重不足1%，而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通常都高于20%。很明显，我国金融、资本市场发育不足，对我国消费—储蓄决策及其结果存在很大影响。

4.收入分配向政府、企业倾斜，抑制消费率、刺激储蓄率

储蓄可以看作是储蓄倾向与可支配收入的乘积，因此储蓄的变动会受到储蓄倾向和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我们将可支配收入、储蓄倾向、国民总储蓄分别按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进行划分，来考察各部门储蓄变动对总储蓄增加的影响。表1-1、表1-2、表1-3分别给出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可支配收入的部门分布、部门储蓄倾向及总储蓄部门结构的变化。结果显示，居民部门占有的可支配收入份额均值，在两个时期间从67.9%下降到62.4%，下降了5.5个百分点;居民部门的储蓄倾向均值从30.5%下降到28.6%，下降了1.9个百分点。可支配收入份额与储蓄倾向的双双下降，导致居民部门在国内总储蓄中的份额下降，从51.3%下降到42.5%，下降了8.8个百分点。

表1-1　可支配收入的部门结构的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7)，据资金流量表计算整理。

表1-2　政府、企业、居民部门的储蓄倾向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同表1-1。

表1-3　储蓄部门结构的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同表1-1。

政府部门占有的可支配收入份额均值，在两个时期从18.2%上升到21.0%，上升了2.8个百分点;政府部门的储蓄倾向均值从31.4%提高到35.9%，上升了4.5个百分点。可支配收入份额与储蓄倾向的双双提高，导致政府部门在国内总储蓄中的份额上升，从14.2%到提高18.1%，提高了3.9个百分点。

企业部门占有的可支配收入份额均值，在两个时期从13.9%提高到16.7%，上升了2.8个百分点。企业部门的职能决定了其储蓄倾向均值未发生变化。可支配收入份额提高和储蓄倾向保持不变，使得企业部门在国内总储蓄中的相对份额提高了5.0个百分点。

这一结构变化表明:我国总储蓄率在两个时期间均值上升的主要推动力来自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而不是居民部门。从分解因素看，导致我国总储蓄率上升第一位的原因是企业可支配收入上升较快，第二位的原因是政府储蓄倾向提高。

此外，在大多数国家，国有企业利润都要转移至政府，政府运用这部分资金以提供消费物品，诸如健康保障和教育以及向家庭部门的转移支付(世界银行报告)。但是在我国，国有企业向政府转移红利的工作刚刚开始试点，长期以来，政府都没有从国有企业取得红利收入，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对家庭部门的转移支付、在医疗卫生和教育上的公共支出规模。

表1-4　20世纪80年代OECD主要国家总储蓄单位:%

注:*数据为2001年以来的平均数。另外，中国私人储蓄中包含了国有企业储蓄，从而实际上夸大了私人储蓄、低估了公共部门储蓄。

资料来源: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加拿大数据来自OECD《国民核算年鉴》。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府储蓄份额是相当高的(见表1-4)，美国和加拿大的政府储蓄率为负，日、德、英等国政府储蓄率为正，但在总储蓄中的贡献份额也都有限。中国2001～2004年政府储蓄率为35.9%，远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因此，我国政府储蓄率较高是导致总储蓄率较高的重要原因。这种中外差异，一方面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公共基础设施方面还需要政府动用公共资源进行投资建设，一定程度的政府储蓄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与我国政府职能转变远未到位，公共财政制度还远未建立起来有关。近十多年来，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不足，使教育、医疗负担大量转嫁到了居民部门。

可见，收入分配向企业部门、政府部门的倾斜，以及政府职能转变不足，也推动了国民储蓄决策偏离合意均衡水平。

5.资产制度安排，抑制消费率、激励投资

根据莫迪利亚尼的消费理论，决定消费的:一是收入流量;二是财富存量(总资产)。在其消费函数中，给定资产价值，并假定收入的变动反映收入的持久性变动(现在的收入水平将可以用来代表未来收入)，收入流量变动的边际消费倾向将接近1;给定收入水平，假定财富存量价值的变动被看作是暂时性的，总资产价值变动边际消费将接近于利率^[6]。我们注意到，我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相比，构成消费者家庭收入来源结构最大的区别在于:我国居民部门的收入中，资产收入比例非常小;而在政府部门的实际收入中，资产收入比例非常大。在其他大多数国家，土地——这项最大的资产——基本上属于民间部门。而在我国，城市土地为国家所有，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由于通常土地资产价值的增长快于GDP的增长^[7]，这种资产制度安排同时决定了土地报酬(收入流量)持续扩大着政府部门的收入份额，激励政府部门加大投资，同时持续减少民间部门的收入份额。此外，由于政府收入的储蓄与投资边际倾向远高于居民，财产收入过分向政府倾斜的结果，必然要提高国民储蓄水平。

事实上，只有当土地资产权相对集中在消费者手中时，土地资产价值增长才会使消费的“财富效应”发生，例如美国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基本上完全被用于消费，储蓄主要依靠资产性收入及资产增值来实现。而当土地财产权集中在政府手中时，土地资产价值的增长难以带来大规模消费的增长，只会带来政府投资的增长。

6.持续较长时期的“低汇率安排”，扩大净出口，抑制消费率

在宏观经济恒等式中，经常项目毫无疑义表现为储蓄和投资的余额。但只有在汇率水平反映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处于或接近均衡水平时，才真正表现为一个“被动存在的差额”或“平衡项”。在一个把汇率当作经济调节工具，服务于扩大出口、增加就业的经济体中，CA不仅不是由储蓄投资缺口决定的被动变量，反而是一个抑制消费、鼓励储蓄、导致内外失衡的积极变量。

当汇率被人为地控制在低于均衡水平以下的时候，从理论上讲，将会产生以下三个后果:

第一，持续维持低汇率，导致出口盈余(CA)上升，从而将会压缩总的内部吸收(A=C+ I)，也就是压缩内需。

第二，持续维持低汇率，对内部吸收的两个组成部分——消费(C)与投资(I)——的压缩并不是均等的，主要压缩了消费。

第三，持续维持低汇率，将持续刺激贸易品部门的投资增长，妨碍结构调整。

三个后果中，第一个后果是直观的，GDP= C+ I+ CA= A+ CA，净出口的增加，势必压缩内部吸收(A)。第三个后果是第二个后果的自然结果。因此，第二个后果是关键环节且相对费解一些，让我们来证明。

(1)非贸易品和可贸易品。非贸易品包括国内交通、能源等基础产业，大量国内生产、生活服务业以及其他受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影响显著的产品，不言而喻，非贸易品供给几乎完全由国内生产者供给，完全由国内消费者消费。因此，其价格(P_n)由国内市场力量决定。

可贸易品包括国内的可出口品和可进口品，相对于非贸易品，其价格更多地受整个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在开放条件下，可贸易品的国内价格等于国际市场价格乘以名义汇率(P_t=)，因此也直接受到名义汇率变动的影响。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P_n)，近似于实际汇率(R= eP^*/P)。

(2)低汇率对消费品市场的影响。国内的消费市场包括非贸易品和可贸易品两个部分，在名义汇率(e)被人为压低时，非贸易消费品价格保持不变，而可贸易消费品价格变得昂贵，从而整个国内消费品市场价格水平必定高于汇率处于均衡状态时的价格水平。可贸易消费品价格昂贵会刺激可贸易消费品的供给，而抑制可贸易消费品的需求。因此，国内消费者会消费更少的可贸易品，他们的福利受到损害，整个经济的消费规模也因此注定小于汇率处于均衡水平时的消费规模。

(3)低汇率对投资品市场的影响。类似地，国内的投资品市场也包括非贸易品和可贸易品两个部分，在汇率(e)被人为压低的情况下，非贸易投资品价格保持不变，而可贸易投资品的价格被抬高，从而整个国内投资品市场价格水平也必定会高于汇率处于均衡状态时的价格水平。但与此同时，由于压低汇率使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增强，从而刺激可贸易品生产部门投资需求上升。

(4)低汇率压缩了国内的消费率，提高了储蓄率。也就是说，持续的低估汇率政策，带给国内消费品市场和投资品市场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对消费品市场的影响是单向的需求抑制，而带给投资品市场的影响则是相互(至少是部分)抵消的双向影响——需求抑制与需求刺激。综合起来看，低估汇率政策的后果是:在压缩内部吸收(A)的同时，主要压缩了消费(C);而消费份额的下降，意味着储蓄(S= I+CA)份额的上升。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人为的低汇率安排，是一个提高储蓄率、压低消费率的重要变量。

人们关于储蓄与消费的决策，实际上是在“当期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进行的跨时抉择。而经常账户盈余的实质，就是在出口“当前的消费”，盈余的扩大就是储蓄倾向的提高。因此，维持低汇率，追求出口盈余的政策，就是抑制消费、鼓励储蓄的政策。也就是说，持续把出口顺差当作“三驾马车”之一的政策，恰恰与我们多年来试图扩大内需、降低储蓄的努力方向背道而驰。

当然，影响我国消费与投资的因素还很多，如人口红利、经济周期等，有些因素是客观实在的，在战略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我们只能把握并遵循其发展规律，这也是战略实施的边界约束条件;有些因素是处于转轨阶段的各种政策、规章制度。客观地说其本身是变化的，需要不断完善，不过受战略实施周期长短的影响，那些在战略周期内难以改变的政策则成为战略实施的边界条件，反之则可能确定为战略目标，具体政策是否可变，需通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来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