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新的心理支点

3-1.寻找新的心理支点

1992年，在“南巡讲话”的一系列谈话中，邓小平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²⁷⁾这些谈话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1989年以来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一系列争论，从而将长期以来围绕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的争议搁置。从这个谈话中，我们可以认为“不争论”其实是有倾向性的，主要是针对一些拿着马列主义的大帽子到处扣的“左”的倾向，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虽然我们依然能够听到种种的不同的声音，比如“姓公”还“姓私”，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化，政治革命和思想观点的变化已经不再是改革的核心问题。大量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的热情的感召之下，纷纷下海，成为现在中国民营经济提升自身素质的重要因素。

以我自己的观察为例，毫无疑问，90年代初最出色的学生不会选择留校当老师或者去科研单位成为研究人员，而是会选择广州、深圳等地或者金融商业机构就业。同时许多在学校的老师也人心思动，很多人采取停薪留职等办法去创办公司，更多的老师则会选择兼职，因此知识分子群体不仅减退了80年代的激情，同时也减退了对于知识群体本身的认同感。当然也就疏远了对于政治的热情。

就留在知识群体的人而言，经历了复杂的社会变革之后，以观念产生和社会良知代言人自居的人文知识分子和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了。同时由于政府有意吸收以科技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学者进入领导机构，这样导致了科技知识分子以加盟官僚阶层的方式确立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之间的关联性。“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的专业技术人群显现出从传统知识分子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性的转变，即从以传统的人文知识分子为主导构成转变为以现代的专业技能性知识分子为主导构成。这种转变十分有利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保持较优势的地位，并与掌握着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国家和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业主阶层保持良好的关系。”⁽²⁸⁾这段描述有很多问题，比如，使用了十分模糊的“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概念，与之对应的则是“人文知识分子”和“专业技能性知识分子”。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爱“多管闲事”的人文知识分子失去了话语霸权和在社会中的强势地位，而日趋边缘化，他们在整个社会的共同体中处于弱势地位。

这首先是中国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所造成的后果，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产物。如果我们从整体上来看90年代之后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话，80年代的一部分具有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或者去了国外，或者转了行，留下来的一部分则逐渐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而进入专业知识分子行列，从而构成了90年代知识分子的主体结构。许纪霖称这个过程为“知识体制的专业化”⁽²⁹⁾过程。参照波斯纳的分析，90年代的日趋专业的知识分子与80年代以公共问题为关注重点的知识分子相比，其转化本身就制约了他们对于公共问题发表看法的能力。首先专业化的写作方式，使知识产品和大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同时也削弱了受过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听取专家意见的能力。而专业化在扩展知识的深度的同时，也导致了思想的狭隘。⁽³⁰⁾

第三个原因就是后现代思潮传入中国，虽然在中国这个前现代的国家谈论“后现代”有一些时空错位，但是这种前现代和后现代恰好在中国的90年代实现了“重逢”，西方的强势经济和强权文化对于后发的中国而言是一种希望打破的“秩序”，因此多元化和本土主义作为一种保守的立场实现了合流，而后现代对于启蒙话语的“宏大叙事”的解构，刚好符合90年代知识分子对于80年代的理想主义的解构，这样知识分子更愿意变成“专家”而不是无所不能的“导师”。

作为这个过程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对此许纪霖的描述是正确到位的。“最早发生在知识界的，是看学术史和学术规范的讨论。1991年1月，北京的一批知识分子发起了名为‘学术史研究’的学术座谈会，座谈纪要后来发表在当年创刊的民间刊物《学人》杂志上。这场讨论的背景在于，大家都在苦苦思考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一部分知识分子通过反思80年代公共文化生活，提出了返回学术界、重建学术规范的主张。《学人》杂志的主编之一陈平原当时有一段很有代表性的意见，他认为：80年代的公共知识界虽然是一个‘充满激情和想象的年代’，但其问题在于学风‘浮躁’与‘空疏’，‘介绍多而研究少，构想大而实绩小’。在他看来，‘90年代或许更需要自我约束的学术规范，借助于一系列没有多少诗意的程序化操作，努力将前此产生的思想火花转化为学术成果。这种日益专业化的趋势，对许多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单凭常识和灵感提问题的学者，将会是个严峻的考验。从《学人》开始，随后由大陆知识分子编辑、香港出版的民间刊物《中国书评》杂志呼应，在知识界内部出现了一场学术规范的讨论。这场讨论所涉及的背景和讨论的领域非常广泛，但从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这一角度而言，显然与80年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处不再是庙堂或广场，而是有自己的岗位，即自己的专业领域。这就是陈思和所说的‘岗位意识’。

不过，对于这批曾经在80年代公共文化中很活跃的知识分子来说，专业岗位之于他们，更重要的是寄托了某种无可替代的人生价值和专业旨趣。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充满着一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天职感（calling），或者用中国的话说叫做使命感，充满了忧患意识，忧国忧民，随时准备听从神圣使命的召唤，为启蒙民众、拯救民族而献身。但到90年代，这样的天职感被韦伯所说的另外一种志业感（vocation）所替代。从天职感到志业感，是从神魅的时代到解魅的时代在知识分子心灵中引起的巨大变化。知识分子要想重新获得生命的意义，不再有统一的标准，只能在各自所从事的专业之中，寻找专业所提供的独特价值。这些价值彼此之间不可通约，但对于每一个专业人员而言，都具有某种‘非此不可’的志业感。80年代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在重新反思知识分子的使命之后，正是怀着这样的志业感，退回学院，埋头专业。这样的战略退却发生在90年代前期，其间他们忍受了商业大潮对学院冲击所产生的寂寞感和失落，靠着单纯的志业精神撑过9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边缘化、贫困化的艰难岁月。他们与90年代后期所出现的那批在教育体制里面进行知识寻租、追逐文化利润的俗儒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³¹⁾

在这个时期，知识界开始出现的新的偶像，主要是钱锺书和陈寅恪。钱锺书之所以成为一个大众的偶像可能是因为他的小说《围城》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而大众媒体所流传的关于钱锺书的种种“幽默”的笑话成为饭桌上的谈资。但是钱锺书之呕心沥血之作《管锥编》、《谈艺录》等虽也占据了许多附庸风雅者书架中的显著位置，但其艰深的内容恐怕不是一般人所吃得消的。

另一个文化偶像陈寅恪的出现则是因为另外一本著作，即由广东一个青年学者所撰写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书中所集中体现的陈之对于体制化学术的异议和对于自由精神的坚持。书中披露的1953年12月1日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尤集中阐述了寅恪先生的这一学术精神。《答复》中写道：“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³²⁾

钱和陈之作为新的文化偶像和李泽厚等作为80年代的文化偶像之间的一个巨大差别在于李泽厚等人是以自己的思想来鼓动、凝聚知识界对于社会事务的关注，并努力实践之。而钱锺书和陈寅恪由于其学问之专门和深入，几为人所陌生，他们完全是因为他们的人格力量成为人们所景仰的对象。这与学术规范的讨论或许有点吊诡，因为当知识界由口号式的启蒙转向为以比拼基本功为基础的“学术规范”之后，学术本身的小众性就显现出来，能成为大众精神指向的就只有人格而非学术，这也就是说大众或许读过李泽厚的所有著作，对钱锺书和陈寅恪就只能是听说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