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组成立动植物研究所

一、改组经过

图16 丁文江

1933年6月18日，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遭暗杀身亡，总干事一职先由丁燮林代理，至1934年5月才由丁文江正式继任。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1902年赴日本留学，两年后转赴英国，攻读动物学及地质学。1911年回国，1913年担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创设地质调查所。地质调查所为中国近代第一个自然科学研究所，丁文江在担任所长期间，重视野外地质调查，提倡出版物的系列化，积极与矿冶界协作和配合，并热心地质陈列馆及图书馆的建设。其担任《中国古生物志》主编长达15年，在地学界极有影响，并具国际声望。此受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出任中研院总干事。其到职之后，对中研院及各研究所实行改革，面貌为之一新。朱家骅在丁文江去世多年之后，写文记述其对中研院之贡献云：

因为他富有行政才干，接事后就把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加以整顿，缩小员额到十八人，减少行政经费以增加事业费，并且把各研究所的经费，都根据工作成绩作合理的调整，以提高行政效率。他自己更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夙夜匪懈，案无留牍，使全院同人为之振奋。他对人事的选择，十分谨慎，对预算的编制也非常仔细，人事定了，预算编好了，就一任主管的人放手去做。如何遇到困难，他总是尽力帮助协求解决，使大家都能安心工作。总之，自从他到了中央研究院之后，全院工作精神，显得更有生气。[1]

对于中研院各研究所而言，丁文江作出两项重要重组：一是社会研究所，一是自然历史博物馆。在丁文江到任之前，社会所人才缺乏。而在北平有陶孟和主持之社会调查所，在中基会支持下，发展很是兴盛。该所所址位于文津街3号，与静生所同用一幢楼房。丁文江遂主张南北两社会所合并，将所址设于南京，仍由陶孟和任所长。此为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所赞同，却为陶孟和所反对。但在丁文江坚持下，最终还是实现了合并，改名为社会科学研究所。所内分法制、经济与社会三组，将原有之民族组划归史语所，并请中基会继续补助经费，延揽人才，提高水准。原文津街3号，则全归静生所使用。其时之自然历史博物馆也如同社会研究所一般，经费拮据，人才缺乏，即其主任徐韦曼也属兼任，且非专业出身，此在上一章多有记载。丁文江为重振自然历史博物馆，主张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与自然历史博物馆合并，拟成立中央研究院生物研究所，聘秉志为所长。此项主张也得任鸿隽同意，但不为秉志及生物所同仁之赞同，最终未能说服秉志。生物所为民办机构，其事业正处兴盛时期，秉志不愿为国立机构所吞并。但秉志同意派其门生，原生动物学家王家楫出任中研院新所所长，还愿调派多人到馆供职或兼职。关于此事过程，未见有文字记载，即不知变化经过，也不知方案几何，笔者编纂《秉农山先生年谱长编》，获得一些零星材料，稍可补此中阙如，故先公布于此。

其一，在丁文江尚未就职之前，生物所植物部主任钱崇澍自南京致函时在上海之秉志，告知静生所所长胡先骕将南下，商讨已为任鸿隽同意之合并之事，钱崇澍提出其不赞成合并之观点。函云：

农山兄鉴：

行后想当日安全抵申。顷接步曾来电，谓有要事将于明日动身南下会商。弟思此事乃或即系与中央研究院合并之事。若果为此事，可见叔永意若坚决，有非办到不可之态度，如何对付，甚为难。与步曾固可无话不谈，若至必要时，弟或与步曾同至上海，与兄面商。如非合并不可，弟意研究所行政政策、经费必须分开，博物馆实仍用于博物馆，此为合并之必要条件。尊意如何，乞示之为盼。步曾来后，当再函告一切。并颂

日祉

弟 澍 拜 五月二日[2]

其二，胡先骕来南京，并赴上海，与钱崇澍、秉志几番商量合并之事，达成不赞成一致意见。返回北平之后，因丁文江对合并意见坚决，胡先骕来函相告。生物所钱崇澍等十二人联名致函中国科学社干事长杨孝述，对丁文江贬低秉志之能力，表示愤怒，希望科学社不要赞同丁文江意见。

允中先生大鉴：

敬启者：步曾先生北去后，以为研究所合并之事，大抵可以无事矣。今日得其快函，所称述者，大可诧异。谓丁在君先生以为农山先生不易于行政，而赞成仲济继之，同时仲济兼任博物馆馆长之职。不解此间行政事宜，在君先生以何资格可以作此提议，渠欲仲济任馆长，尽可商量，何以必须涉及本所之事。

此间事业可谓是农山先生一人手创，十年以来，几经困苦，略有成就，吾侪断不可见利忘义，谢创业者而他求。且一所卅余人，合心一德，坚奋向学，试问国内更有其他机关如此间之谐和无间者乎，则如何谓农山先生不易于行政耶？ 藉曰不易行政，亦无与丁文江之事。在君先生今日欲吞并此间，视科学社若无人，遂敢倡两处一长之说，以合作之名，图吞并之实，此间同人既已洞烛其谋，又爱护本社之惟一研究机关有玉碎之虞，决心无瓦全之委随，敬奉快函，藉布寸臆。若以此转告在沪诸理事，即在君先生有所动议，千万勿为所惑。是所至盼。步曾先生来函并为呈览，登阅即祈付还为荷。

此请

大安

钱崇澍、王家楫、裴鉴、王以康、张孟闻、郑万钧、周蔚成、方文培、孙雄才、苗雨棚、何锡瑞、倪达书[3]

其三，由于秉志、钱崇澍、胡先骕等人之反对，丁文江不得不放弃合并之议，乃将自然历史博物馆改组成立动植物研究所，在生物所中挑选王家楫为所长。1958年，王家楫在写给党组织之《自传》，对合并之事回忆如下：

1934年7月以前，中央研究院在生物学方面，只有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只搞分类的工作，设备也很简单，不能和中国科学社的生物研究所比较。1933年该院的总干事杨杏佛先生被蒋介石暗杀后，丁文江于1934年到中研院来继任总干事。丁文江的第一个策略，就想把科学社的生物研究所和中研院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合并在一起，形成一个中研院比较大的单位。丁当然知道秉先生和当时中研院幕后操实权的历史所所长傅斯年是冤家，预料秉先生不肯与“傅斯年等同流合污”。于是丁亲自向秉先生提出，合并后的新单位由我来任所长，而秉先生为“太上皇”。无疑地丁还允许秉先生如果答应合并，秉先生可在中研院享有特殊的权利。结果秉先生坚决反对，并说“中央研究院如果要王某二人去，那是我可以放手的”。秉先生之所以不肯，不愿和“傅斯年等同流合污”虽然也是一个原因，但并非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在秉先生看来，“他所自力更生所创立起来的基业，不愿意让公家或旁人并吞。”直到解放以后，他还想科学社永久存在下去，还想他所创办的生物研究所单独继续生存下去。[4]

由上述三则史料，可见问题之复杂，王家楫作为当事者，也未完整写出。最终合并不成，最有意见者为陶孟和，其理由是同在南京之两个生物学研究机构尚且不能合并，而将南北两个社会学研究所合并在一起，此说不无道理，然已无从改变。

二、所长王家楫及研究所研究范围之调正

丁文江欲将自然历史博物馆与科学社生物所合并之愿望未能如愿，只得将博物馆改组为动植物研究所；但对改组后之研究所研究旨趣却要有所更改，他认为博物馆过去无论是动物学，还是植物学，均过于重视分类学研究，今后应注重育种研究与病虫害及其他与农业生产有关之应用研究。他说：“中央研究院最重要、最有实用的任务，是利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我国的原料和生产。在我们工业落后的国家，要自己有新异的发明，是很不容易的。然而我们有我们特殊的天产，传统的技艺。假如我们能了解我们原料的质量，生产的原理，很容易利用新方法来改良旧的工业，或是开发新的富源。”[5]动植物资源适用于农业最为直接，故丁文江要求动植物研究所应解决实际问题。

将科学应用于国计民生之生产之中，本是秉志、胡先骕、钱崇澍等中国生物学家在中国推行生物学研究之同时，即已关注之问题，此时丁文江特别强调，实另有原因。秉志领导中国生物学研究已十余年，此时南北几个生物学机构和多所大学之生物系皆受其影响，开展动植物资源调查与分类学研究，实因中国幅员广袤，动植物种类极为丰富，非短时间内可以探明清晰。博物馆之创建与发展，亦深受秉志之影响。此后动植物研究所之发展，为减少秉志影响力，丁文江将学科范围扩大或转变自是方法之一。在动植物所所长人选上，不知丁文江为何选择了王家楫？ 此留待下文分析。但新任所长王家楫自然执行丁文江将研究所学科方向有所调整之意见。多年之后，1958年社会语境已有颠覆性改变之后，王家楫说：“最初丁文江对新的动植物研究所工作方向的指示，倒是叫我们必须做些切于应用的实际问题的。但他的所谓实际问题，只是名义上的实际，实质上当然还是远远地脱离实际的。而且所以叫我们这样做，目的在于骗取反动政府搜刮勒索来的钱。丁明明同我讲，你们如不做应用问题，将来就没有办法想增加经费。当时我们听了丁文江的话，就由伍献文进行渤海湾和山东半岛的渔业调查，由邓叔群进行农作物，像小麦、棉花等的植物病害等研究工作。”[6]王家楫作此类言说之时，正是其时之政治领导者已反复强调科学为生产服务之后，且其强度远远高于昔日。为紧跟新的形势，故王家楫在言辞之间有所表现。本书在引用这些材料时，曾将此类背景作过类似分析，请读者阅读至此时，当能鉴识历史之复杂。

图17 王家楫（中科院水生所提供）

王家楫（1898—1976），江苏奉贤人。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6月入新创立之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任助理员，在秉志门下开始从事生物学研究，1923年补足东南大学本科学分，获农学学士学位。1925年1月考取江苏省公费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动物系深造， 192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即1925年1月至1928年9月相继被聘为美国韦斯特生物研究所访问学者和林穴海洋生物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28年9月，应美国耶鲁大学聘为斯特林研究员。1929年7月回国，继续在科学社生物所从事原生生物研究，为该学科在中国之开创者，为秉志之得意门生，在研究之余，协助秉志和钱崇澍处理所务，并兼任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此被丁文江聘为所长，即执行干事长之决策，又与秉志所领导生物学界保持良好之学术联系。且看其言：

这场丁文江和秉志先生两个人之间的争端，当然秉先生胜利了，自己的“根本发祥元地”既没有动摇，而我是他的得意门生，又获得了一个“大有前途”的新的据点。我自己呢？ 居然也坐收渔人之利。我加入中研院以后，就把自然历史博物馆改为动植物研究所，我在科学社的时候，惟秉先生的命是听。秉先生在用人问题上和在工作问题上，我就是觉得很不妥当，也不敢有所建议。到了中研院以后，一方面自己有了地盘，有恃无恐，对秉先生就开始减少了顾虑，他所说的话，自己觉得不对，可以不必照办奉行，另方面为了巩固自己的“地盘”，更小心翼翼，特别在任用人员方面，不敢光是在南高、东大、中大的这个小集团内兜圈子。伍献文和邓叔群二人，都比我早一个时期到自然历史博物馆。我去了以后，无疑地就抓住伍、邓二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把伍、邓二人作为自己的左右手，伍负责动物组方面的工作，邓负责植物组方面的工作。当然在二人中间，对伍更为亲信而接近。对自己的学生呢？ 曾先后选择过徐凤早、倪达书、朱树屏三人到动植物所做过工作。[7]

在王家楫此段自述中，基本可悉其何故被聘为动植物所所长。至于新聘人员，将在下节记述，此后动植物所即在丁文江所确定之方向发展。但是，丁文江并非一味强调应用工作，而抛弃纯粹研究，他说：“国家是否应该花许多钱来提出没有直接经济价值的研究。世界各国，在过去与现在都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可是事实上凡是应用科学发达的国家，没有不同时极力提倡纯粹科学的。”“中央研究院还有许多工作，一部分是没有直接经济价值的，如所谓纯粹的物理和化学。一部分是完全没有经济价值的，如历史语言人种考古。”[8]因此之故，其后动植物所并非成为一个应用型研究所，还是有不少纯粹研究的内容。关于研究所名称，在酝酿改组之初，定为“中央研究院生物研究所”，王家楫认为“为避免与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名相混及切合本院组织法，本馆可否改称动植物研究所。”[9]特致电丁文江，得丁文江同意，所名遂为确定。

动植物所囿于财力，王家楫曾错过聘请谈家桢供职机会。谈家桢日后为中国著名遗传学家，其传记作者赵功民在《谈家桢与遗传学》一书中，对传主遭受动植物所拒绝着墨甚多，转述如下。谈家桢留学美国，师从国际著名遗传学家摩尔根，1937年学成，即将回国之际致函王家楫，希望回国后在动植物所从事遗传学研究，但未获回音。谈家桢又请摩尔根助手，其指导和研究合作者司徒芬特（A.H.Sturtevant）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之Gunn，分别致函王家楫，以为推荐。王家楫复Gunn函云：“在我们研究所，确实面临着某些困难。研究所需的资金目前是很有限。我深为抱歉，从财政上来说，研究所在1938年夏季以后，不能录用谈博士为我们的正式成员，尽管在这一年中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您已非常友好地为我们提供了2000美元的资助。如您所说，所里的研究课题主要限定于鱼类学、海洋生物学和植物病理学等方面，以集中我们的设备和工作精力。我们在遗传学研究方面既无文献，也无仪器。我们研究课题也涉及昆虫学、寄生虫学、原生生物学、藻类学等中的不同问题。在研究院和本所之间，也有一个协议，至少在未来三四年内，所里将不增加研究人员的数量和以前未有实验室进行的研究分支。简言之，我请求您原谅，基于上述困难，我不能接受你关于谈博士前来工作的很好的提议。”王家楫所言均为事实，但谈家桢传记作者则认为，这是秉志所领导经典分类学对中国生物学的把持，而对实验生物学的排斥。其云：“谈家桢之所以受到如此冷淡及不被中央研究院动植物所所接受，这并不是个人恩怨、好恶之关系，其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认定，在30年代中国生物学界的分类学派和实验学派之争的大环境中，可以看到，实验生物学研究引入中国是困难重重的。除了用于实验的经费短缺外，更主要的是观念上的变更。谈家桢从事的实验遗传学想进入以形态、分类为主题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自然是一件不那么简单的事情。”[10]其时，中国实验生物学之代表人物中研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汪敬熙，在此前之1934年，曾向秉志、胡先骕所领导的经典分类学问难，已引发了一场较大规模之争论。汪敬熙将实验生物学未能如经典分类学一样发达，归咎于秉志等人之压制和学术视野狭隘。谈家桢传记作者延续此种论断，将谈家桢遭到王家楫拒绝归咎为经典生物学者观念之落后。其实，一门学科之发展，自有其过程，尤其在创始时期，艰困自然难以避免。若将自己困难归为其他学科之排挤，未免失之偏颇。即便如此，在经典分类学中也并非是秉志所能统治，前已述王家楫任动植物所长后，已自有主张；动植物所也如王家楫回Gunn函所言，主要是应用方面研究，而不是原先之经典分类学。或者，传记作者有所不察，笔者走笔至此，不揣简陋，顺为补充。

王家楫入主动植物所后，其本人继续从事原生动物研究，并与中国科学社技师倪达书和动植物研究所助理员朱树屏合作进行，此录1935年《动植物研究所报告》之记载如下：

本年度已经结束之工作，有专任研究员兼所长王家楫与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倪达书之《新种稀种绒毛虫之报告二》，与助理员朱树屏之《拟眼虫之新稀种》。前者报告南京淡水绒毛虫五十一种及三族，中有六种为新种。一族为新族。对于各种族形态上之特点、环境状况、生活习惯，亦加以讨论。后者记载南京拟眼虫十七种九族，其中五种八族为前人所未发现者。各种族形态上之特点、环境，亦研究及之。淡水原生动物之研究工作，尚在进行中者，有朱树屏之南京管穀鞭毛虫之继续调查，现在已得二十四种，中有七种为新种。朱君又从事扁眼虫状态之研究，对于此虫之体纹、银线系统，动线系统、叶绿体、核样体等皆有详尽之观察。[11]

改为动植物研究所后，原先博物馆之展览功能遂为取消。1934年8月，国民政府划拨南京中山东路以北，东近城墙，面积百余亩土地，由中央研究院与教育部共同筹设中央博物院，分人文、自然、工艺三馆，分别由李济、翁文灏、周仁担任主任。其中之自然馆即有取代自然历史博物馆之展览功能。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所出《外部周刊》刊有一则“自然历史博物馆改为动植物研究所”消息，有云：“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原除陈列各种动植物标本，供人参观，嗣因中央决定拨款三百万，另建中央博物馆。故该馆之博物馆无设立必要，因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参观部分，业已停止开放，所有历史博物，除有关研究之动植物标本外，余均分类保存，俾移送中央博物馆陈列；所养之动物，如豹熊獐鹿猴等，多已死亡或被解剖。惟余少数大动物仍在饲养，再该所植物研究所需栽植之标本，现正建筑暖房两大间，最近可落成云。”[12]可见自然历史博物馆在改组之时，确实在衰败，大有变革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