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林业思想是梁希最为重要的思想，在介绍梁希的大林业思想之前，有必要结合国际国内的林业实情，全面认识林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全面认识林业在生态环境中的地位，理清林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关系。经此铺垫之后，再正式介绍大林业思想，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梁希的大林业思想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令人高兴的是：梁希的大林业思想在20世纪末期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高度肯定。中国社会进入21世纪后，大林业思想又得到了全新阐释，根据新的阐释，中国的林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再一次得到全面提升，甚至提升到了战略高度；随之而来的是，国家的林业政策在发生着根本性变化，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对林业的青睐程度和财政投入程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林业部门由多年来的单向被索取转而成为多部门的超大规模的人员与超大规模的资金投放的领域，在此基础上，21世纪的中国，林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关于林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梁希曾经一再强调：“衣食住行都是靠着林业，国无森林，民不聊生。”“人类从生到死，从上古到近代，从陆地到海洋，随时随地离不开木材。”梁希的观点表明，林业在国民经济中事关民生，理应处于主导地位，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
放眼世界，部分西方国家视“森林为国民经济命脉”。一心一意做大做强林业，将林业置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典型的如“北欧三国”芬兰、瑞典、挪威，“三国的农田很少，芬兰只占国土的9%，瑞典占11.5%，挪威占3%”，农村人口的主要生活来源之一是森林。由于北欧三国高度重视林业，视重兵投放林业为重要的也是重大的治国方略。其结果是，林业既富了国，又富了民，还带动了文明的发展。作者丁方告知：“林业和森林工业是三国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它们是世界传统的木材产品出口国家，三国木材产品出口量几乎占世界木材产品总进口量的三分之一。木材产品出口，长期以来，在国家的出口总值中占很大的比重，芬兰为80%，瑞典为40%-50%，挪威为25%。这些国家的大部分农业人口兼营林业。”瑞典领导人引以为豪地说：“有没有森林，是瑞典能不能作为一个文明独立国家而存在的决定性条件。”
如何让森林真正具有永续利用的价值，北欧三国给全世界作出了榜样，他们的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年砍伐量不得超出年生长量。“自1913年以来，砍伐量始终在生长量之下，因而生长量年年有点结余。”结果是：三四十年之后，森林的总蓄积量增加了20%以上，从31亿——32亿立方米增加到40亿立方米。以下是北欧三国自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森林蓄积量、生长量与采伐量的对比简表：
表6-1 北欧三国森林蓄积量、生长量与采伐量对比表
美国是又一种类型，它的经济总量一度为全世界的23.6%（2000年数据），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一百年来，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对林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有一个认识——转变——再认识——再转变的过程。对美国的这个复杂变化过程，全世界始终在关注。
美国林业经营之过程，亦可供为作证。国人移民美洲之初，森林为生活上莫大之障碍，当初之林业政策无它，伐木焚林，以期获得供人耕作或放牧之地，庶利粮食、肉类生产。当时欧洲之营林思想已颇成熟，由欧来美之移民，对森林经营之道，自有认识，既知森林应合理经营，而未予合理经营；森林应优予保护，而未予保护，何以致之？社会未步入正轨也。
19世纪末叶，美国有识之士，有感森林之砍伐破坏，日趋严重，东部各州且届无林之程度，木叶凋零，民不足用，水土流失，灾害丛生。故而大声疾呼，保林保土，美人乃幡然醒悟，对其森林采取积极之保护措施，因而林地得以覆盖，水土长久保持，木材供应无虞，工业维持成长，美景因而长存，人人游憩有地，何以致之？有识之士故也。
到了1960年，美国的林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再一次得到提升，这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86名议员提议的《森林多功能利用及永续生产条例》，该条例从内容上强调了林业的积水功能、旅游功能、保护野生动物功能和生物多样性功能，而将木材生产降至次要地位。由于相关的政策及措施到位，仅仅30年，“据统计，美国1990年到国家公园和森林公园旅游的多达11.7亿人次，平均每人一年到森林旅游4.7次，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野外游憩消费已达3000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人将五分之一的收入都花在了野外游憩上。”由此可见，美国有识之士看重林业又从林业发展中得到了丰厚的经济回馈。美国的这一做法极有创见，对世界各国如何发展林业如何借助林业再来发展旅游事业有非常好的鉴照意义。
关于林业在生态环境中的地位，梁希一再指出：“森林与它的环境起着相互作用，所以它对于水、旱、风、沙等灾害有相当的控制能力，从而对农田水利有显著的作用。”针对中国的国情，梁希大声疾呼：“事实告诉我们，警戒我们，教我们立即同大自然斗争——造林，不然，我们会被沙和水吞没。”梁希在明确地告诉我们，林业在生态环境中的地位是唯一的，是无可替代的。
人类和自然相处的历史也证明了林业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展开一点说，在林业发达地区，生态环境自然良好；在林业破坏严重的地区，生态必趋恶化。人类大部分国家在平静中接受了这一常识，付出的代价却是沉重的。德国学者奥狄柯文曾撰文沉痛地谈到世界三大沙漠地带过去都是古代文明极盛之乡，是由于人类的活动遭致生态环境的极度破坏落到了今天的下场。他指出第一大沙漠地带就是著名的撒哈拉大沙漠，当地后来发现的千百件古物和为数不少的洞穴壁画都表明了那里原是河川纵横、湖泊甚多的繁荣地带；第二个地带包括中国的大西北，以及土耳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约旦、西奈半岛直至北非；第三个地带则有巴基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希腊、意大利、西班牙。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中对破坏森林必然招致生态环境恶化也发表过批判性文字：“当西班牙农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从木灰中取出只供一袋很难赚钱的咖啡树用的肥料时，他们何尝关心到热带的大雨后来竟会冲掉从此已毫无掩护的表层土壤，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
作为典型案例，古代巴比伦王国其文明衰退就是由破坏森林造成的，据资料记载，该国“森林苍郁，水源得以涵养，可获灌溉之区域达21000平方英里，故阡陌相连，物产丰富，当时此一区域之人口达1700万以上。而后因幼发拉底河及底格里斯河上游之丘陵地带，在其统治者之管辖疆域之外，对于水源之涵养及土地之利用未能作适当之控制与规划。森林被任意采伐，盛行放牧，因而引起下游土地冲蚀，土壤流失，河水泛滥，闾舍为墟，原属繁盛之城市、农村渐沦荒城，昔日之繁荣顿成陈迹，今之伊拉克全境，仅有人口400万，实今非昔比”。
作为典型案例，中国过往的教训总结起来也是令人痛心的。包括甘肃、陕西在内的黄河流域，古代曾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这里原是森林茂密，郁郁葱葱，气候湿润，流水清澈之地，西周时期，森林面积达56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53%。以陕西为例，陕西的西安曾是中国历史上13个王朝的建都之地；以甘肃为例，史料记载，甘肃一带，“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资治通鉴》有记载：“是时（唐玄宗时期）中国盛强，自（西安）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古代的“陇右”，大致位于陇山西部，即今天的甘肃省大部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和青海省的各一部分。从史料中获悉，古代的陇右地区人口众多，社会富庶，可是由于每个王朝都要大兴土木，每个王朝的更迭大多要历经战乱，于是滥砍滥伐、毁林毁草，造成了今天的黄土高原千沟万壑，大量的泥沙流失，造成了今天的陕西、甘肃、新疆、内蒙等西北和华北相当一部分地区沙化日渐严重，生态环境趋于恶化。
放眼全球，法国的部分地区也曾是巍巍青山而成光光秃岭的典型，因为摧残林业，国内某些省份几乎沦为不毛之沙漠，还有更多的省份已处水泽世界。例如法国的拉萨拉省（La Sologne）面积达125万英亩，17世纪以前，该省多地为天然森林，至18世纪，林政废弛，滥垦滥伐，不到百年，该省大部沦为不毛之沙漠，气候失调，禾稼不长。而法国的大部分地区也因森林滥发以致山童土崩，农田摧毁，河流堵塞达1642处，当局此时明白，再不挽救生态危机，国家将徒有虚壳，于是在1860年国家财政空空如洗的情况下，以举债的方式全力以赴建造保安林，当时举债达1500万，建造了300万英亩松林。几十年后，拉萨拉省“沙碛不毛之地成为膏腴生产之区”，各处的水灾也迅速缓解。
梁希的老友、中央大学森林系教授李寅恭也曾撰文论述法国一度出现重大生态危机，最后借助植树造林才扭转局面的往事。“法国南境多山，先是十九世纪初时，森林滥伐，结果山洪爆发，流沙遍地，为害至烈。自一八四一年工程师舒赫氏发表《根本之法在营林》计划，继以林学家孟德斯氏确说欲救水患，非理水防沙治保安林不可，政府乃草拟强制保安造林法，嗣是水灾即减轻大半。”当地农民看到森林对农业的有益作用，遂积极参与种植保安林项目，“上阿勒伯与下阿勒伯两省，受森林赐福尤多，农家不唯不反对收买民地，而且请求政府加编其田产，入保安林。”
伊拉克、中国和法国的例子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在向世人诉说，如若重视林业，即使国家出现了生态危机，通过几十年努力，也能克服生态危机，法国就是典型；如果摧残林业，那么即使原先都是大森林，也会因为大肆挥霍，造成大片国土走向沙漠化，伊拉克和中国的“三北”部分地区就是典型。
关于林业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梁希对此有过专门的论述：“林业本身一部分属农，一部分属工；林业的目的又是一部分为农服务——保护农田水利，一部分为工服务——保证供应各种工业原料及建筑用材；而林业发展的力量，又是一部分依靠农民大众——造林，一部分依靠工人阶级——发展森林工业。”梁希明确指出了林业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应是：一方面，林业服务于农业和工业，另一方面，农业和工业又有责任服务林业，帮助和发展林业。换言之，林业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是双向服务关系，而不应仅仅是林业服务于农业和工业的单向关系。
理清林业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林业的定位、林业的努力方向、林业的工作中心。
梁希留学日本，时间长达11年，从1905年至1916年。日本的林业成就斐然，当时日本国内森林覆盖率已达到62%。日本林业得到了所有部门的全力支持，“治山治水等保证国土安全的部门被列为最重点的部门”。梁希留学德国，时间长达四年，从1923年至1926年，耳闻目睹欧洲各国对林业的重视，北欧三国为保证林业健康发展，“除供应种苗外，国家还发给造林津贴，在挪威，少林地区补助一半造林费，在多林地区补助三分之一”。由于西方多数国家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中重新认识了林业的地位和作用，因而给予林业以特殊的政策，在这些国家里，林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关系就成了相互服务的关系，即各部门全力服务于林业，待林业发展壮大之后，又反过来服务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下图是林业做大做强后，林业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所能发挥的特别作用图。
如图所示，林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关系首先是相互服务的关系，是良性互动的关系，有此良性互动，林业才可以发挥其特有的带动经济进而带动整个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作用。西方多数国家的这一思想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海外学者，包括孙中山，包括梁希。孙中山当年提出“建设生态环境”，并以此为治国方略，在这一点上与北欧三国几乎相同。梁希任部长后，有过大力发展林业的设想，尤其是大力发展林业改善中国生态环境的设想。建国初期，梁希与林业部不失时机地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治山治水运动，就是试图壮大林业，以便将来有一日林业能够发挥其特有的生态作用。
图6-2 建国初期林业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所应发挥作用图
但是，由于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掌管全局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有自己的一套治国理念。根据最新的资料，在中共党内，早在1949年12月，周恩来就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治国方略，这是鉴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粮食关乎人民生活与政局安危，周恩来的主张得到了肯定。毛泽东的林业思想就更明确了，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林业只是农业的一部分，他曾有句著名的概括：“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说白了，民以食为天，农业是龙头，它统领林业、牧业、副业、渔业。所以在当时的中国，不是如何加强林业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强农业的问题，所以在梁希担任林业部长时，中国的林业不能像北欧三国那样发展成为国家的经济命脉，也不能像日本那样通过大规模治山治水，让林业成为一道严防旱灾水灾侵袭的屏障，更不能像美国那样，借助林业大发展，不仅保住了水资源，而且派生出了一个前景无限看好的森林旅游业，所以在梁希任部长时，林业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如果也用图来表示的话则反映的层级也较低。
图6-3 以农业为中心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关系图
根据图表显示，林业不仅降到了农业的附属地位，其作用仅是配合农业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而且林业与工业似乎也没有什么关联，与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离得似乎更远。至于林业巨大的生态作用，则完全没有体现。
这样的定位有国情的原因，有多方面的综合考虑，但由此产生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由于给林业的作用定位过低，发展林业就成了一句空话，林业部每年组织生产木材1000多万立方米，留下大量的伐区，靠天然更新木材要上百年的时间，林业部领导集体打报告请求批给育林费，结果被财政部拒绝，李范五的回忆录写道：“林业部每年给国家上缴五、六亿元，我们想每年提取几千万元的育林费都不给，要让林业部发展造林事业，是有困难的。”
一方面，林业发展困难，林业的自身能力，诸如保护水资源能力、保护大江大河源头的能力、保护水土的能力、保护农田的能力、保护水利设施的能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的能力在迅速萎缩；另一方面，林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应该具有的双向服务关系演化为纯粹的林业单向服务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关系。其结果是，国内森林年砍伐量逐年增加，从1949年的年砍伐量567万立方米，到1986年的年砍伐量6502万立方米，年产量超过10倍，短短的20多年，总计伐木14亿立方米。梁希生前曾经一再叹息说：“不能只砍木头，只讲利用，还必须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增加森林资源，提高覆被率。”“有些地方，只顾采伐，不顾更新，经营管理机构不健全，营林工作跟不上，使疏林地带逐年增加。我国森林资源已经不足，采伐量逐年增加，如照这样的方式采伐下去，是非常危险的。”由于林业已降格为农业的附属，所以，毁林开荒，得到鼓励，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加剧了中国的水土流失。
据资料记载，历史上长江流域森林覆盖率曾高达50%-60%，进入20世纪，长江流域尤其是源头地区森林资源遭到掠夺式开采，森林覆盖率锐减，水土流失严重，1957年，长江流域覆盖率下降到22%，水土流失面积达36.36万公顷，占流域总面积的20%，到1986年，森林覆盖率锐减到10%，原始植被丧失了85%，水土流失面积猛增到73.94万公顷，四川省森林覆盖率由20%降到8%，云南省由50%降到25%。
1981年夏，四川省发生特大水灾，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最近发生的洪灾涉及林业问题，涉及森林的过量采伐。看来宁可进口一点木材，也要少砍一点树。”邓小平的讲话体现了中央对林业政策在重新评估。也就是从1981年开始，中国执行了原木进口政策，而且进口规模迅速超过1000万立方米。到1998年，中国进口的各种林产品按原木折算，当年总量已超过5000万立方米。
1982年11月15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当时的驻华大使伍德科克，邓小平说：“我们准备植树造林，坚持它二十年、五十年。这个事情耽误了，今年才算是认真开始了。特别是我国西北地区，有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连草都不长，水土流失严重。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草后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人民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邓小平的这一讲话含义丰富，其中有两句耐人寻味，一句是“我们准备植树造林”，这里的“我们”当然是指国家层面，这说明以往的植树造林主要是民间力量，同时也印证了梁希以往的一段话符合事实：“几年以来，我们都是发动群众植树造林，这方针是正确的。但国家还必须在各省造大面积的示范林，来指导群众，同时也须总结群众经验，把它在科学上提高一步。”邓小平的另一句是“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草后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人民就会富裕起来”，这和梁希的观点完全一致，梁希多次强调：“造林十年，不愁吃穿；封山育林，富国利民。”邓小平的讲话表明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对林业的作用有了重新认识，尤其是对林业所具有的生态作用有了重新认识。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中国的林业政策和林业发展走向在邓小平时代开始出现了细微的变化。
1998年夏季，危险终于来临，三江（长江、珠江、嫩江）地区的雨水特别大，持续的时间特别长。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几百万军民日夜奋战在大堤上，江西九江决堤的场面，长江两岸多个地点因不得已爆破分流疏散人群的电视画面，一次次牵动着全国人民的神经。据当时的前方报道，湖北长沙市中心一幢十层高的楼顶几乎要和长江水面持平，“一旦决口，要抢是非常困难的”，“可能汉江平原的历史要重写，长江要改道，数百万生灵要遭涂炭”。最有说服力的数据在于：宜昌水面最大洪峰流量每秒超过6万立方米的年份至少有23年，但1998年8月8日在每秒只有5.64万立方米的情况下，长江水位却一再创出历史新高，高过往年1至2米，这个问题有力地说明了各地水土流失造成了河床在不断抬高，问题再明显不过。
1998年夏季的大水灾惊心动魄，引发了全国自上而下的大讨论。生态学家王战时年87岁，早在这场大水灾之前，王战就撰文警告，他的文章《长江确实有变成黄河的危险》在20年前就震动了高层。此次洪灾证明了他的预见，国家林业局为此特意派专人赴沈阳求教王战，听取他的意见。王战认为：从今年长江流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的特大水灾来看，主要是我们对森林的作用认识不足。大江大河的源头和沿岸毁林开荒、滥垦滥伐、森林植被被破坏是导致今年特大洪水泛滥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破坏大自然得到的必然报复，须知森林与水自古紧密联系在一起。王战感慨地说，从千山万水、青山绿水，到山穷水尽、穷山恶水，这个教训必须得到深刻反思。人类必须提高对森林的长寿性、多功能性和多效益性的认识，加强对森林综合效益评价的研究。王战的这番话反映的其实正是大林业思想。讲到森林和水自古联系在一起，从来不分离，所以治山治水也应该当作是一个整体来治理，如果分而治之，必然产生悲剧，我国水土保持学科奠基人之一的关君蔚教授对此说得就更尖锐了，他说：“林水结合，儿孙幸福万代；林水分家，后患无穷。”话中之话是，治山治水本来就应该是一个部门该干的事，现在把它分给两个部门去做，自然后患无穷。1998年8月28日国家林业局宣布：长江大河源头及上游森林植被的严重破坏是造成此次大水灾的根本原因。
1998年长江大水灾造成的经济损失究竟有多大，当时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公布，直至13年后的2011年，方由原国家林业局局长王志宝披露为2000多亿元人民币。1956年，毛泽东听林业部汇报，当听说林业部门每年产木材1000万立方米，每年给国家上缴利润5至6亿元，就高兴地说“林业真是一个大事业，每年给国家创造这么多的财富，你们可得好好办哪！”包括毛泽东在内，许多人无论如何想不到大自然在若干年后的报复会来得这么猛烈，这么加倍，以至于一次灾难就将几十年的林业贡献给抹得干干净净，甚至还不够。
因势利导，江泽民主政时期的中共中央开始了对林业政策的一系列重大调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该工程第一期建设自1998年起，至2011年结束，原计划投资968亿元，实际投资为1118.73亿元，这一工程的主要内容是：对长江上游、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天然林全面停止采伐，同时加快工程区内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种草。结果成就斐然，天然林保护一期工程累计少砍木材2.2亿立方米，森林面积净增1.5亿亩，森林蓄积量净增7.25亿立方米。一期工程结束后，天保二期工程又开始了，时间跨度为十年，从2011年至2020年，计划投资2000亿元。
让天然林休养生息这还仅仅是第一步，党中央国务院紧接着又开始了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该工程自1999年起在四川、陕西、甘肃率先试点，2000年在全国17个省区的193个县启动了退耕还林还草试点示范工程。截至2000年底，完成退耕造林面积136.3万公顷。2001年1月，该工程范围扩大到25个省区及新疆建设兵团，规划在2001年到2010年，完成退耕还林还草2.2亿亩，这是一项最得民心的工程，因为受到广大林农的拥护，成为继土地家庭承包之后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又一项重大变革。截至2013年，确权到户的林地是27.03亿亩，占集体林地的99.05%，1亿多农户拿到了确权证，5亿多农民受惠。
还有四项工程，分别是：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三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等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重点地区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然保护区，据消息披露，全国林业系统建立和管理的自然保护区达到2035个，占国土面积的12.9%。将这么大面积的林地或草地全封闭或半封闭地保护起来，这是梁希当年梦寐以求而不能的。这六项工程给国家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全国沙化面积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约3436平方公里变为目前的年缩减约1717平方公里，总体实现了从“沙逼人退”到“沙进人退”的历史性转变。当然这六项工程，国家投入的资金也是前所未有的，以下是六项工程及其投入的款项图示：
表6-2 六项工程及其投入款项
这六项工程突出了八个字：“普遍护林，重点造林。“这八个字正是建国初期林业部包括政府部长在内的27人共同拟定的林业规划，可惜当时客观条件不成熟，致使整个林业走了一条长长的弯路。
200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该决定认为：加强生态建设，维护生态安全，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主题。该决定第一次提到：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生态效益优先。该决定强调三点，（1）没有良好的生态，就没有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先进生产力。（2）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先进文化最本质的内容，森林是人类的摇篮，是人类文明的源泉，21世纪将是一个生态文明的世纪，建设秀美山川，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既是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先进文化的客观要求。（3）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发展林业正当其时，因为林业不仅对改善生态面貌，拓展人类生存空间，维护国土安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促进旅游，扩大城乡就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都有着巨大的作用。
这项决定让中国的林业在与发达国家的林业并轨的路上走得更快了，梁希的大林业思想终于在21世纪重回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了。
中国的林业经过长达十年的休养生息，各种服务功能都在增强。2009年，北京召开自1949年以来的首次中央林业工作会议，温家宝代表党和政府在发言中对林业的作用重新作了定位，他说：“林业在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在生态建设中具有首要地位，在西部大开发中具有基础地位，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特殊地位。”
温家宝的发言是意味深长的，我们先来说第一句：“林业在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政府之所以将林业提升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是事出有因的。早在1999年，美国能源部组织法国、荷兰、德国、奥地利和马来西亚等多国科学家合作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到2050年，化石能源接近枯竭，全球液体燃料的80%以上将来自木本植物，尤其是木本植物中的油料植物，以及草本植物。该研究一经发表，立刻产生巨大的冲击波，须知人类世界一年消耗的化石能源该是怎样的天文数字，未来要由木本植物中的油料品来接替化石能源的重任，该是怎样的不可思议，严峻的问题考验着人类的智慧。很快，越来越多的国家政要开始了新的布局，于是跨越式发展林业、主动性超前并超大规模开发生物质能源，让林业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尽早占居重要地位，就摆上了议事日程，而中国在这方面，不仅有了长远的规划，而且已经取得了多方面的可喜成果。
我们再来说第二句：“林业在生态建设中具有首要地位”。梁希早就说过：“有森林才有水利，有水利才有农田。”在林业、水利、农业这一生态系统中，林业是龙头，理所当然居于首要地位。说到生态建设，其实就是人类为自己建设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良好的生存环境离不开五个字：山、水、林、田、湖。请看，人的命脉在田，无田就没有粮食充饥；田的命脉在水，无水庄稼就不能成活；水的命脉在山，无山就不能产生大江大河；山的命脉在土，无土山就不成其为山；土的命脉在林，无林就不能保证山上泥土的安全，就不能保证山上始终有汩汩山泉，有潺潺细流，有充足的地下水，有无数充满生命力的动物和花草，而人类的最佳生存环境恰恰就在如此这般的青山绿水的环抱中。这样说起来，人的命脉归根到底是与大森林息息相关的，所以，要建设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就必须使林业在生态建设中具有首要地位。
我们再来说第三句：“林业在西部大开发中具有基础地位”。毋庸讳言，中国的大西北景象荒凉，人烟稀少，与中国古代“闾阎相望，桑麻翳日，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形成强烈对照，究其原因，是人为因素所致，要扭转现在的这种状况，还是要靠人为干预，靠林业工作者以科学的态度，有计划地植树造林，使之逐步恢复原貌。从这个意义上说，林业在西部大开发中具有先锋作用，具有基础地位。如何才算是科学态度呢？我们知道，破坏容易建设难，西部地区雨水少，土地长期荒芜，植树造林一是要选择宜林荒山荒地，二是要选择宜于在荒山荒地存活的树种。据专家介绍，我国山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9%，有8亿多亩宜林荒山荒地，相当一部分集中在西部。如何开发宜林荒山荒地，目前，热门的建议很多，有的尚在考证或小规模试种阶段，有的已经试种成功并有了大范围开发计划。讲到前者，华东师范大学王子娇就提供了一份关于《甘肃省河西地区荒漠能源植物资源利用与产业化可行性研究》，该研究认为：甘肃河西地处大西北，具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在生物质能开发方面很有潜力，作者是根据我国林业工作者在该地区引种数十种固沙灌木获得成功的先例，建议大范围引种同为固沙灌木的文冠果树。王子娇指出：文冠果是一种优良的木本油料作物，也是重要的生物质能源树种，被誉为21世纪最有希望的可再生绿色清洁能源，文冠果已被视为人类未来化石能源的替代产品之一。该树种性极耐寒、耐旱，对土壤要求不高，种植含油率为30%-36%，种仁含油率为55%-67%。采用化学反应法、物理处理法和生物合成法可提炼出合格的生物柴油。全文在结论与展望中写道：河西地区具有丰富的荒漠能源植物资源，这些植物不仅对环境具有良好的适应性，而且可以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在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的情况下，将生产力低下的根灌土地，改造成荒漠植物生产基地，使油质高的荒漠植物产业化，为生物能源的开发开辟更广阔的前景。讲到后者，2014年3月，陕西省的油用牡丹产业发展规划通过专家论证，在原有种植的基础上，决定从2014年起发展到在全省70多个县推广种植，力争2020年种植达200万亩。这样的规划源自陕西发展油用牡丹具有巨大的优势和潜力，陕西是我国天然牡丹分布区的中心，陕西的延安又是我国野生牡丹种群的发源地，所以，推广种植油用牡丹有地理优势，有群众基础，有历史渊源——中国人早在唐代武则天时期牡丹花就被称之为富贵花而名闻天下，唐代的种植区域恰恰就在陕西一带。牡丹属于低矮灌木，原生于林下或石缝绝壁间，耐寒耐旱，在荒山荒地都可生长，据调查，目前陕西省适合种植油用牡丹的林地、宜林荒山约有1300万亩。所谓油用牡丹，即借用牡丹结的籽，用其籽榨油，牡丹就从单纯的观赏植物一转而为食用油，其营养成分远高于橄榄油，市场价也远高于橄榄油，橄榄油市场价每公斤是40元至350元不等，而牡丹籽油每公斤市场价是3000元。可喜的还在于，油用牡丹种植后可30-50年不用换茬，这就避免了不必要的水土流失。以上两例均说明林业在西部大开发中既有基础地位，又有发展前景。
我们最后说第四句，“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特殊地位”。众所周知，由于人类大量使用化石能源，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急剧增加，二氧化碳、二氧化氮等含量已上升为人类历史的最高水平，其结果是气候变暖，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如果海平面持续上升，将会首先威胁到一些岛国的生存，例如瓦努阿图、马尔代夫、斐济等国，最终危害到沿海国家。据最新消息，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总统因国内不断有岛屿被海水吞噬而决定买地搬迁。现在看来，人类要控制海平面上升，就必须严控气候变暖的速度，要严控气候变暖的速度，人类必须双管齐下：一是控制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划定科学的量化使用标准；二是下更大力气植树造林，这是因为人类早就认识到了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
是的，人类早就认识到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独特功能和特殊作用，所以，2007年联合国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上，将植树造林、加强森林抚育、减少毁林列为“巴厘岛路线图”的重要内容。目前，减少碳排放量、加快林业建设已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高度重视国际林业间的合作与对话，积极参加国际间林业议题的谈判，全面阐述中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立场和主张，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进程中发挥着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作用。一方面，中国主动承诺减少碳排放，划定时间表，逐年放慢GDP总量；另一方面，中国以每年造林9000多万亩的速度推进植树造林的步伐。截至2014年年初，中国的森林面积已达到2.08亿公顷，占世界森林面积的5%，居俄罗斯、巴西、加拿大、美国之后，列第五位；森林蓄积量151.37亿立方米，占世界森林蓄积量的3%，居巴西、俄罗斯、美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加拿大之后，列第六位；值得欣慰的是，人工林面积近年来持续保持世界首位。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对全球森林资源的评估，中国近年来开展的大规模植树造林活动和天然林资源保护活动，对遏制亚洲地区森林资源下降趋势做出了积极贡献，该组织还认为亚洲森林保护有所好转主要归功于中国的大规模植树造林。目前，中国大力发展林业，积极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推动生态文明，借助森林在碳循环中具有的特殊功能发挥作用，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所做的这一切已经为国际社会树立了良好的形象。鉴于中国在大力发展林业，建设生态文明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2013年2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27次理事会通过了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议草案，这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
由于中国政府重新给林业作了积极且长远的定位，中国的林业继续做大做强理所当然就成了基本国策，这样一来，今后的中国林业必然逐步演变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命脉。有可能如美国那样，大森林不仅仅意在保护水资源，而且还派生出森林旅游这样极有前景极有意义的大产业——现在的中国林业似乎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雏形。根据最新的资料记载，“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共建立森林公园2948处，规划总面积1758万公顷，其中国家级森林公园779处”。“据统计，自1993年起，森林公园的每年游客人数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共接待游客5.89亿人次（其中海外游客2168.95万人次），占国内旅游总人数的18%，旅游收入491亿元，据测算，2013年，全国森林公园创造的社会综合产值超4700亿元”。“目前，全国森林旅游每年接待游客已超过7亿人次，国家森林公园正成为生态旅游增长的新的带动点。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园保护与发展中心主任杨超表示，森林旅游已成为中国旅游休闲产业中最具发展活力和前景的领域之一”。当然，也有可能如同北欧三国那样，大森林成为未来的“聚宝盆”“摇钱树”。
中国的林业已经今非昔比，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林业，这表明21世纪的中国，林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关系再也不是梁希任部长时的状况了。按照中国政府的最新说法，中国林业的定位可以如下图所示：
图6-4 新时期林业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所应发挥的作用图
显然，根据中央政府给林业的重新定位，林业的作用更大了。
梁希大林业思想的影响在21世纪的中国已经深入人心。反映在国家层面，国家曾经的领导人胡锦涛在2011年9月6日的首届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上有一段对森林作用的最新评价，体现的就是梁希的大林业思想。胡锦涛说：“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和维护生态安全的保障，对人类生存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森林是重要而独特的战略资源，具有可再生性、多样性、多功能性，承载着潜力巨大的生态产业、可循环的林产工业、内容丰富的生物产业。森林是陆地上最大的碳储库，减少森林损毁、增加森林资源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胡锦涛早在2004年3月10日的一次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就指出：“对自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发展经济要充分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和承受能力，坚决禁止过度性放牧、掠夺性采矿、毁灭性砍伐等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做法。要研究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探索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胡锦涛的观点与梁希大林业思想中的主要观点一脉相承，在同一个问题上梁希也说过：“不能只砍木头，只讲利用，还必须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增加森林资源，提高森林覆被率。”
十八大以来，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先后有60多次谈林业谈生态文明。研究梁希林业思想，再研究习近平林业思想，惊讶地发现无论是观点还是语言如出一辙：“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如果破坏了山，砍光了树，也就破坏了水，山就变成了秃山，水就变成了洪水，泥沙俱下，地就变成了没有养分的不毛之地，水土流失，沟壑纵横。”习近平强调：“森林是陆地生态的主体，是国家民族最大的生存资本，是人类生存的根基，关系生存安全、淡水安全、国土安全、物种安全、气候安全和外交大局。必须从中华民族发展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为子孙后代留下美丽家园，让历史的春秋之笔为当代中国人留下正能量的记录。”习近平还强调：“我们追求人和自然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要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由习近平的讲话，我们可以看到梁希的林业思想尤其是大林业思想对党和国家新一代领导人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梁希大林业思想的影响在21世纪的中国已经深入人心。反映在各级地方政府层面，“生态立省”“生态立区”（自治区）“生态立市”，这些响亮口号的提出不仅反映了各级地方政府对生态环境重要性的再认识，而且也表明了发展林业在当今已成了各地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
在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指出：坚持和牢固树立生态立区理念，是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选择。通过加强林业生态建设，进而建设森林生态系统，维护生物多样性，使承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功能不断强化，生态条件不断改善，促进生态安全，推动科学发展。新时期确立的几大目标是：按照生态立区、科学跨越、富民兴林、后发赶超的发展方向，构建以防沙治沙为主的林业生态体系、以特色林果业为主的林业产业体系和内涵丰富的生态文化体。每年完成造林250万亩以上，治理沙化土地面积600万亩以上，到2015年，森林资源进一步增加，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扩大趋势明显减缓，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4.5%，整体生态状况趋于良好，绿洲生态状况和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优质林果面积稳定在1600万亩，林果产量达1300万——1500万吨，林果业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达到30%以上，主产区达到45%以上，初步建成比较完善的林果业产业体系。林业基础显著增强，发展方式进一步转变，发展质量明显提高，结构趋于优化，林业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充分发挥。
根据2015年9月11日和9月1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最新报道，新疆优质林果面积已达2200多万亩，年产量650万吨，林果年产值450亿元人民币，新疆迅速跻身世界六大林果生产基地之一。而今，若羌的红枣、叶城的核桃、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梨、阿克苏的苹果，已经享誉海内外。目前，新疆在治理塔里木河方面累计投资101.79亿元，流域生态重现生机；已有效保护天然林1.02亿亩，建起了42个自然保护区，林地面积增加了641万公顷——增加的林地面积相当于两个台湾省那么大。
在辽宁，关于如何建设生态辽宁，辽宁省林业厅厅长曹元的回答是：“按照大林业的理念，谋划大林业的格局，全方位大幅度地增加造林绿化的总量。”具体做法有：“省政府出资，比照国家现行退耕还林政策，引导鼓励农民将25度以上的超坡地退耕还林，发展林果业。全省计划利用3年时间投资近30亿，将25度以上近300万亩的超坡地全部退耕还林，发展独具特色的林果业，现已完成64万亩。”
还有，辽宁省计划用3-5年的时间投资150亿——200亿元，将现有460万亩“小开荒”和“超坡地”全部还林；建设工程围栏1.6万公里，封育中幼林400万亩，使全省30%的荒山实施工程围栏封育；使3000多座废弃矿山全部恢复植被，近4000座正在生产的矿产，要边生产边恢复，恢复植被要达到50%以上；公路、铁路施工破坏的植被全部由行业部门组织恢复。
为了全面落实生态辽宁计划，辽宁已经连续十年自费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省财政累计投入30亿元，消减天然林采伐指标1700万立方米。未来的十年，省政府又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天然林的措施，同时以省长令的方式，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严格的封山育林措施，把保护森林资源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山西，生态兴省已成为建设新山西的战略重点。山西省林业厅厅长耿怀英告诉记者：“山西之长在于煤，山西之短在于水，差距之大在于绿，希望之基在于林。近年来，我们坚持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社会投入为主体，不断拓宽林业资金多元投入的新路子，政府资金持续向林业建设‘投’，企业资金踊跃向林业建设‘用’，社会资金广泛向林业建设‘聚’。‘十一五’以来，全省形成了‘每年投资50亿元，打造绿色新山西’的强劲发展态势。目前，各行各业积极参与，人民群众自觉投入，形成了‘家家户户出资造林，千军万马上山绿化’的生动局面，有力地促进了全省林业的大发展。”
梁希大林业思想在21世纪的中国已经深入人心。反映在参与中央决策的专家层面，中国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表示：“中国林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正在引领中国绿色发展、创新世界绿色经济。”他介绍说，“在国家五年规划指标设计方面，可以看到林业地位不断得到加强，‘九五计划’的核心指标没有林业指标，而‘十二五’规划则设有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两个核心指标，提出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1.66%、森林蓄积量增加6亿立方米的具体目标。森林蓄积量是反映一国森林质量变化、衡量森林生态环境优劣特别是森林碳汇功能的重要指标，‘考虑到森林结构和生长规律，估计可以提前实现中国承诺到2020年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的目标’。”
从国际视角看，中国是世界上森林面积增长最快的国家，2005-2010年增长率为1.39%，同期世界平均为-0.14%。此外，中国人工林面积达5333万公顷，居世界第一位，占全球人工林面积的1/3.胡鞍钢表示，中国林业处于大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当前森林面积、森林蓄积量和碳汇能力等都有了大幅提高，林业产业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森林生态效益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增长并趋于稳定。中国林业发展战略与国家发展方向息息相关，在全球化背景下也要与世界经济发展紧密相连。今后，应从五个方面进一步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绿色经济大发展：
（1）绿色产业方面，依托森林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物制药、森林旅游等新兴产业，壮大产业集群，形成一批大规模的经济产业带；（2）绿色就业方面，林业在增加就业方面已做出很大贡献，还存在很大潜力空间；（3）绿色碳汇交易方面，发展林业碳汇，使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舞台上拥有更多话语权和主动权；（4）绿色生物质能源方面，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能源危机，还能实现产业与生态共赢，提高农民收入；（5）绿色生态保护方面，要因地制宜，划定适当试点区域，将森林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市场适度开发相结合，这是林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梁希的大林业思想在21世纪的中国早已深入人心，所以生态环境趋于好转的指标，幸福指数提升较快的指标不断显现，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上世纪末，在内蒙古鄂托克旗农牧民中，曾经最流传的一句话就是“一年只刮一次风，一刮就是十二个月”。那时候的天空是黄色的，沙尘暴对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影响极大。到过这里的生态专家，不止一次曾经说过：这是一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然后今天，鄂托克旗通过近10年的林业生态建设，“一片黄沙”的景象已明显发生了改观。由于遵循“生态立旗”的方针，依托国家重点工程植树造林，全旗森林覆盖率已由上世纪末的3.84%增加到2009年的21.53%，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增幅达到17.69个百分点。与之相伴生的是：2000年，全旗沙尘暴及扬沙天气各有15次，而到2009年，扬沙天气却仅有6次，沙尘暴骤减到1次，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50天以上。
以天津市为例，天津与北京一样深受沙尘暴影响，特别是2002年几次沙尘暴来袭，黄沙笼罩全城，灰尘漫天飞舞，能见度不足一百米。面对严峻形势，国家启动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工程自2001年2月开始，工程建设以郊县的山区、库区、洼区为治理重点，采取人工造林、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飞播造林四项措施，逐步改善了生态环境，经过十年奋战，天津市的森林覆盖率由2006年的17.9%提高到2010年的21.5%，实现了有路皆绿、有水皆绿、有城皆绿、有林皆绿，现在的天津百姓不再谈沙色变。
以江苏的徐州为例，徐州是有名的童山秃岭、洪水走廊城市，举目黄沙漫漫，生态植被脆弱，新中国成立前森林覆盖率不足1%。2003年起，政府大手笔投入。市、县、镇三级联动加大荒山绿化投入力度，尤其是2007-2009年，徐州市政府在市区山地绿化工程中共投入资金11400多万元，平均每亩投资4500多元，重点山头每亩投资高达11000多元，市级公共财政的投入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中，2007年投资4100万元，2008年投资3700万元。2009年在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市财政状况紧张的情况下，市政府仍然投入3600多万元，为徐州市荒山造林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
截至2010年，徐州市森林面积达460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7.6%，连续多年全省领先，徐州下属的丰县、睢宁分别达到37.94%和34.77%，居全省的第一和第二位。今天的徐州市已是国家园林城市，“青山、绿水、蓝天”的效果已初步显现。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始终把发展林业作为重大举措；建设生态文明时，始终把发展林业作为首要举措；应对气候变化时，始终把发展林业作为战略举措；解决“三农”问题时，始终把发展林业作为重要举措。那么，中国在各方面的变化，一定会朝着更加喜人的方向发展。
梁希大林业思想中有关做大做强林业，借以改变中国面貌的论述，让我们联想到北欧三国的基本国情。北欧三国视森林为国民经济重要命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三国的农田严重不足，“农田占国土面积过小，芬兰只占9%，瑞典占11.5%，挪威占3%”，而中国的农田占国土面积的10.4%，介乎瑞典与芬兰、挪威之间，非常相似。北欧三国与中国的地理情况也相似，山多以及高原地带多。以挪威为例，2/3的国土为山地和高原，瑞典、芬兰与挪威的情况也大致相当，“中国各类地形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比是：山地33%，高原26%，盆地19%，平原12%，丘陵10%。我们习惯上所说的山区，包括山地、丘陵和高原地区，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
北欧三国农田严重不足，与中国相似。北欧三国山地多与高原多，也与中国相似。北欧三国坚持以发展林业为治国方略取得成功，这对正在做大做强林业的中国，鼓舞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况且北欧三国与中国相比，至少还有两个方面远不如中国：（1）北欧三国的自然条件远不如中国。据资料记载，“北欧三国自然条件较差”，原因是挪威、瑞典均为岛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自然灾害多且气温相当低，芬兰有1/3的国土面积伸进了北极圈内，那里极不利于人类活动；中国则不然，中国地域辽阔，国内既有热带部分、暖带部分，又有温带部分、寒带部分，北欧三国则地处寒带，植物生长慢，中国的南方特别是海南、广东、广西、台湾、福建、云南一带一年四季温度高，植物生长快，可以引进热带或亚热带的速生树种、经济树种，如黑荆树（中国引进的著名亚热带速生树种）、橡胶（中国引进的著名热带经济树种）、桉树（中国引进的澳大利亚热带雨林的速生树种兼经济树种）等。据最新资料，中国已先后引进热带亚热带树种1000多种，其中50%来自北美，32%来自澳大利亚，北欧三国显然不行。（2）北欧三国林业发展已趋平稳，难以再度挖掘潜力；中国则不然，中国的基本农田虽然只有15.6亿亩，山林却有29.3亿亩，何况还有宜林荒山8亿多亩，后两者合计是农田的两倍还要多。因此，发展林业，潜力无限，尤其是近十年来先后有1亿农户拿到了林权证，全国林地已确权27亿亩，农村的富余生产力在一刹那间获得了空前的释放。随着林业不断做大做强，社会上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金要素正在加速向林业流动，中国的林业在发展方面已更具活力、更有效率。所以说，北欧三国做大做强林业，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而中国正在全面落实大林业格局，而且开局形势良好。所以，笔者认为，中国做大做强林业进而改善生态，拉动经济推动文明建设，也一定会走出一条成功之路。
仔细研究梁希的大林业思想，从中得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梁希大林业思想中有关水资源的论述、有关水库的论述，对于当今的中国缓解水资源紧缺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在梁希的大林业思想里，多次谈到森林与水资源的关系，梁希指出：“山上有了郁闭的林子，几乎可以把百分之九十的雨水保留起来。”梁希进一步指出：“一部分变成地下水，曲曲折折地流出山来。”这一观点梁希几乎年年都在讲，国际国内有很多研究结果也都在证明这一观点。近期的《森林与人类》发表的一篇科学论文再次为梁希的观点做了注脚，该文写道：贵州省荔波县境内有一片大森林，大森林不仅处处有沼泽，低洼之处还有水塘，除此以外，大森林有丰富的地下水，且水系发达，共有三条，总长约70公里，大多以泉水的形式出露，如下降泉、上升泉、多潮泉等，所以这几年西南大旱，包括贵州，唯独荔波县例外，“地上水贵如油，地下水滚滚流”，这是当地的一大景观。老百姓由此理解了森林与水的关系，那就是：保护了大森林，就是保住了水资源。
保护了大森林，就是保住了水资源，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还要数塞罕坝林场。塞罕坝林场是一个创造了奇迹的林场，这里原是清初著名的木兰围场，选择为围场的原因是这里有保持完好的原始大森林，有大量的野兽出没，可以供皇族围猎，可惜清末以后滥垦滥伐越演越烈，加之日本侵略者掠夺性开采，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的原始森林已经荡然无存，只留下残次天然林。1962年，林业部决定在这里设立林场，396位有志青年历经52载风雨，几代人努力，造林180多万亩，这180多万亩大森林现已成为“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珍禽异兽的天堂”，重要的是，它已成为滦河、辽河的重要水源林，每年向滦河、辽河输送400多万立方米清洁水，同时向北京、天津每年输送1.37亿立方米生活用水。
保护了大森林，就是保住了水资源，这在国际上早就形成了共识。先说苏联，“苏联在1936年7月2日，公布了关于欧洲部分划分森林水源涵养地带的法令，其面积将逐渐增加到8000万公顷，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总面积。这个法令，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森林来调节地面上水量平衡的伟大法令”。再说日本，日本从昭和三十年（1955年）起就开始划定保安林，到1996年，全国划定了17种保安林，总面积900万公顷，相当于日本国土的1/3.这些保安林主要分布在深山峻岭地带、江河两岸，它们的作用就是保护水资源。中国林业专家考察团在考察中发现，水资源保护区的保安林有很多是天然林，栖息着珍稀野生动物。日本国对水资源保护区的森林立法予以保护，任何人不得随意砍伐，对于私有林被指定为公益林的，政府给予一定补偿，结果，日本国水资源充沛，自来水可喝。最后说美国，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做大做强林业的国家，美国发展林业有五大目的，其中首要目的就是保障水资源。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就“有1.8万个城镇由森林水源供给用水，西部地区有53%的总流量来自国有林”。在美国，“对水源地带的国有林，要求按以下两个方针进行经营：（1）安定土壤，改良水质；（2）增加水量，保证全民供给。1956年，美国在9个林业管理局管辖的国有林中对30条河流进行水土保持工作，以保证水质安全。”梁希是公认的林业专家，他清楚必须保护大森林，否则危害水资源，1950年，他提到“明年还要派更多的人员，做更进一步的勘察，准备建造黄河水源林”。1951年，梁希信心满满地说：“在淮河、黄河、永定河、辽河及其他经常泛滥成灾的河流上游山地，已开始建立据点，准备建造水源林，河流两岸则营造护岸林。“1952年末，梁希的语气降了一层，他说：“我们自己在1951年提出的黄河、淮河、永定河和辽河‘四大河流水源林’，至今还只顾到一部分。“1954年，梁希的语气又降了一层，他说：“黄河水源林的营造，牵涉到各方面的问题，不是轻而易举的，在人力、物力、财力尚未具备的现阶段，应在已有的基础上，配合国家治黄计划，结合农业生产，依靠群众，分别地区和情况，逐步进行。”到了1955年，梁希的话语里已明显带有恳求的语气了，他说：“据苏联专家们多次建议，认为南方森林，基本上是水源林。为了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目前只宜多造，不宜多采。我们认为是正确的。”
梁希语气的一变再变，源于中国的大多数人基本不清楚森林与水资源之间的逻辑关系，结果是森林越砍越多，水资源越来越紧缺。中国的人口世界第一，中国的水资源总量却只排在了世界第六，前五位依次是：巴西、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印度尼西亚，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目前仅为世界人均的1/4.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与大森林有关。举例来说，中国的降雨集中在4月至9月，降雨量达全年的70%以上，且大多为暴雨，极易形成泾流，可是，由于中国缺少大森林，落雨的地方存不下水，尤其是光秃秃的山顶，结果大量的雨水从各处直接滚向黄河、长江，白白地流向大海。据最新也最权威数据，“全国每年1.6万亿立方米的降水直接入海，无法利用”，令人扼腕叹息，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是这样分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涵养水资源的生态空间大面积减少，盛水的盆越来越小，降水存不下，留不住。”。请注意，习近平提到的“涵养水资源的生态空间”指的是什么？指的正是大森林，其次还包括湖泊、湿地，它们才是天然水库，因为它们真正具有涵养水源、蓄洪防涝、净化水质、净化空气的功能。在中国，“盛水的盆越来越小，降水存不下，留不住”，意味深长。
然而，20世纪50年代，国家水利部拿出应对的方案就是造水库造大坝以蓄水，1951年第6期《人民水利》中有署名“须著”的文章：《新中国水利建设的新方向》，文中写道：“凡是闹水灾的地方，也必是闹旱灾的，因为雨量的集中和泾流的集中不但造成水灾，而且造成旱灾，在这样的区域，结合防洪和防旱，必须赶快兴筑水库。除了淮河中上游的水库外，下列各河的水库都在积极筹办中，永定河是官厅水库，黄河是三门峡水库或王家滩水库，汉水是碾盘山水库结合小孤山水库，辽河是太子河水库。”后来这些水库也都相继建成，消耗了国力和财力，结果问题很多，尤其是著名的官厅水库和著名的三门峡大水库，泥沙淤积严重。其他地方的水库建设留下的后遗症也很突出，据记载：“修建水库，处处拦截流水，导致下游水源枯竭，使林业赖以生存的水分状况恶化，进而引起森林死亡。据甘肃省水文资料，发源于祁连山东部的八条主要河流由于上述缘故，其年泾流总量由五十年代的18.91亿立方米降为七十年代的12.32亿立方米，减少了34.8%，更有甚者，额济纳旗弱水的流量，1958年为11.93亿立方米，1977年锐减为1.3亿立方米，只保留10.9%，致使巴丹林沙漠南侧的4万公顷胡杨、红柳、梭木，以每年3000公顷至5000公顷死亡的速度递减。疏勒河、党河绿洲有5200公顷胡杨林濒于灭绝，也是上游建水库造成的。”
一方面是倾尽国力造水库以存水，另一方面是全国的森林、湖泊、湿地在急剧减少，据最新数据，“全国面积大于10平方公里的湖泊已有200多个萎缩，全国因围垦消失的天然湖泊有近1000个”。以北京为例，“15世纪以前，北京是水乡，湿地遍布，占平原面积的30%，到处泉涌，有泉约5000眼，远超过泉城。直至14世纪初，最大的湿地南海子面积达210平方公里，比5个东城区还大（当年水深超过两米，是标准的湿地）。湿地植物丛生，湿地鹅鸭游弋，鱼虾丰富。南海子边上渔村错落，渔船遍湖。湿地中随处泉涌，风景比现在的人造景观更为秀丽。”现在呢？“除一些著名湖泊外，大大小小的湿地几乎全部消失”。北京如此，全国的情况也基本如此。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至1976年，建造的水库有80000多座，现有资料证明，仅黄河一线所造水库就有3174座。但是，黄河的水、长江的水日夜不停地向大海奔流，根据最新研究成果，“黄土高原年降水总量2757亿立方米，是地面水、地下水总用量的9.2倍”，由此可见，在中国，一方面是水资源紧缺，另一方面是水资源的极大浪费。官方资料也有报道：“根据水电部勘测设计院的资料，每年海河滦河入海的水量为176亿立方米，占合川总径流量的41%。”其实梁希早已指出：“万山皆有甘泉，森林就是水库”；“怎样避免径流？方法很多，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森林。”这里说的最经济，针对的正是水库而言，这里说的最有效，欧美、日本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们完全可以借鉴，也应当借鉴。
21世纪的今天，认真研究梁希大林业思想中有关森林与水资源的论述，认真对照欧美和日本国家是如何借助大森林并以立法的方式保护水资源，而后重新反思主要靠造水库以蓄水的利和弊，相信对于今天的中国如何缓解水资源紧缺，应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第二，梁希的大林业思想中有关发展林业富国利民的论述对于当前解决“三农”问题有可贵的启示意义。
在梁希的大林业思想中，发展林业富国利民是其主要部分，“山区无森林，农民就没有前途”、“造林十年，不愁吃穿；封山育林，富国利民”、“衣食住行都是靠着森林，国无森林，民不聊生”，历史延续到了今天，梁希有关发展林业富国利民的论述对于21世纪的中国稳步解决“三农”问题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梁希说：“造林十年，不愁吃穿；封山育林，富国利民”，梁希介绍的仅仅是一种思路，今天，1亿多户林农拿到了林权证，真正成了山林的主人，在奔向发家致富的目标时，手法和方式一定会是层出不穷的。中央倡导各地要因地制宜，狠抓特色，发展林业产业，发展林下经济，这里是有很多文章可做的。
就以发展林业产业或林下经济而言，内容其实就非常丰富。
先说发展林业产业，诸如种植速生树种、名贵树种、经济树种、公益树种、培育苗圃等，或开发花卉植物、木本油料植物等。
再说发展林下经济。诸如开发林下特产，包括蕨菜、蘑菇、木耳、药材等；诸如开展林下种植，包括种植林草，种植山药，种植竹藤、种植蔬菜等；诸如开发林下养殖，包括林下养鸡，养猪，养羊，养孔雀、养野生动物等；诸如开发林下旅游，包括生态观光旅游、林区风景旅游、林海雪原旅游、农家乐旅游等。
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全国各地因发展林业产业或发展林下经济而迅速致富的大批典型就给如何稳步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各种可以借鉴的模式。
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鄂尔多斯市在毛乌素沙漠和库布齐沙漠边缘规划建设了以沙柳为主的生物质能源基地，以柠条、杨柴为主的饲料加工原料基地，以沙棘、山杏、枸杞、苁蓉为主的食品饮品原料基地，经过几年建设，已建成沙柳原料林597万亩，柠条、杨柴饲料林1412万亩，沙棘、山杏、枸杞树63万亩，鄂尔多斯以此为依托，大力扶持沙产业龙头企业，全市以沙柳造纸造板、林沙饲料、沙棘饮品药品、生态旅游、生物质发电为主的沙产业正在规模化、集群化，快速发展壮大，成为拉动农牧民增收的新兴产业。2000年，该市林草覆盖率不到20%，现在已是80%以上，2009年当地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是7052元，2010年已接近8000元。
以新疆为例，1公斤若羌县红枣被拍卖到128万元的天价，这其中虽然有炒作的因素，但换个角度看，新疆红枣的确红透了半边天：新疆14年来红枣种植亩产量远远打破具有3000年传统种植历史的中原地区亩产量的记录；新疆红枣果农的年收入呈现百倍增长神话；新疆红枣种植的“有效株数”正在迅速改写我国经济林产业的评价体系。14年来，新疆林果面积以每年100万亩的速度在快速扩张。来自自治区林业厅的数字显示：1999年新疆林果面积只有305万亩，2015年已达到2200万亩，大大超过“人均一亩园”的目标，这其中红枣种植从几乎空白猛增到380万亩。在南疆，红枣每亩产出达2.4万元，是棉花、小麦等作物的十倍，也是其他林果产品无法比拟的。在南疆、东疆等宜枣区，红枣成了优先发展的重中之重，阿克苏地区更是提出要打造“中国枣园”的口号。阿克苏地区1999年红枣种植仅为5000亩，2008年已扩展到143万亩。若羌县地处偏僻，2002年还在为争取国家贫困县的优惠政策而奔波，仅七年时间，该县通过大力种植红枣，2009年人均年收入超过5000元，红枣收入占农民人均年收入的83%。如今，“若羌红枣”闻名天下，全国各大超市都有“若羌红枣”出售且出售情况良好。农民徐延福也是因为种植红枣致富而出了名，2007年他的23亩枣园年产达1吨以上，纯收入为40多万元，这远超他600亩棉花的年收入。根据中央电视台2015年9月11日《新闻联播》报道，若羌县农民人均年收入达26500元，若羌县已连续六年成为中国西部农民收入第一县。
以云南省为例，云南94%是山地和坡地，林业用地占60%以上，云南各级政府都在研究如何发挥地理优势、如何借助林业产业，为山区农民开辟一条致富之路。在这方面，云南省腾冲县通过成功摸索，成为了大力发展红花油茶的致富典型。腾冲红花油茶是云南特有的集经济价值与观赏价值为一体的树种，已列入全国油茶主要栽培对象。红花油茶出油率27%-30%，比大豆出油率（20%）还高，其含不饱和脂肪酸在90%以上，能够降血脂，对治疗心脑血管等疾病有辅助作用。红花油茶发源于云南，云南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特别适合其生长。通过调研了解到，红花油茶具有株体大（高可达5-20米，胸径可达40-80厘米）、产量高（单株产量较高的如朝云9号，年产鲜果125公斤，产籽24公斤）、寿命长（现有的500年以上的大树，仍然果实累累）以及含油量高、油质优良等优势。红花油茶的花期较长，开花时颇具观赏性，在发展旅游辅助业和农家乐方面大有作为，使城郊农民又多了一条致富之路。近几年，红花油茶销售火爆，价格逐年上涨，榨出的毛油价格已由2003年的每公斤40元突破到今年的每公斤300元。油价的上涨使得原料的收购价一路攀升，这让种植的农民找到了生财之道。腾冲县林业部门的同志深有感慨地说：“现在老百姓把山地看得越来越重了。”
除了种植经济树种最容易发家致富外，种植速生树种也是快速致富的方法之一。近年来，速生树种高峰竹柳悄然走红，在东北三省、在安徽、在江苏、在湖北等地都出现了上万亩高峰竹柳连片种植的壮观景象。该树种引自美国，兼有竹树和柳树的特点，生长速度快，适应能力强，可高密度种植，五年能长到20米以上。经过试验，高峰竹柳种植密度是杨树的八倍，生长速度是杨树的两倍。如果加以推广，经济效益不可估量。当年一亩地的高峰竹柳种苗可卖出30多万元，枝枝叉叉都可用于繁衍。据资料记载，目前全国已有100多个林农因引种高峰竹柳致富。2011年，美国竹柳的引进人安徽省阜阳人高俊峰发起了千万亩竹柳大造林行动，得到了热烈响应，已经和广东省、重庆市等四家公司或集团分别达成联合造林100万亩的协议。
借助林下经济致富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地处辽东桓仁县刀尖岭村现在多数人家是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该村有林地2.4万亩，2005年林改后，人均分到50亩山林，家家种人参。以村民隋玉东为例，他家50亩林子里种的人参如果全部起出来就是2000万元。
江西省武宁县罗平镇长水村全部耕地只有1380亩，山林多达12.4万亩。过去，农民守着金山过苦日子，2004年9月，村里将集体山林分给村民，绿水青山一下子就成了致富的靠山。从2007年开始，该村依靠良好的生态林业环境开发出生态旅游景点、生态休闲景点，办起了“农家乐”，建起了服务一条龙，村民说：“现在我们是靠卖清新空气、优美环境致富。”
在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上，林业产业、林下经济可做的文章很多。当年梁希特别强调：“发挥群众智慧和创造力，并总结群众经验，予以推广。”中国的农民最能吃苦，也最善于开动脑筋，相信在林业产业、林下经济红红火火的今天，种树致富不再是芬兰的特权，养花致富不再是荷兰的专利，森林旅游不再是美国人独有的休闲方式，“三农”问题是可以在林业大发展中逐步加以解决的。
据最新消息，2001-2014年，我国林业总产值保持了年均增长22%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国同期GDP的增长速度。2014年，我国林产品产值达4万多亿元，林产品10多万种，涉及100多万家企业和几亿农民；也是2014年，我国林产品出口总额1399.5亿美元，同比增长8.4%，惠及农民4.5亿。
第三，梁希的大林业思想中有关治山治水治黄治沙的论述对于当今中国治山治水治黄治沙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建国初期，梁希对中国治山治水特别有信心，他指出：“如何保水，如何治山？方法甚多，最根本的方法就是造林。”历史已经验证了这一观点。梁希要求“提高森林覆盖率”，因为它是治山治水能否成功的关键，“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有了森林覆盖率的核心指标，要求达到21.66%。梁希认为治山治水的主力军是农民，“造林必须依靠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他多次对“谁种谁有，伙种伙有”的造林政策不能落实感到痛惜，他认为这是农民在造林护林时产生应付思想的原因，也是植树成活率和保存率不高的原因。而今，中国的农村启动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林权承包到户后，农民真正成了山林的主人，蕴藏在农民心中已久的巨大能量特别是创造性能量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得到了集中释放。在江西省，从2005年开始，社会造林面积逐年增加，已占到每年造林面积的70%以上，安徽省安庆市2009年社会造林所占比例达90%以上；在河北赞皇县，林农在荒坡、荒滩上都种了树苗，如今的赞皇山区，山上植被茂密，河水清可见底。过去森林失火是政府的事，“干部打火，群众观火，领导恼火”，现在一地失火，家家救火，因为山地已是自己的了。据统计，2009年全国森林火灾比2008年下降了38.4%。这些都说明，梁希的大林业思想中有关治山治水的论述不仅对今天的治山治水有启示意义，而且许多论述在今天正在加紧落实。
建国初期，梁希对治黄是很有信心的。他特别点明黄河之所以泛滥成灾的原因，是黄河几大支流的两岸水土流失造成，他说：“渭河如此，泾水如此，洛、汾、无定河都如此，黄河哪得不泛滥，哪得不成大灾害？要正本清源，只有护林和造林！”，关于护林和造林的地点，他指出：“水土保持和治林，仅仅在黄河下游下功夫，功效少，要在黄河上游着手，则功效大。”对于梁希的治黄观点以及选择植树造林的重点位置，著名林学家郝景盛撰文支持，他写道：“黄河可分四段，由青海发源地到宁夏省中卫县，算是第一段，两岸多坚固的石山，如黑山口、红山口、大照壁、小照壁、煮人锅一带，黄河的流水，只有顺河道进行，在这一带是少有水患的。第二段是由中卫到河曲，这一段地势平坦，河床极宽，流速缓慢，大量的流沙被西北风吹入黄河，黄河在这一带，也无所谓水患。第三段是由河曲南下，经潼关东折到山西省垣曲县，黄河在这一带支流极多，支流所经过的地区又很广大，山上无林，又多阵雨，我主张黄河流域的荒山，造林工作的重点，应当放在这里。”只可惜黄河两岸的水土保持工作因国内情况多变，故虽有过几次轰轰烈烈的开始，但始终没有坚持下来，这才有了1982年邓小平向美国当时的驻华大使伍德科克谈起关于黄河水患如何治理的讲话，并提出“坚持植树造林，坚持它二十年、五十年”的观点，邓小平的谈话可以视为新时期党中央对梁希治黄的根本方法是植树造林这一观点的正面回应，这也说明梁希关于治黄的论述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建国初期，梁希关于治沙的论述在今天不仅具有直接的启示意义，更显示了他的论述作为真理的标杆性意义。梁希告知国人：“我们对于这个敌人——沙，绝对不能抱无抵抗主义，而必须坚决地勇敢地不厌不倦地和它斗争，且必须和它作持久战。战争的武器，没有别的，就是森林。”梁希始终强调治沙要依靠群众，冀西治沙、老区治沙，成功的原因全在于群众中的先进经验。21世纪的今天，无数事例都在证明梁希关于治沙的论述、关于治沙能够成功的论述、关于治沙要依靠群众的论述完全正确。因为事例太多，这里首先精挑细选几个最有说服力的事例作为佐证。（1）在毛乌素大沙漠腹地，有一个平凡的妇女殷玉珍，她和丈夫从1986年开始，共同在大沙漠上孤独而顽强地植树种草20多年，把她家附近6万多亩荒沙全部绿化。6万多亩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100个天安门广场的面积总和，不仅植树造林，还在其间培育了200多亩水浇地，其中有100多亩是农田，30多亩是果园，仅农田庄稼的年收入就在100多万元。她的事迹感动了所有来访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最重要的是，她治沙的成果以及沙里淘金的事实教育和带动了当地200多户农民加入了治沙大军。2006年，世界妇女组织提名殷玉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2010年10月27日，她以中国治沙女英雄的身份出席了在韩国召开的“妇女与防治荒漠化”国际会议，荣获2010年水环境大奖“盖娅（GALA）奖”一等奖，奖金2万美金。（2）如今的库布齐大沙漠中有一颗闪亮的明珠恩格贝，恩格贝早在十多年前就因中日两国有心治沙者共同合作取得巨大成功而名扬四海了。中国一方有心治沙的代表人物是王明海，原是鄂尔多斯羊毛集团副总裁，1989年与100多工人承包了恩格贝30万亩沙漠，想植树种草养羊，打造“软黄金”基地。1991年，在王明海等人最困难的时候，时年84岁的治沙专家远山正瑛教授带着他的日本团队前来协助。资料记载，远山正瑛怀着“绿化沙漠是世界和平之道”的崇高精神，带着王明海到日本各地宣传中国的治沙，除了获得资金、草籽和治沙工具的援助外，还动员了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志愿者前往恩格贝治沙。1995年，种下了第100万棵白杨树，1998年种下了第二个100万棵白杨树，2001年种下了第三个100万棵白杨树。2004年，远山正瑛去世，但来自日本的志愿者依然络绎不绝前往恩格贝。统计数字表明，到目前为止，共有7300多名日本志愿者先后前往恩格贝参与造林，当然，恩格贝也有很多的中国志愿者参与其间。目前，恩格贝示范区内树木成方连片，沙柳、杨柴、柠条等灌木丛也比比皆是，同时还种植有药材、果树，大棚里种有各类新鲜蔬菜，还养有山羊、骆驼、孔雀等，前来观光的中外游客络绎不绝。（3）王文彪，亿利资源集团公司董事长。20多年来，王文彪带领公司员工几千人在库布齐沙漠绿化了5000平方公里。用王文彪的话说，这5000平方公里相当于七个新加坡的国土面积，20多年里，他依靠群众不断探索治沙经验、植树经验、致富经验。结果是，他们在沙漠里筑起了一条长242公里、宽五公里的绿色生态屏障，有效锁住沙子后，大规模种植名贵中药材，如甘草、内蒙黄芪、沙冬青、霸王等20多种中草药，其中仅甘草一项营业收入每年就达30亿元。除最初的盐业产品和最赚钱的中草药产品外，还兴建了清洁能源、煤炭开掘、新材料、沙漠旅游等产业，帮助当地十多万百姓致富。2013年8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考察亿利资源集团生态建设，他认真察看了不同种类的沙生植物，了解各种植物的特殊用途，对库布齐人独创的能在100多米高的沙上种树的水汽法植树新技术深表赞赏。他感慨地说，亿利人不容易，库布齐了不起，大沙漠有希望。2013年9月23日，王文彪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组织执行秘书长手中接过了“全球治沙领导者奖”。
治沙成功的典型事例还有很多。比如日本青年大龙隆司，日本环保组织“绿色网络”成员，从2000年起来到内蒙古科尔沁沙漠植树造林，与中日志愿者共同种树350万棵，绿化了25000亩。比如陕西省靖边县农民刘玉琴30年间把11万亩沙荒地改造成青翠绿洲，林草覆盖率达80%；在刘玉琴的示范作用下，周围1904户农民在毛乌素沙漠南缘的茫茫沙海植树2000多万株，将荒沙变成绿洲，将风沙逼退10公里。比如石光银，全国承包治沙第一人，37年来承包荒沙22.8万亩，已治理19.5万亩，植树2000多万株（丛），在毛乌素沙地营造了长达63公里的绿色屏障，而后又组织207户农民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民治沙公司。比如“为天下孩子编织绿色”的易解放，为了儿子的遗愿，夫妻二人从日本东京来到内蒙古科尔沁沙漠植树造林，在中日两国志愿者的协助下，十年间植树160万株。
如此多的典型事例，如此多的治沙英雄，如此多的显赫成果，说明梁希当年有关治沙的论述、有关治沙能够成功的论述、有关治沙要依靠群众的论述确有先见之明，只是“群众”二字的外延在扩大，不仅有当地的群众，还有相当数量的来自海内外的志愿者。中国在治沙，全世界在关注。
综上所述，梁希大林业思想在21世纪的今天不仅影响深广，而且启示众多，意义非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