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山治水思想和富国利民思想

梁希自幼“对森林有特殊的偏爱”，加之传统的儒家学说的影响，对代代相传的森林多效益思想有深厚的认识，但治山治水的思想却是到日本留学之后才逐渐形成的。

梁希以及梁希在林业界好友、同在日本留学的侯过、陈嵘，当时都是热血青年，都是在日本相继加入反清组织同盟会，最后又都是不约而同选择了林业救国之路。以陈嵘为例，陈嵘在他早期的学术作品里提到了初次领略日本森林景观时内心深处受到的强烈撞击：“今外人一履其土，辄见林深木茂，令人神往，日本在国际上膺有‘东方瑞士’之美誉，不得不归功于国人之能重视森林。”接着又写下了日本的森林给该国带来的一连串惊人的财富数字：“至其每年所出之林产，在民国二十一年，其数额已达到日金四万万四千三百十二万四千元之巨。其项目犹如下列：（一）用材三千八百五十三万八千石，值日金五千八百七十万元。（二）薪炭材一万一千五百四十九万四千石，值日金四千零八十三万元。（三）竹材五百十九万二千捆，值日金二百六十九万七千元。（四）造林种子，值日金三万六千元。（五）树实树皮竹箨柴草曼茎等，值日金一千八百八十七万元。（六）林业副产（五倍子、松菌、松脂、木炭、木胶、醋酸等）值日金一万万九千零十三万四千元。（七）其他地方（如北海道、高丽、桦太等处），森林主副产物值日金一万万三千一百九十一万元。”

陈嵘在另一部学术作品《日本森林之概况》里还特别指出：“日本现有皇室森林、国有林、社寺林、私有林，共计四千五百七十一万二千二百三十九公顷，占其国土面积百分之六十二，几为世界首屈一指之森林国矣。”

相信梁希初次目睹日本森林景观时内心受到的震撼绝不亚于陈嵘，日本国治山治水的结果让所有留学日本的青年大开眼界。放眼日本，面积不过37万平方公里，小于我国的四川省（四川省49万平方公里），自然地理条件并不好，国土中65%是坡度在15度以上的山地，又因为处于台风圈中、地震带内，所以暴雨、洪水、山崩、海啸、地陷等十分频繁，各类自然灾害多于中国，像日本这样的自然地理条件如果稍加放任，出现中国大西北的沙漠化绝非在意料之外。1948年梁希赴台湾考察林业，就曾提醒台湾各界：“证诸历史，台湾将来可能变成沙漠，绝非危言耸听。对台湾治山治水问题之谋合理解决，实为当务之急。”梁希发出警告，是担心光复后的台湾忽视了治山治水。而日本在梁希看来是真的把治山治水视为一个整体，这一点与中国人完全不同：中国人治山属林业部门，治水属水利部门，因为是两个部门，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可能相同，协调起来自然有一定的困难。客观地讲，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对治山治水的重视程度和投入的治理程度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来说是有样板意义的。例如，在日本，"1911年的特大洪水冲毁了许多房屋和桥梁，从山坡流下的泥沙铺满了田野，1911年到1925年间，在该河上游地区全部造了林，结果控制了洪水，防止了侵蚀。所以，保护森林，造林以保持水土，在日本人看来，并不亚于生产木材的重要性，它涉及日本的国体安全、工农业生产，以及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

在日本，“治山治水是一项最费钱的事业，如1925年，东京营林署为了防止侵蚀，在一块160公顷的土地上就曾花去17万日元，约等于这块土地当时市价的七倍”。

在日本，“治山治水等保证国土安全的部门被列为最重点的部门，近年预算增加很多……在全部林业预算中，治山事业费占第一位，占全部林业预算的41%”。

日本举国上下皆认为，对付脆弱的生态环境，尤其是对经常发生的水灾，营林是唯一的选择，日本人称之为治本，而工程一类，如修排水路、设拦河坝、建护岸工程、造大型水库等，皆称之为治标。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一百多年里始终坚持标本兼治，以本为主。

陈嵘在《日本森林之概况》里有下列记载可以作为辅证：

日本现有皇室森林、国有林、设寺林、私有林，共计四千五百七十一万二千二百三十九公顷，占国土面积百分之六十二，几为世界首屈一指之森林国矣。

日本国有森林属农林省直接经营，分为六大区，各设一营林局，分别是：东京营林局、青森营林局、秋田营林局、大阪营林局、高知营林局、熊本营林局。

陈嵘于文章结尾处作一小结：“日本固有森林，经数十年苦心经营，其成绩已斐然可观，堪与林业先进各国相媲美，如青森、秋田、木曾，世称三大美林，为国有林及皇室林之精华，吉野、天龙，实为民林之模范，日光、奈良，因名胜古迹而益彰，清澄系最高学府之所经营，尤见现代林业之特色焉。”

治山治水可以让国家面貌焕发出勃勃生机，梁希、侯过、陈嵘都感受到了，于是，原非学林的他们一致选择了林业。他们一致认为：现在要静下心来学习日本人的林业理论林业技术和林业实践，回国后造福于祖国的万水千山，让“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拯救祖国。像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当时怀揣的就是这样一份情怀。

关于治山治水，梁希的日本老师本多静六教授发表了与众多日本人相同的观点：“凡森林荒废的国家，虽如何奖励农工商业，终不能达其目的，盖旱则水源涸竭，雨则土沙流失，虽有田钿，终成不毛之地，田地无存，工商何有？由是人民失所，国本愈危，究其结局，终至亡国而已。”本多静六的看法很有见地，至于其中是否有对中国森林荒废加以批评不作揣测，但世界各国中却常有以中国不重视林业，结果造成大量的荒山秃岭为例警戒本国人民的，典型的如英国皇家植物会会员傅唐氏就曾说过：“中国不知林政，已有之处，任意斩伐……无林之地，不知种造。“20世纪美国总统罗斯福多次以中国的大西北曾经是大森林而今满目荒凉人烟稀少为教训，倡导美国人民植树造林。

其实，不仅仅中国不重视森林遭到了国际上的批评，即便是森林面积始终处于全球第一位的俄罗斯由于一度时期部分地区破坏森林带来了恶果，也遭到了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的强烈批评：“无情地砍伐树木摧毁了土壤水分的储藏所，雨水和雪水不等渗入地下就迅速从小溪和大河流走，造成大水灾；夏天河道变浅，土地龟裂。在俄国许多最肥沃的地区，土壤水分的水位据说降低了整整一米，因此，田禾的根由于接触不到水分而干枯了。这样一来，不仅人们破产了，而且在许多地区土地也变得贫瘠了，这种贫瘠状况至少要继续一代之久。”

关于治山治水，梁希后来到了德国。四年的留学生涯，让他对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多数国家在治山治水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持续性、创造性以及客观上的卓有成效有了更为深刻的直观认识。

先说德国，陈嵘也去了德国。陈嵘在他的学术作品里对德国因治山治水而带来的巨大成效给予了极大的褒奖。

欧美各国林业发轫最早者，厥为德国……德国壤地偏小，人口虫众多，然迄今竟能保存三千万英亩之森林，占全国总面积百分之二十七，其林相之优美，举世无与其匹。林木皆亭亭直立，枝干修整，阴翳匀密，入其中辄令人心旷神怡，有乐不思蜀之慨，于养成今日德国人热烈爱国心深有关系。至所产木材，不唯为土木建筑之需，且因制造工业发达，虽枝干小条，亦均利用于造纸及人造丝之原料。林产利用之途既广，林业益加兴盛，因林业之兴盛，制造原料亦愈见丰富，两者互为因果，而德国遂以产业发达鸣于世矣。

今世各国所推行之林业、林政、林学，靡不为德国人所创造，其渊源可溯至十二三世纪，数百年来继续奋斗，其苦干硬干穷干之精神，至足可佩，毋怪各国均奉为先进，资为楷模，故美国十七八世纪整理国内森林，日本在明治维新建设科学化林业，与英人之经营印度森林，其所需人才，莫不受德国人之教育而有所就者也。

陈嵘对德国人治山治水之评价，有一句话最为吸人眼球：“数百年来继续奋斗，其苦干硬干穷干之精神，至足可佩。”

研究目前能够见到的梁希文章，梁希对德国人治山治水的公开评价似乎不多，但却很中肯：“他们（德国人）生来爱森林，爱打猎，看不惯荒山。”言虽少，评价甚高。

再说欧洲其他国家，梁希对欧洲各国中治山治水评价最高的可能要数芬兰了。1939年，梁希这样评价芬兰：“例如芬兰，它的国家收入，全靠森林。”文字不多，含义极为丰富。

芬兰与瑞典、挪威，一向以高度重视林业闻名于世被称为北欧三国，其中芬兰的森林占国土面积72%（现为76%），瑞典的森林占国土面积56%（现为54%），挪威的森林占国土面积24%（现为21%），三国森林总面积为5000万公顷（略多于日本的4570万公顷），总蓄积量是40亿立方米。三国是世界上传统的木材产品出口国，出口量一直维持在世界木材总出口量的1/3.长期以来，在国家的出口总值中，木材所占比重芬兰为80%，瑞典为40%-50%，挪威为25%。

根据1920年到1925年前后的调查，当时三国的森林总蓄积量为31亿——32亿立方米，历经30-40年，木材的出口为三国赢得了大量的外汇，结果森林的总蓄积量不见减少，反而增加了8亿立方米。究其原因，在北欧三国，一是年砍伐量不超过年生产量，二是植树造林可以富国富民早已在国民中达成共识，所以，投身治山治水对于三国国民来说已是自我要求了。20世纪末期，中国的林业工作者前往北欧三国，无论在山区还是在平原，见不到裸露的泥土，树木草皮，举目皆是，所以即使大风陡起，空中也见不到灰尘。所以北欧三国就没有旱灾水灾一说，治山治水给北欧三国带来了无穷的财富和无尽的安全感。1956年梁希访问东欧的捷克斯洛伐克，该国的森林覆盖率远低于芬兰与瑞典，为31%。梁希给该国林业科学研究所的题辞就是：“你们的国家到处都是森林，没有水灾，没有旱灾，真是世界乐园。”

没有水灾没有旱灾的原因很清楚，森林在维护生态环境方面的价值远远超过它所提供的林业产品和林业副产品的价值。以芬兰为例，“芬兰森林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每年的价值达53亿马克，为其木材价值的3倍，美国科学家估计他们国家森林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为经济效益的9倍以上”。

有了在日本和德国的留学经历，梁希就始终有一个心结，要治山治水以改变祖国面貌。

富国利民思想是梁希重要的林业思想，这一思想与前述的治山治水思想都产生于留学海外期间。研究梁希，清晰可辨富国利民思想是梁希最终决定选择林产制造化学作为30多年研究大课题的主要原因。

林产制造化学，一门新兴的学科，由这门学科的知识作为理论骨架，撑起了一个崭新的工业门类，即林产化工，它能够让普通的林产物——有许多在山区被视之为废物，如树枝、树叶、树根，树实以及特殊树种的树皮和汁液——通过一定的化学处理，最后成为各界人士青睐的日用产品，这让梁希从中看到了一条富国利民的道路，于是，梁希做出了选择并坚持了大半生。

林产制造化学，简而言之，它是“以林产物为原料的制造化学”，展开一点讲，它是研究以森林主产物与副产物为原料，经过一系列化学加工方法，生产出各种林化产品的大学问。这门大学问如果掌握得法运用得法，是很可以富国利民的。

例如桐油。这是从名为油桐树的种子中采集出来的油。油桐树是中国的特产树，中国有14个省大面积种植油桐树，按1952年生产的桐油产量排序分别是：四川、湖南、湖北、广西、浙江、江西、贵州、福建、广东、河南。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之前，仅四川省一个万县，“当地直接和间接以桐油为生的人不下10多万人”。封建时期的中国，桐油的用途主要是涂饰房屋、舟车、家具、农具等。1516年，葡萄牙人航海到广州，以欧洲产品交换中国产品，桐油开始输往欧洲。1868年中国有桐油出口美国，但数量不多。以后，西方林产化工日渐兴旺，桐油的用途不断得到挖掘和提升，需求量与日俱增。到1878年，中国桐油出口已达40多万担，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出产桐油数量增长更快，到1930年已达70万担。1931年，中国四川桐油在加拿大世界油质比赛中位列特等，从此中国桐油在国际上名声大振。到了1937年，出口突破100万担，出口桐油价值8984万元，占全国各类商品出口总值的10.71%，与茶叶、生漆、丝绸、瓷器等同为传统出口产品，位列出口产品总值的首位。

桐油属于林业附属产品，由于当时的中国在国际上虽是大国却又是弱国，产品没有定价权，外商尤其是在中国需求最大的美商洋行操控了桐油价格，因而市场上价格的起伏波动极大。以1918年为例，该年4月，四川万县桐油价格为每担10.1两，5月传闻美国禁止桐油进口，万县桐油市价陡降至0.8两，价格下跌90%以上，后来又辟谣说消息不确，油价又大幅回升至每担10.5两。有人就借此牟取暴利，吃亏的当然是消息闭塞的山区农民。就当时的国民政府而言，由于国力疲弱，无力也无心发展民族工业，包括国际上新兴的林产化工工业，于是就把原本属于战略物资的桐油低价卖给国际上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经过一系列的林产化工处理，使之成为高科技产品，成为军事上的专用产品，如用于飞机、军舰、商船、潜艇外露部分的专用油漆，如专门用来制造电线包被、防毒衣、特效印刷油墨、杀虫剂、橡皮代用品、橡胶代用品等，再把这些产品高价卖回提供原料的中国。一来一去，中国受尽欺侮和剥削。假如中国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有发达的林化工业，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卖出“面粉”，完全可以直接卖出“蛋糕”。梁希穷尽半生精力关注和研究林化工业，其意正在于富国和利民，仅此一例，即可知梁希何以如此钟情林产制造化工了。

为了给中国已有的林化企业和未来的林化工业作必要的服务，梁希负责的中央林业实验所与梁希所在的中央大学森林系进行了长达几年的合作，完成了多项林化科研，其中有一项科研就是围绕桐油展开的。根据资料记载，成果如下：“桐油炼制和加工，经过多次试验，已能控制适当温度将生桐油炼制成熟桐油。成品色泽光亮，干得快，附着性强，优于市场出售的熟桐油。又以桐油为原料调制成各色油漆，其快干性胜过市场出售的商品油漆。以桐油代替亚麻仁油试制印刷油墨也获得初步收获。”梁希个人在桐油研究上投入了相当的热情。1934年，梁希与助手张楚宝进行桐油浸提试验，于当年12月发表了《几种油桐种子之油量分析》（与张楚宝合作发表）；1939年，他与助手周慧明进行桐油抽提试验，而后发表《中国14省油桐种子之分析》（与周慧明合作发表），文中分析了桐油的含油量、油的性质、蛋白质、灰分等（第一部分发表于1939年，第二部分发表于1941年）。晚年的时候，梁希撰文谈到当年的两项主要研究成果，其中有一项是桐油试验，语气里充满了自豪，他说“1935年做樟脑凝结器改良试验，使樟脑提取率比日本东京大学的凝结器提取率提高了10%-60%；做桐油浸提试验，可获取桐籽中桐油达99%，比旧法大大提高桐油得率。这些都说明了外国人能做到的事，中国人同样可以做到，并能超过他们”。

事实也证明，林产制造化学这门大学问如果掌握得法运用得法是可以富国利民的，新中国建国初期就有一批这样的例子。

第一例，五倍子。五倍子是五倍子树的叶子上长出的虫瘤，生成的原因在于一种蚜虫寄生在叶子的基部或翼叶上，叶细胞受到刺激，膨胀成瘤，即五倍子。每年的5月间虫瘤初发生时，不过粒米之大，到10月间成熟时，有的虫瘤大到直径两寸以上，虫群此时要破壁飞出了，乘虫群尚未飞出时，把五倍子采下，用火烤，或用温汤浸，把虫杀死，就可作单宁（栲胶）的材料。

五倍子主要产于中国，日本与印度也有，其产量既少且品质逊于中国。

五倍子在旧中国的用途，或作中药，但中药的用量不多，或作它用，如染料，但中国林产化工水平不够，于是大量的五倍子便销往美、英、法、德、日、意、荷等国，他们拿去作照相器材、蓝墨水、医药、铸铜印、电镀等工业原料。外国人在中国收购时将价格压得很低，让山区的农民几乎无利可图，所以贵州农民过去有两句伤心话：“倍子害我一辈子”、“作孽五倍子”。解放以后，中国的林产化工有了新的突破，五倍子有了新的用途，重庆大学两位教授徐僖、乐以伦组织了一个倍子塑料研究组，从五倍子里制焦棓酸，从谷糠里制糖醛，把糖醛与焦棓酸缩合而成塑料，经过一年多试验获得成功，在重庆正式建厂。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以林产物为原料制成塑料的工厂，消息传开，五倍子收购价格涨了10倍，山区农民欢欣鼓舞。

第二例，栓皮。栓皮，一名木塞，又名软木，它是一种树皮的木栓层，这种树皮的木栓层特别发达，用途广泛。这种树的名称叫栓皮栎，是一种落叶乔木，这一树种在葡萄牙国比较普遍，也是该国传统出口产品。栓皮栎长到十年以上，可以剥皮一次，以后每六年以上可以再剥一次皮。栓皮质轻而软，富于弹性，具有不传热、不导电、不透水、耐摩擦、隔音等性能，可以制软木地砖、软木地板、隔音板、各类木质瓶塞、软木纸、救生圈等。旧中国时期，栓皮每年进口千吨以上。根据资料，1927年进口1883吨，主要从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进口。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林业部派员调查，这才知道我国栓皮栎分布很广，主要产地有陕西、甘肃、河南、湖北、安徽、贵州、云南，次要产地有江西、广东、湖南、山东、福建、江苏、山西等省。以往由于中国没有林化工业，栓皮无人收购，现在栓皮有了销路，山区农民的生活因此有了改善，例如陕西省风县孟家滩村，每一劳动力由剥取栓皮而得的收益，几乎可以维持一年口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