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联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对抗
李静杰
早在19世纪中叶，当共产主义在欧洲还是个“幽灵”的时候，就引起欧洲“各种反动势力”的“神圣围剿”。这里的原因一目了然，因为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1]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并以专政的力量剥夺了剥削阶级的财产，消灭了资本家、地主和富农阶级。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第一次成功的实践。俄国共产党人在取得政权以后，还力图使俄国发生的革命烈火烧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并通过《告国际无产阶级的宣言》，号召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为“在各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苏维埃在各国的胜利而坚决奋斗”。从此，苏维埃俄国成了世界革命的根据地，莫斯科成了世界革命的指挥部。十月革命的胜利引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恐慌和仇视。后者曾对苏维埃俄国进行长达3年的武装干涉，企图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
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下建成的。苏联同资本主义世界互为“天敌”，双方都把消灭和取代对方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是苏联同资本主义世界对抗的历史渊源。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苏联主要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抗争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则是以其膨胀起来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展开激烈的角逐，争夺优势和霸权。
苏联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相对抗，时间长达近半个世纪，最后以苏联的失败而告终。苏联同资本主义世界对抗和争夺的历史波澜壮阔，内容极为广泛。但是，它们对抗和争夺的焦点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意识形态领域；第二，地缘政治领域；第三，军备竞赛领域。本文试图就这三个领域，从苏共执政的角度，通过对苏联同资本主义世界对抗的内在动力、指导思想、战略及其实践结果的分析，从中总结历史教训，获得启示。
一
对于苏联这样意识形态色彩极重的国家，要理解它同资本主义世界对抗的内在动因，首先必须了解作为执政党的苏共相关的理论基础。苏共关于资本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论，包含的内容很多，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还是关于“时代”的理论和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长期以来，这两大理论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
关于“时代”的理论。“时代”这个概念在苏共的政治辞典里占有特殊地位。它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特点的阶段。苏共认为，弄清所处时代的特征，即弄清世界主要政治力量对比、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和趋势，这是执政党制定战略和重大政策的前提和依据。
按照苏联传统的理论，十月革命标志世界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列宁对“时代”的内容曾作过这样的概括:“消灭资本主义和它的痕迹、实现共产主义的原则，构成现在已经开始的全世界历史新时代的内容。”[2]列宁关于时代的观点是建立在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世界革命形势估计的基础上。当时，他对世界革命的形势估计非常乐观。1918年，他曾断言，“西欧革命火焰的闪烁和爆发日益频繁，这就使我们相信国际工人革命的胜利为期不远了。”他还说，资本主义“现在不论它临死时挣扎怎么凶狠残暴，但是必然会很快地灭亡的。”[3]1919年3月，他在共产国际成立的大会上进一步指出:“不仅在东欧各国，而且在西欧各国，不仅在战败国，而且在战胜国（例如在英国），拥护苏维埃的运动广泛展开，这个运动无非是以建立无产阶级民主为目的的运动，这个运动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走向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的最大一步……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4]
后来，斯大林把十月革命开创的新“时代”概括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5]到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关于时代内容的界定就更加具体了。“现今时代是以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时代，是两种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帝国主义崩溃、殖民制度废除、越来越多的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时代。站在现今时代中心的是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主要成果——世界社会主义体系。”[6]可见，苏联历代领导人关于时代的理论，尽管提法有时有所不同，但是实质内容始终没变。这就是:现在的时代是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资本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的时代，是世界革命的时代。
“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是苏共同资本主义对抗、推动“世界革命”的重要理论基础。所谓“总危机”，是指资本主义危机不及席卷资本主义的经济领域，而且席卷了“国家制度、社会结构、政治、意识形态等资本主义关系的各个方面”。世界舞台上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这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的基础。苏共把资本主义总危机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标志。第二阶段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欧洲、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为标志。如果说第一阶段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同资本主义对抗的话，那么第二阶段则出现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20世纪50年代末，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瓦解，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尖锐化，这标志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
“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概念是斯大林1927年提出的。这一理论从一开始就同革命和战争联系在一起。斯大林在对1929年的资本主义大危机进行分析后指出，“第一、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在对内政策方面将从进一步法西斯化中寻找摆脱现状的出路……第二、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最后，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7]50年代初，在斯大林指导下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给资本主义总危机下了这样的定义:“资本主义总危机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面危机，其特征是战争和革命，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和成长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总危机包括资本主义的一切方面，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这种危机的基础，一方面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瓦解日益加剧，另一方面是已脱离资本主义的各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8]可见，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基础是斯大林奠定的。
几十年来，苏共领导一直坚持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直到1986年，即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后召开的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苏共仍然没有放弃这个武器。8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已经明显暴露，苏联在同资本主义的竞赛中已经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可是，这时苏共仍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在不断加深，并且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相联系。“资本主义总危机是指用革命手段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从内部分崩离析，越来越多的环节纷纷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斗争这样一个时期。”[9]可见，苏共几代领导人，“在资本主义总危机”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上，是前后一致、一脉相承的。
从以上的介绍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苏共关于“时代”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几十年一贯制，基本上没有变化；第二，苏共关于“时代”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是推动世界革命的理论，是同资本主义世界对抗和最终“埋葬”资本主义的理论；第三，如果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50年代中期，苏联关于“时代”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基本上符合世界现实的话，那么后来就越来越脱离世界现实了，因为这时无论是世界资本主义，还是世界社会主义，还是第三世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苏共关于“时代”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完全变成了理想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东西了。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对外政策，怎么能不出问题呢！
苏共领导尽管有时主观上也希望缓和或避免同美国的对抗，减轻来自国外的压力，以便集中精力和资源用于国内的建设，但是由于不能从教条主义理论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所以常常身不由己，前进几步，又退回原地。真乃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还应该指出，早在70年代甚至更早，苏联一些有识之士就已经看到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深刻变化，看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对“时代”、“资本主义总危机”等的理论表示怀疑。但是，在文化专制主义的制度下，一切同官方立场不一致的观点都被视为异端邪说，更谈不上会对苏共的高层决策产生影响了。
二
同前面的问题相联系，苏联在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方面，在理论上也有很大的失误。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什么程度才应该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呢？他们认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创造的财富了。”[10]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远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时，俄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了发展，但总体上来说，俄国还是一个农业国。[11]也就是说，十月革命的发生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并不一致。列宁也承认，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从“理论规定的那一端”开始的，即不是先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文化前提无产阶级才夺取国家政权，而是无产阶级先夺取国家政权，然后再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和文化前提。
列宁以他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根本性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提出了很多光辉的思想，对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列宁在这方面的思想是非常丰富和全面的。这里着重介绍列宁关于向资本主义学习的思想。列宁认为，既然俄国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那么无产阶级政党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过程中，应当利用一切可能，大胆而积极地借鉴和吸收全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其中包括资本主义一切有益的东西。在此，不妨把列宁这方面的观点作以下归纳。
（1）列宁把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提高到决定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高度。他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12]他还说，“我不记得任何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或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意见，曾经指出过这种具体的实际困难——这种困难是已经夺到政权的工人阶级在给自己提出任务的时候遇到的，它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把资本主义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历史上是我们必需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13]
（2）列宁特别强调，要把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任务同向资本主义学习的任务严格区分开来。他这样谆谆教导青年一代:“老一代人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那时的主要任务是批判资产阶级，激发群众对资产阶级的仇恨”，而青年一代的任务“就是要学习”，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他还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所有大大小小的途径，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通向无产阶级文化。”列宁还提出了脍炙人口的名言:“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14]
（3）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意。这反映在他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公式中:“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15]列宁以及其简单明了的公式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苏维埃政权加上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
应该承认，苏共从斯大林掌权一直到丧失政权的前夕，在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上，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政策方面，都背离了列宁上述的思想，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些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作为一对矛盾的对立简单化地引申为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对立和对抗。“两种体系的斗争，是世界上两种对立的社会体系，即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阶级斗争，是现今时代基本矛盾的反映。这种斗争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对立，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活组织本身的根本差异；这就排除了二者之间的调和。”[16]苏共甚至认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也是“国际舞台上两种对立社会体系斗争的形式之一”，是“在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展开的国际范围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17]
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关系简单地看做为不同阶级的关系，这在理论上是偏颇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当今世界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构成的。国家利益不仅仅反映的是哪一个特定阶级的利益，而且往往反映的是全民族的利益，特别是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国家安全和发展等核心利益问题，更是如此。对于公民个人来说，任何认同自己祖国的人（在一切国家都占绝对多数），他既是阶级的，同时也是民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都由工人阶级的政党领导，而且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都一样。按照把国家关系等同于阶级关系的观点，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应该是完全一致的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斗争直到对抗，从未间断过，甚至发生过严重的武装冲突。这从反面证明，把国家关系简单地视为阶级关系的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把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引申为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你死我活”和“谁战胜谁”的关系。既然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是不可调的关系，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那么二者之间最终只能是“你死我活”和“谁战胜谁”了。
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新旧事物的关系。作为新事物的社会主义与作为旧事物的资本主义的关系，既不是完全肯定，也不是完全否定的关系，而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扬弃关系。社会主义只是否定资本主义失去生命力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一切仍有生命力的东西，则加以改造和吸收，使其变成自己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发展的基础。新旧事物既有对立，也有统一。但是，对立并不等于对抗。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简单地看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是“你死我活”和“谁战胜谁”的关系，是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典型表现。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曾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显而易见，执政党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制定对外政策，不可能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冷战爆发以后，斯大林又从理论上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和对抗扩展到经济领域。根据他提出的“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的观点，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必要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而且连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互通有无的贸易也不需要了。[18]
第三，把丰富多彩的世界简单化地要么划归于社会主义，要么划归于资本主义，非白即黑。属于社会主义的，一切都好，完全肯定；属于资本主义的，一无是处，完全否定。更为严重的是，苏共把本来是社会主义的事物或者是属于全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当做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和否定。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长期以来，苏共一直担心，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会使国家主权受到侵害，会带来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所以，几十年来，苏联一直紧锁国门，拒绝对外开放，当然更谈不上像列宁所主张的那样，自觉地向资本主义学习了。这种政策的结果如何呢？结果是作茧自缚、自己削弱自己。到头来，苏共不仅不能保持自己的“纯洁性”，而且连执政党的地位也丢了。
三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苏维埃俄国成了世界各国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所景仰的革命圣地。上世纪30年代，苏联依靠其崭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俄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从而为在卫国战争中战胜不可一世的希特勒德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苏联经济的迅速发展，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辉煌胜利，再加上苏联对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声援和支持，使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苏联的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可以说，如果没有苏联的存在、没有苏联的支持，那么包括欧洲、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民主革命不可能取得成功；中国革命的胜利也许要向后拖延；古巴共产党人即使取得了政权，但是要站得住，也很困难；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不可能那样高涨，殖民体系也不可能那么迅速瓦解。所以说，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以及苏联对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支持，是20世纪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在苏联特殊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缺乏历史的辩证的认识，将其教条化和神圣化，并强求其他国家照搬照办。
苏共领导认为，在国外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即推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扩大自己国家利益和势力范围、巩固同资本主义世界对抗的阵地最可靠的保障。斯大林曾强调，“这次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同以往的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的军队所到的地方，决不可能不是这样。”[19]20世纪40年代后期，苏联为了巩固在东欧的地位，加强同美国在欧洲的争夺，在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大力推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为了扫除障碍，在苏联的指使下，在东欧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内开展了对所谓“铁托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清洗。一大批包括党政第一把手在内的主张建设社会主义要从本国国情出发、反对照搬苏联经验的领导人遭到了镇压和迫害。
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把任何改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企图，都视为是离经叛道，视为对苏联的威胁。1968年，捷克捷克斯洛伐克试图进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利用市场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遭到苏联出兵镇压。其后，苏联领导人公开宣称，如果哪个社会主义国家违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其实就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社会主义成果的丧失”。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就要向这个国家提供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一切援助”。这就是当时被中国所批判的“社会帝国主义”，被西方所称之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在苏联的控制下，东欧国家不能对其政治经济体制进行及时和必要改革，因此严重妨碍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使这些国家同相邻的西欧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东欧没有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在同西方资本主义的竞赛中遭到了失败。到80年代末，在西方的鼓动和支持下，东欧终于发生剧变。这些国家纷纷摆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倒向西方，“回归欧洲”。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带有浓厚的脱胎于沙皇俄国的印记。沙皇俄国的扩张主义、东正教的“救世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革命”理论相混合，构成苏联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
苏联同美国的对抗和争夺，从地区发展到全球。在第三世界，苏联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范围，对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发展中国家，大力兜售所谓“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不在提出什么样的理论概念，而是在于推行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按照苏联开出的药方，这些国家要“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积累，大力发展国营经济成分，把农业纳入合作化的轨道”。很明显，这实际上是要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其实，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还处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工人尚未形成独立的阶级，更不要说成为先进的政治力量了。在苏联的帮助和支持下，先后约有20个国家走上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践证明，那些接受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为发展方向的国家，不仅没有获得应有的发展，而且其中一些国家，如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在苏联解体前后，陷入长期动乱，甚至内战，成为典型的“失败国家”。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失败，大大削弱了苏联的“软实力”。苏联在世界的影响一落千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迫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压力，为了缓和同美国的关系，在第三世界采取大规模收缩战略，使苏联在这一广大地区几十年的努力和投入付之东流，前功尽弃。苏联同美国在“软实力”的较量中，彻底失败了。
四
苏联同美国的争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争夺地缘政治优势。
苏联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因此，在资本主义世界包围的情况下，在周边建立战略安全带和缓冲区，就成了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但是，苏联的战略安全带和缓冲区常常是建立在损害邻国利益的基础上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以后，苏联利用战争的机会，以“防止法西斯侵略”、“保卫苏联安全”、“恢复（沙俄的）历史权利”、“民族自决”等借口，对邻国采取蚕食和兼并的政策，从邻国割去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20]除了在土耳其、伊朗，由于这两个国家的坚决抵制和英美大国的坚决反对没能得逞外，所有的邻国都未能幸免于难。苏联是世界上国土最辽阔的国家，但是仍然对周边国家的领土进行蚕食和兼并。这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当西方殖民主义者在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压力下，纷纷放弃对前殖民地的统治的时候，苏联对邻国采取这样的政策，在世界大国中是绝无仅有的了。
1939~1940年，苏联为了给列宁格勒建立安全屏障，对芬兰发动3个月的“冬季战争”，占领芬兰大片领土。1945年苏联迫使中国政府同意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其理由也是为了苏联的安全。斯大林强调说，“所以要解决外蒙古问题，我们是为了国防的需要，因为日本人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切断赤塔地区的西伯利亚铁路，整个远东会落入日本人手里。”[21]
苏联蚕食和兼并邻国领土的做法，不仅损害了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为反苏反共势力提供口实，而且在同邻国的关系中埋下了长期的隐患。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仅没有为自己建立永久的安全屏障，相反却使自己四面树敌，更加不安全，在同美国的地缘政治争夺中，处于不利地位。
中国是苏联最大的邻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总理谈到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时，总是从雅尔达协定和苏联那时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说起。中苏关系破裂使苏联在中、美、苏大三角战略中处境孤立，陷入面临东西两线作战的险境。苏联为了同中国进行对抗，曾耗资2000亿卢布。[22]
1939年，苏联同希特勒德国签订秘密条约，瓜分波兰，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割去芬兰、罗马尼亚大片领土。希特勒对苏联发动进攻以后，受害的芬兰、罗马尼亚立即加入了反苏战争。1990年，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改革过程中，波罗的海三国率先从苏联分离出去，成为各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带头羊。
苏联的国家安全战略规定，要把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阻滞在别国领土上。欧洲是苏美争夺得的重点，所以战后苏联一直把最精锐的部队驻扎在东欧国家，把东欧作为同美国对抗的“前沿阵地”。与美国在西欧的军事存在不同，苏联常常把驻军作为控制和干涉东欧国家内政、推行“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工具。例如，1956年在匈牙利，195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曾直接使用武力；1956和1980年，两次对波兰进行武力威胁。
华约解散和苏联解体以后，东欧各国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纷纷倒向西方，加入欧盟与北约，寻求安全庇护，表现出同俄国人永不为伍、彻底分道扬镳的决心。现在，北约已经扩大到前苏联领土，逼近俄罗斯的边界。欧洲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发生如此戏剧性变化，究其历史根源，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苏联当年对邻国实行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
1979年年底，苏联利用美国尚未摆脱“越南战争综合征”，不敢向海外派兵的机会，悍然出兵占领邻国阿富汗，企图实现突破欧亚大陆软腹部、南下印度洋的战略目标。苏联的侵略引起阿富汗全民族的反抗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美国乘机插手，使苏联在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苏联在这场战争中，不仅消耗了大量资源，而且严重地挫伤了国威和士气。阿富汗战争成为超级大国苏联由兴盛走向衰弱的转折点。
五
军事实力是苏联作为超级大国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主要手段。所以，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至解体，一直同美国进行你追我赶、螺旋式上升的军备竞赛。
苏美军备竞赛是在双方经济实力非常悬殊的情况下展开的。在经济实力上，苏联一直落后于美国，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最好的年头，其国民生产总值也只相当于美国的50%。[23]但是，苏联利用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把大量资源和最优秀的人才用于军事方面，所以迅速缩短了同美国的差距。到60年代末，苏联在战略核武器方面就达到了同美国旗鼓相当的水平；进入70年代，战略导弹的数量就超过了美国。[24]在常规力量方面，苏联一直保持对美国的数量优势。
根据专家们计算，苏美只要拥有400枚一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就足可以把对方摧毁。[25]而苏美究竟制造了多少核武器呢？苏联制造的各类核弹头总数曾高达30700枚，其中战略核弹头10000枚；美国拥有32000枚，其中战略核弹头为14800枚。苏美不仅可以把对方毁灭多次，而且可以把全人类毁灭多次。这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超级军备竞赛”，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与此同时，人们也还看到，苏联和美国疯狂扩军备战，长期处于剑拔弩张、相互对峙的局面。但是，实际上，在军事战略上，苏美双方谁也没有主动进攻对方的实际计划，双方都是防御性的。
在苏联国家政治生活中，关于苏联的军费开支、军工综合体的数据资料，是绝对秘密。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包括苏共中央总书记在内的两三个人可以接触到，对其他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实行保密。直到20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始以后，这种情况才逐渐改变。
一般认为，苏联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13%，占国家预算的比重为45%～50%。即使在改革年代，例如1988年，在国家对科研和试验设计的拨款总额中，军事部门仍占4/5。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82%的军工企业，生活在军工综合体转产中心的居民约占俄罗斯居民总数的1/3。[26]
军备竞赛耗尽了大量的国家资源，导致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和经济结构的畸形。重工业，特别是同军事有关的机器制造业，始终摆在最优先的地位；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农业、轻工业以及其他民用工业严重落后。军备竞赛的负担越来越重，迫使苏联领导人寻找出路。“应当深入思考和权衡一下，加强国防潜力与同美国的军备竞赛的逻辑会把我们引向何方，因为近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军费开支的增长速度比国民收入快了50%～100%，甚至更多。它吞噬了以艰苦劳动和无情使用生产设备为代价换来的一切，这些设备已经老化，需要更新，机器制造和采掘部门尤其如此。这些领域内的落后意味着什么，就连对经济学一无所知的人也能明白。”[27]
苏联长期骑在军备竞赛这只老虎背上，既无勇气，也无可能对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进行改造，对指令性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超级军备竞赛”和国民经济军事化，归根到底是靠牺牲人民的消费、降低人民生活水平来维持的。从1960年到1974年14年内，苏联人均军费负担增长了2.06倍。苏联资源丰富，经济实力雄厚，本来有条件做到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但是，长期以来，苏联把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因此在资源分配的过程中，涉及人民生活的部门，只好按照“剩多少算多少”的原则来安排了。在一定的时期内，人民“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和“美好的明天”，能够忍受生活上的困难。但是这种忍耐是有限度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民的不满情绪像暴风一样发作，把苏共从执政的舞台上席卷下来。
苏联通过超级军备竞赛，拥有了可以把全世界消灭多次的武器装备，可谓空前的强大！可是这个超级大国没经受一枪一炮的袭击，却在一个早上自行瓦解了。这大概也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吧！可见，一个国家不管军事上多么强大，如果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依然是外强中干，是纸老虎。
六
苏联同美国对抗和争霸，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是20世纪人类社会发生的最重大历史事件之一。至于从中能够吸取什么样分历史教训，获得什么样的启示，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但是，仅从本文上面的叙述中来看，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作为观念形态的理论是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理论来源于客观存在，又对客观存在产生反作用。但是，理论无论多么正确，对客观存在有多么大的反作用，同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相比，它永远是第二性的。客观存在是在不断变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随着客观现实的变化而不断完善和更新自己，因而能够及时地反映新的客观现实，正确地回答客观新的现实提出的新问题。苏共失败的历史说明，马克思主义阵地之所以缩小和丧失，一方面，这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诋毁和篡改的结果，另一方面，这是更重要的，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苏共领导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僵硬的教条，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变异的结果。教条主义的理论完全脱离实际，不可能具有说服力和号召力，不可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苏共领导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在思想方法上，颠倒了存在和意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从而陷入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苏共丧失政权首先是从丧失思想上的先进性开始的。苏共失败的历史告诫人们，共产党人要保持自己的先进性，首先要保持思想上的先进性，要善于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从而保证自己在思想理论上始终与时俱进，走在时代的前面。
第二，不能使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化。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化”，是指制定政策不是从客观存在的、不断变化的现实出发，而是从某种固定的理论模式和教条出发；检验政策正确与否，不是以实践的结果为标准，而是以是否符合固定的理论模式和教条为标准。
此外，在处理国家关系时，不能搞意识形态大论战。意识形态论战常常涉及对方国家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合法性等问题，触及统治集团最敏感的神经。所以说，意识形态论战不是打笔墨官司，而是更高层次的政治斗争。历史经验证明，意识形态论战一旦展开，其后果不堪设想，无法收拾。
第三，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民族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的动力。世界近代史证明，苏共垮台的历史也证明:一个国家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落伍于时代，就要对外开放，直面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在竞争比较中，取众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唯我独尊、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最后只能导致自己的衰落和灭亡。
第四，一个国家不管多么强大，发展水平多么高，都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要试图以自己的形象塑造外部世界。别的国家和民族走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这是他们的权利，也是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解决的问题。尊重别国人民的自由选择，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即使是幸福，也不能强加于人。苏联向外输出革命，强加于人，结果失败了。美国向外输出民主，强加于人，迟早也要失败。苏联和美国的国际行为，既害别人，最终也害自己。
第五，大国、强国对其他相对弱小的国家，特别是自己周边的邻国，要行王道，不要行霸道。在国际关系走向民主化的今天，企图建立单方面的优势，谋取单方面的好处，迟早都是行不通的。不能像苏联那样，只顾自己的安全，不考虑别国的安全，因为这样做的结果，自己最终也没有安全。所以，自己安全了，也要让别人也得到安全。这就叫“相互安全”或“同等安全”。自己发展了、富裕了，也要考虑让别人也发展起来、富裕起来。这就叫“双赢”、“共赢”。目前中国奉行的“睦邻、安邻、富邻”政策是从当代世界的实际出发、在总结世界大国的兴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的政策。这是“王道”，是新时代最文明的政策。这种政策有利于邻国的安全和发展，因此受到邻国的欢迎。当然，这种政策归根到底也有利于中国自己。
第六，一个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发展和保持一定的军事力量，是完全应该的。而且，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科技的进步，军事力量的水平也要相应提高。但是，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卷入军备竞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越来越相互依赖；随着军事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战争的代价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一个政党执政的基础是否牢固，主要的不是依靠军事力量，而是依靠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所以，最重要的事情，还把国内的事办好，把经济搞好，把民主搞好，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从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执政基础牢固最可靠的保障。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苏联解体了，苏共垮台了。这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是坏事，但是同时也是好事。共产党人从这场历史悲剧中吸取教训，获得启示，一定会变得更加成熟、更富有智慧。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将会使自己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更加健康的发展大道。
（原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1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293页。
[2]《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4页。
[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82、581页。
[4]《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34页。
[5]《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页。
[6]［苏］阿·马·鲁缅采夫主编:《科学共产主义词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2页。
[7]《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22~223页。
[8]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83页。
[9]［苏］阿·马·鲁缅采夫主编:《科学共产主义词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6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11]例如，1917年，俄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2%，城市人口占18%（见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5页）。
[1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1页。
[1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2页。
[1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350页。
[15]《列宁文稿》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94页。
[16]［苏］阿·马·鲁缅采夫主编:《科学共产主义词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1页。
[17]同③，第70、72页。
[18]《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1~562页。
[19]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81页。
[20]本文是从苏联同邻国的关系的角度谈领土问题。其实，领土问题的历史情况比较复杂，例如，波罗的海三国、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等在历史上也曾划入过沙皇俄国版图，等等。
[21]1945年7月2日斯大林同“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宋子文第二次谈话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2，第322页。
[22]《苏联外交部长爱·谢瓦尔德纳泽在苏共二十八大上的报告》，［苏］《真理报》1990年7月5日。（当时1卢布＝1.6美元）。
[23]苏美双方使用的指标和统计方法各异，所以很难对双方的经济实力进行准确比较。按照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在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1975～1982年），国民收入也只为美国的67%。国内外有关专家普遍认为，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有水分。在改革年代及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学者普遍认为，苏联国民生产总值最高年份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
[24]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1987年苏联拥有的战略核武器发射装置共2480枚，核弹头10000枚，美国分别为2208枚和14800枚；根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公布的数字，苏联拥有的战略核武器发射装置共2547枚，核弹头9887枚，美国分别为1814枚和10174枚。见徐葵主编:《苏联概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0页。
[25]［苏］波格丹诺夫:《美国军事战略》，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
[26]［俄］专家研究所:《俄罗斯国防工业:转产和改造》，1996年俄文版，第7、8页。
[27]《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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