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利益格局对气候变化制度的影响

二、多元化利益格局对气候变化制度的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启动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以来，发达国家阵营与发展中国家阵营南北分立的基本格局便贯穿始终。在南北立场的基本格局下，关于不同时期或不同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部也都存在许多不同的利益集团，其关系复杂多变。围绕2012年后应对气候变化安排的国际气候谈判格局，依旧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欧盟、美国和“七十七国集团+中国”三股力量相互制衡，矛盾纵横交错。

就缔约国而言，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机制内，所有缔约方均有发言权，但各方的发言权重显然不是均等的。在公约机制外，所有国家以及非国家实体、企业及社会团体均有发言权，其权重也是根据实力进行排序的。不论公约内还是公约外，主要国家的国际地位在客观上起着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那些排放总量大、经济实力强、技术先进、有减排能力、潜力和压力的主要国家在世界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在气候变化谈判的进程中，通过公约内外机制，明确其利益诉求，主导国际气候进程。当前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谈判及各种倡议中，普遍强调气候问题，淡化发展问题;强调共同的责任，淡化有区别的责任;强调减缓气候变化，忽视适应气候变化;强调其他渠道，弱化公约和议定书主渠道;强调减排的市场机制，在资金和技术转让方面，口惠而实不至。

“在发达国家内部，欧美作为国际气候机制主要谈判方，在气候变化的认识、应对的方法、国际合作以及与发展中国家要求等诸方面立场相同。”^[46]在减排方法上双方都特别注重技术和交易体系;在目标方面都特别注重清洁能源和经济竞争力;在行为上都开始特别注重法律;在对发展中新兴大国具体减排施压方面又形成高度默契。与此同时，欧美气候变化问题话语权竞争也异常激烈，欧盟倡导温升控制2℃、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减半，认为人类活动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主张应尽早在全球范围内界定温室气体减限排目标，并通过各国履行定量的减排义务来实现使未来全球温室气体稳定在某一个浓度水平。而美国则把气候变化作为大国外交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注重自愿减排;认为人类活动未必是全球变暖的主因，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不鼓励在联合国框架下为各国制定约束性的减排指标，主张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少能耗，提高能源利用率，并开发使用替代能源。^[47]

而另一方面，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于气候变化和国际合作尚存疑虑，它们认为京都机制的排放指标分配不公平，特别是认为发达国家的减排指标与其对气候恶化造成的影响不符，故而对参与国际合作缺乏足够的信心。经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全球已批准的2000多个项目中，只有不足1/3(623个项目)获得减排量签发，这大大降低了CDM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预期可发挥的作用。^[48]

从目前的情况看，无论是现行国际气候制度的延续、发展还是突破，都必须经历大国之间讨论、谈判、妥协的艰难过程;否则，任何气候变化的协议都将不完整且在效力上大打折扣。事实上，这些缔约方左右着相关谈判的最终走向。由于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崛起态势日益明朗，经济实力壮大和国际话语权增强使得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发酵使得两大阵营气候谈判与以前不太一样。“对发达国家而言，拯救经济、减少失业是第一要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在经济发展中改善结构、提高效率成为关键。这样两者有了更多的契合之处，气候谈判过程中发达国家越来越意识到没有发展中国家合作，任何气候治理都不算成功，因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有所回应并频频主动接触，试图影响发展中国家政策立场。”^[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