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化社会利益格局下的多元利益诉求困局

四、三元化社会利益格局下的多元利益诉求困局

南海社会利益格局的典型性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南海的今天是否意味着中国未来的某种缩影，从而触发我们对一种新的理论框架进行尝试，促使我们走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范式和框架，超越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熟人社会与陌生人世界……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探讨南海的三元化特征社会利益格局，身份-权利-待遇的三个世界，熟人社会中的陌生人世界，以及更进一步，“熟人的陌生社会”与“陌生人的无序世界”，社会利益诉求的秩序化建设等。这一系列探讨本身就表明了“南海经验”中蕴涵着重大的理论启示和实践意义。

（一）三元化社会利益格局：南海社会现实的理论社会学意涵

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变迁是理解近现代甚至当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线索。这一过程始终贯穿于中国社会一系列重大问题之中，对中国社会的宏观结构与微观生活的演变造成深不可测的影响。也是通过这一过程，中国社会终于告别了传统意义上具有乡土性的一元化结构，进入了另一个演化进程。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1948）一书中曾对此作了阐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64]这个在中国乡土社会基层上、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的特殊社会，即非乡土性的城市社会。费孝通也许是对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最早论述者之一。在乡土社会与城市社会二元结构的理论前提下，可以建立一套范式和框架，对中国社会结构的二元化特点及其相互区隔给予描述与刻画。譬如，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熟人社会与陌生人世界、礼治与法治、习惯与契约、安土重迁与分化流动，等等。

然而，数十年的城市化过程，我国社会结构出现了未曾预料的深刻变化。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弱化，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在趋于瓦解，在城市与农村这两大结构性社会板块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个对于两者来说都是非此非彼、不城不乡的边缘地带。这一演变不仅大大超出了费孝通先生当年的思考，也超出了许多后来研究者的重新思考。当代中国学者努力开发自己的想象力，对这一现实情形基于解释，譬如“半乡土社会”、“新乡土社会”、“半熟人社会”，等等。截至目前，这些范式的解释力仍然十分有限。这个处在城市与农村二元板块之间的非此非彼、不城不乡的边缘带，30多年来对中国城乡社会两个结构体持续侵蚀，使得一个明显不同的第三板块赫然镶嵌于两者之间。这意味着，一种具有三元化特征的社会结构正在日益凸显，原有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必然逐渐式微。与此相应的是，费老最初用以刻画乡土社会与城市社会二元结构的范式和框架，在实际应用中面临的调整或修正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广东南海，由于户籍制度和农村集体经济合作制等体制性因素的作用，相对于中国的其他地区，这种具有三元化特征的社会结构也许更为突出。前面我们对南海区的户籍人口资料进行了分析，将南海区常住人口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本地农村户籍人口，二是本地城市户籍人口，三是外来人口。这三大群体构成的“三分天下”的人口格局，也意味着“三分天下”的利益格局。我们在面对这一明显的社会事实时，已不能沿用以往的分析方式，在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熟人社会与陌生人世界、礼治与法治、习惯与契约、安土重迁与分化流动等二元分析范式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排除式选择。显然，三元化特征的社会利益格局这一理论框架，不仅对于把握南海的实际困局、思考对策出路的现实途径是颇有助益的，对于理论社会学的基础性研究也具有显而易见的深远意义。

（二）“到农村去”：城市化过程的乡土诱惑

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化的成效突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3亿多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预计到“十二五”末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51％。与之相关的另一组数据也表明，2010年中国城镇化率是46.59％，而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这意味着有13.6％，即约1.2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不能享有城镇居民待遇。^[65]一些学者用“半城市化”来描述中国城市化的现状，认为半城市化现象是中国城市化质量不高的主要问题。与半城市化伴随的问题如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在城市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等，使得这部分人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然而，“半城市化”概念主要讨论的是外来农村人口在城市化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对于南海区，城市化困境不仅仅是外来（农村）人口面对的问题，对于本地城市户籍人口和本地农村户籍人口，也是一个异常沉重的问题。在广东南海，“城里人”经常觉得比“乡下人”委屈。农村户口对许多城里人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因为拥有一个农村户口意味着拥有了参与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分红的权利。农村户口与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将南海人划分为两类人：一类是有股份分红权利的“乡下人”，另一类是没有股份分红权利的“城里人”和“外来人”。在南海，股份分红权利是一项重要的“身份识别”标志，甚至娶媳妇、嫁人，都要先问问人家有没有分红。

这些年，广东南海农村集体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2011年南海村（组）两级经营资产达260亿元，可支配收入约50亿元。73.7万名拥有农村户籍的“乡下人”作为集体股份合作制的“体制内人”，都有参与股份分红的权利。换句话说，“城里人”和“外来人”则成为“体制外人”，没有参与股份分红的权利。值得关注的是，在大约256万常住人口中，这部分体制外的“另类”占了大多数。与城市化初期的趋势相反，现在的南海区出现了“到农村去”的潮流。据报道，当广大中国农村“城市化”浪潮汹涌澎湃之际，这里却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城里人”哭着喊着要“蜗居”到农村去。有数据显示，南海有些乡镇，这几年回迁人员数以万计。有的村户籍人口只有4000人，而实际人口超过6000人。^[66]

这种“到农村去”、“到保留农民身份的乡下去”的潮流，汇成了非常别致的南海“逆城市化”景观。对于实践领域的决策者固然是非常棘手的现象，对于学术领域的研究者也是始料不及的。从目前中国学术界的动态看，研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城市化过程中，外来农民工群体或农转非群体中出现的“不融入”或“半融入”问题。相关研究指出，一方面是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另一方面是进入城市的农民、农民工未能真正融入城市，两个方面形成了尖锐的对立。研究者认为，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进入城市的外来打工族，俗称“外来农民工”；另一类是本地农村户籍农民，由于经济发展、行政规划、城市扩展、征地等原因而转变为城市户籍，俗称“农转非”。这两个群体面临的共同问题是难以融入城市，与真正的城市市民存有很大差异。“外来农民工”所遇到的主要是“不融入”问题，而“农转非”遇到的则是“半融入”问题，即“市民地位滞后”现象。^[67]

不过，“逆城市化”有着与“半城市化”、“不融入”或“半融入”不同的含义。“半城市化”、“不融入”或“半融入”，主要是讨论和描述城市化的不足，仍属于城市化范畴；而“逆城市化”则不是城市化不足的问题，而是“拒城市化”、“反城市化”的问题，是农村对城市社会的抵抗，农民对市民身份的拒绝。“逆城市化”表明了城市化过程的逆反和倒转，这是中国甚至世界城市化史上几乎前所未有的局面。对“逆城市化”缺乏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也许是当前在城乡社会治理方面应对失策的重要原因。

（三）开放中的封闭：身份-权利-待遇的三个世界

南海“到农村去”风潮作为一种表象，反映了在现有社会身份、社会权利和社会待遇的制度区隔下，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形成的巨大落差，农民待遇相对而言优于市民待遇，从而激发了新的利益驱动力，促成了“逆城市化”、“拒城市化”、“反城市化”趋势。这一过程的社会身份、社会权利和社会待遇问题，正是与城市化相悖离的发展趋势的重要成因。对于“半城市化”、“不融入”或“半融入”现象，一定程度上尚可沿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范式寻求分析和解释。而“逆城市化”、“拒城市化”、“反城市化”现象则与之不同，非此即彼的排除式分析和解释已不再适用，需要从更为深入但可能更契合实际的研究视角出发。

在此，我们通过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即三元化利益格局下的多元社会利益诉求，对南海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进行分析和解释。通过这一视角可以看到，南海“三分天下”的人口格局集结了三大社会利益群体，这种三元化社会利益格局的特征凸显了南海社会利益的三个世界。围绕着社会身份、社会权利和社会待遇，利益相关的三方——本地农民、本地市民、外来流动人口，每天都在上演三个世界的故事，每天都在讲述新的情节。在利益相关三方之中，任意两方的组合都会构成不同的利益关系，在不同的利益焦点上表达自己的诉求、纠结和纷争。

第一，在本地农民与本地市民的双边利益中，土地制度、农村集体经济制度仍然是城乡社会差别的主因。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国家在城市和农村的土地、住房、计划生育等方面实行的不同政策，使国民的社会权利和义务体制形成了切分。虽然本地农民与本地市民都是同城户籍人口，但其社会身份、权利、待遇却显示出明显的差别，又因本地农民的社会待遇比本地市民更为优厚，农村焕发出的吸引力形成了“逆城市化”的人口流向。本地农民与本地市民同城不同待遇，身份-权利-待遇的城乡差别非常明显，这是造成本地人群体的利益破碎的重要成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8），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8）强调，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严格宅基地管理，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

基于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度，从农村集体经济这块巨大的“蛋糕”，衍生出农村集体经济合作制度、农民持股参与股份分红的权利。农民的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的责任田形成了社会福利上城乡居民的差别对待，牵涉到住房、就业、社会保障及其他多项公共服务政策。在城乡居民的差别对待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区别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本地农民与外来流动人口这两个群体的利益关系更为复杂。外来流动人口有不同的情况，其中一部分是流入本地的农村户籍人口，另一部分是流入本地的外地城镇人口。前一种情况是具有农村户籍的外来人口群体，由于不是本地农村户籍，其农民身份虽然相同，与本地农民同城生活但实际权利和待遇完全不同。后一种情况是市民身份的外来人口群体，法理上享有市民权利和待遇，但也由于不是本地城市户籍，与本地市民同城生活但实际权利和待遇也基本不同。在本地农民与外来人口的利益关系中，外来人口群体的两部分人受到的差别对待，既反映了身份-权利-待遇的农村分化和差别，也反映了身份-权利-待遇的城乡差别。

第三，本地市民与外来流动人口的利益关系，因外来流动人口的不同情况，主要为本地市民与外地农民、本地市民与外地市民间的关系。外地农民与本地市民相比，虽享有承包地、宅基地、计划生育指标等方面的待遇，但因异地谋生，这些农村优惠政策在南海没有实际优势；外地市民与本地市民相比，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都不能享有同城待遇。在本地市民与外来人口的利益关系中，外来人口群体的两部分人受到的差别对待，集中反映了身份-权利-待遇的城乡差别与地区差别。

除了上面所说的各种差别外，本地农民、本地市民、外来人口在政治参与、社会参与、社区参与（譬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方面的差别，也表现了身份-权利-待遇的三个世界。不仅如此，南海三个主要群体的身份-权利-待遇差别，造成了三个世界的利益区隔，使得三个群体固守现有的利益划分，围绕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展开竞争、博弈、冲突，这种情形反过来又加剧了三个世界的相互封闭和排斥，这就是在南海城市化过程各种阻碍现象中内含的权力和利益实质。显然，南海需要扭转这种情势，弱化与农村户籍和土地相联系的利益驱动力，包括承包地、宅基地、股份分红、计划生育指标，特别是要弱化股份分红产生的利益驱动力。所以，南海城市化必然是对目前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和优化配置过程，以促使现有身份-权利-待遇体系从隔离和排斥转向开放和包容。这一过程意味着不同群体的获益和增益，至少是将利益受损的人群尽可能降至最低，以此驱动更多的人主动、自愿地进入到城市居民的范畴。

（四）社会共同体的迷惘：熟人与陌生人的隔离

在所有变化中，也许社会共同体中的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体系的动态重组更为深刻。中国向来以农耕为业、农业立国著称，独特的“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乡土社会也由此而来，家庭、家族和宗族关系构成了社会关系的主要内容，稳定的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也为其提供了屏障，这些都构成了“人情社会”、“礼治社会”、“伦理本位社会”的根基，在“熟人社会”基础上形成了社会共同体的治理方式和生活秩序。然而，几十年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规模性和高速率的社会流动，对上述传统的社会常态带来了严重的冲击。相关研究表明，目前，我国人户分离现象已十分普遍。六普数据显示，全国2010年人户不一致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26138万人，这就是说，有近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在流动。^[68]显然，社会共同体及其社会关系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彻底动摇了传统的治理方式和生活秩序。

这种变化在社会共同体方面的反映是形成了“熟人社会”与“陌生人世界”这两个相互联系但又迥异不同的侧面。在中国学术界，学者们对社会共同体这两个侧面的关系亦有不同的观点。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视角，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被视为“熟人社会”与“陌生人世界”，作为截然不同的、区隔分明的两个世界，分别处在二元化的两端极点之上。反之，如果采用我们从南海实地观察形成的三元化特征的社会利益格局，则显示出“熟人社会”与“陌生人世界”间的复杂关系，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不再是截然分离、非此即彼的两个极点。南海的人口格局和利益格局给我们的重要提示在于，这个市场经济推动下产生的“陌生人世界”，并不是在本地“熟人社会”之外独立存在的一个社会世界，而是产生并存在于本地“熟人社会”内部。由于现有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封闭性和隔离性，“陌生人世界”不得不寄存在本地“熟人社会”中，而且自我运行甚至自生自灭，从而与本地“熟人社会”结成了既彼此依赖又相互排斥、既需要合作共生又存在利害冲突的奇特关系。

这一现实情况并非南海独有，在整个广东省和沿海地区都非常普遍。外地人组成了一个新的“陌生人世界”，本地人仍然固守着自己的“熟人社会”，对于本地人来说，大量陌生人的到来引起了很复杂的心理感受。一方面，他们十分清楚，在外来人口涌入的同时，也带进来了各种经济和社会资源，激活了当地要素市场、技术市场和消费市场，创造了更多的服务需求和就业机会。本地人非常明白，如果失去了这个“陌生人世界”，几乎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巨大的经济收益，现有的土地经济和地租经济将难以为继，整个沿海的出口型经济模式将濒临崩溃，农村集体经济收入的增加、股份分红总额的逐年上升、农户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一切都将成为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这些陌生人组成的世界像一个异物，它也有自己的期待和诉求，常常释放出异己的张力，虽然与“熟人社会”同处一座城市，但同城不同权，户籍歧视、身份歧视、地域歧视、权利歧视，所以这个流动的谋生群体、外来打工群体，主要被视为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对象，而不是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对象。在这种异地谋生、寄人篱下的处境中，难以想象外来人能够像本地人那样依恋南海，愿意为之付出情感、承担责任、履行义务。由于这种情感与责任、权利与义务、行动与秩序方面的严重缺失，对于本地人而言，外来人带来了一个“陌生人的无序世界”，对“熟人社会”常常造成强烈的扰动。于是在本地人眼中，这些陌生人缺之则不可，久处又生厌，说是“爱恨交织”亦不为过。

事实上，“熟人社会”与生在其中的“陌生人世界”同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之中，两者也懂得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道理。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一时间市场萧索、企业倒闭，外来工纷纷撤离当地，政府官员和群众欷歔送别。每年春节之际，外来工返乡探亲，沿途设有临时服务点，或提水送餐，或解决其他急需，殷殷之情也自在其中。尽管如此，这两个社会世界并未建立起沟通和理解对方的意愿，也缺乏彼此接纳和相互包容的内在需要，双方更多的是误解和戒心，对方行为的小失误常常会导致大范围的对立和冲突。近年来，中国沿海地区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许多是同一社会共同体中两个世界之间发生的冲突。2012年6月26日，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发生的川渝籍民工骚乱事件很有典型性。

2012年6月26日，广东中山市沙溪镇发生大规模骚乱。网络消息显示，当地出现砸毁车辆、打砸商店的现象。事情起因是6月25日，一名沙溪当地小学生与一名重庆籍少年发生争执，遭到对方殴打。此后当地龙山村治安队员将重庆籍少年制服，双方冲突过程中少年脸部受伤。此后现场聚集了300多名“滋事”民众，有人向龙山村委会投掷石块，沙溪政府调集警力维持秩序。6月26日又有民众聚集于沙溪镇政府，当地官方再次出动警察应对。从网民上传的图片和视频资料可见，6月26日上街抗议的民众至少有数千人之多，许多画面上出现汽车被推翻烧毁，街边店家遭到打砸的场面。官方不但派出大量警察拦截路口，而且还有整车队的武警进驻当地，试图平息事态。^[69]

在广东等沿海省份的许多城市里，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人数众多，甚至超过本地居民，可以看到一个荒唐的现象，当地政府只对少部分有本地户口的居民负责，其中涉及学校、医疗、结婚等行政事务。人数占多数的外来工既没有组织也没有本地户口，没有对他们负责的政府组织，也没有类似西方国家的那种民意代表，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的状态，很多日常问题不能及时解决。普遍存在的地域歧视现象也在当前的乡镇治理模式下更加严重。

外来工群体性事件在引起社会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了关于制度和体制的反思。据2011年9月广东佛山市总工会的调查数据，企图通过群体性事件维权的人高达45.43％，认为“事情闹大了就会解决”的人有16.34％。该调查还显示，外来工虽维权意识增强，但选择维权的路径却十分有限。因此，同乡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非公企业中，工会干部维权不到位，甚至不敢维权，是工会维权职能难以发挥的瓶颈。对于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容忍正常渠道失灵，直到最后出大事了，才迅速解决。可以说，正是体制内维权渠道缺失或不畅，才导致了群体性事件不断、企图通过群体性事件维权的人越来越多、认为“事情闹大了就会解决”的人越来越多。^[70]

对制度和体制的反思固然十分必要，对理论分析框架的反思也越来越紧迫。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思维定式下，所见的是“熟人社会”与“陌生人世界”两个不同的社会世界，忽视了“陌生人世界”生长在“熟人社会”的夹缝中，两者已经形成了胶着共生的态势，共同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板块。也因如此，“熟人”对“陌生人”的漠视和排斥被当成了一种常态，身份-权利-待遇的同城歧视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默许，这种心态削弱了在同一社会共同体中生活的人们的观察力和反应力。因此，首先需要治疗的是理论框架和思维定式，也包括歧视性的制度和体制本身，这是从根本上抹平身份-权利-待遇的社会差别的前提。

（五）“熟人社会”的裂变：乡村基层选举与竞选冲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基层民主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20世纪80年代，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开始直接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自1987年试行，1988年选举运作开始，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逐渐推行。20世纪90年代，乡镇党政领导的公推公选开始试点。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订正式颁布。自此，具有法律意义、体现现代法治精神的一人一票的选举正式进入中国的乡村社会，以村庄为基础的村民自治的格局正在形成。2007年，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地将发展基层民主当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并且决定要重点推进。报告用整整一节的篇幅对发展基层民主作了专门论述，表明基层民主仍将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领域之一。^[71]

与此同时，基层民主在实践中也遇到了诸多实际问题，如基层社会的党政关系、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关系、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公民的民主与法治意识，基层选举中的贿选和宗族势力影响，等等。其中，一人一票的村级直选成为村民自治甚至涉及整个农村社会治理改革的“焦点性事件”。相关研究指出，中国的农民每三年直接选一次自己的当家人。这种从前没有过的选举的确“惹是生非”，在中国大大小小的村落演出了许许多多政治的、社会的和家族的活剧。这一新的民主程序的导入，必然涉及选举与治理中的乡镇权力、宗族及社会关系，现行选举运作的机制及农村民众对法律精神的领会程度；同时在客观上，它也必然涉及自20世纪以来国家权力下沉后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治理关系及相关的制度安排。^[72]

基层民主、村级直选、一人一票等西式民主程序的引入，在中国农村形成了一种非乡非城、不东不西的选举文化，对中国农村乡土性的熟人社会、家族宗族势力、民俗习惯、乡约村规带来了复杂的冲击，也与体现国家权力体制的乡镇机构、基层党组织等产生了极大的碰撞，这一过程既激发了村庄精英的竞选激情和村民的参与热情，也在基层社会造成了意想不到的社会矛盾甚至对立。研究者们对于怎样看待和评价中国乡村的这种现象，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在有一点上却表现出了相当的共识，鲜有研究者表示怀疑，这就是乡村基层选举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在南海，农村基层选举也产生了引人侧目的后果。譬如，农村换届选举过程的高昂成本；受利益驱动，部分地方农村选举出现了宗族势力拉帮结派等现象。每次村组换届，区镇均要耗费大量的人、财、物来组织、指导和监督选举工作，仅2008年换届选举全区投入经费就超过5000万元。^[73]然而，社会成本是更为高昂的成本。利益纷争往往通过选举爆发，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一个重大隐患。随着农村换届选举的深入推进，个别村民反映换届选举过程中存在贿选、舞弊等问题，要求重选、改选。另外，也有个别村民认为“两委”会制度的选举办法有失公平，要求重新制订。^[74]

村庄选举过程的激烈竞争，往往超乎人们的想象。集体经济资源越丰富的村庄，竞选也越激烈。从南海区实地调研结果看，与集体经济力量相对薄弱的村庄相比较，富裕村庄的村民参与选举的意识更强。如桂城街道，规模庞大的集体经济是南海区很有名的。在2011年的村级直选中，桂城街道辖区的某村竞选激烈，几次选举都未能选出村小组长。至我们实地调查结束时，这一情况仍未出现改变的迹象。与此不同，里水镇里水社区的选举则显得风平浪静，社区管理人员表示，该社区很少发生上访、纠纷现象。这与里水社区的集体经济规模相对较小有直接的关系。在激烈竞选的同时，选举过程中的贿选和拉票现象十分普遍，而竞选也往往以富人治村告终。狮山镇白沙桥社区的村民说，越是钱多的人越参与竞选，竞选过程中的贿选和拉票现象也越普遍。

竞选造成的村庄内部关系和社会结构裂变，是农村基层选举始料不及的另一个后果。村民和乡镇干部认为，许多矛盾是在选举中凸现出来的，频繁选举是村庄内部矛盾发作频率趋高的重要原因。据了解，南海上一轮农村基层选举产生的领导班子，三年工作期间有两年在选举，一年党组织换届，另一年村级班子换届，只有一年不选举。在狮山镇白沙桥社区，两个村发生罢选，村民的说法是选一次对立一次，越选矛盾越多。里水镇一些村（居）领导表示，农民的选举意识很强，村里各派系竞争激烈，每多一次选举就多一次竞争，带来了个别村的不稳定。九江镇一些村（居）领导表示，在竞选过程中，不仅村民之间形成了不同的派系竞争，一个家族甚至家庭也分成了不同派系，有的家庭还不止父子两派。^[75]这些情况表明，村庄竞选的激烈程度与选举期间社会矛盾的高发频发存在正相关关系。各种可能有用的关系、资源和方式都被动员起来，也在激烈的竞选中加入了更多的对立因素，使农村基层的社会结构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尖锐对立。经过这一过程，人们的信任、互惠、守望相助的信念不在了，村庄的“熟人社会”保留着形式上的空壳，实质上已是“熟人的陌生社会”。

客观地说，选举过程的利益博弈和冲突对农村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在南海，农村党组织、自治组织和经济组织这三驾马车的体制混淆、政经混合、经济组织侵权越位现象严重，成为村“两委”选举的实际争夺对象，谁掌握了村里的行政权，谁就掌握了村集体的经济权，异化了村民自治，弱化了社会服务职能。同时，南海在全区推行股份制以来，高利益的分配使经济组织内部利益矛盾愈发突出，利益争夺日趋白热化，各种利益群体为分配问题而展开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博弈。^[76]我们在南海实地调查期间，各镇（街）几乎都可以听到村级直选中的奇闻异事。九江镇一些村（居）的村民和干部说：“农村选举暴露出了很多经营上的矛盾，影响了农村稳定，我们的核心村有两个小组，上一届没有选出小组组长，第二届依旧未选出。我们想方设法去解决，由政府部门人员上去解决，但解决方法还是找不到。矛盾主要来自三层人，各层之间都存在矛盾。在过去10年甚至20年的时间里，把那些问题搬出来，但都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谁都有理，其实这是人斗人问题。”^[77]

这一过程中凸显的农村社会治理问题日趋严峻。在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伴随着农村社会的利益分化，“利益绝对至上”似乎成为一种信条，这种状况下的“熟人社会”难以再现以往的共识。在我们调研过程中，有人说：“这几年，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而农民认为，建设和谐社会，你不动我就和谐。我想做什么你就让我做什么，我要什么你就给什么，这就是和谐。农民把法治这部分给忽略掉了，所以矛盾越来越大，现在的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都不提法治，其实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是法治。电视、报纸等涉及的都是偏向农民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而涉及法治方面的就少了。所以这几年我觉得设计的司法门路过宽，谁都可以打，你判我输不行，只能判我赢，否则就去闹。”^[78]在农村社会治理的困境中，也许最为突出的是治理资源的严重流失。在激烈的竞选过程中，对基层治理能够发挥作用的各种传统资源——家族宗族势力、村庄精英权威、道德伦理、民俗习惯、乡约村规等，被一点点地消耗掉，最终流失了。甚至乡镇政府和基层党组织乃至政府的政策和法规、公安司法部门、国家宪法和法律（农民称为“大法”）的权威性，也常常受到公然挑战，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无权威化、无政府化现象已经相当普遍了。

显然，现阶段中国农村基层选举体现了一种低水平、低品质的民主。如果仍按目前的路径和方式持续下去，是否能产生人们所期待的民主制度，是值得怀疑的。问题在于，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治理的传统资源被一一废掉的同时，农村社会的纷争和无序越来越严重，但实现治理的新资源是什么、怎样使其发挥功能，政学两界至今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这样，在低水平、低品质的基层民主与农村利益纷争和社会失序之间，形成了相互反馈、恶性助长的怪圈。在南海实地调查过程中，我们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农村基层选举应当有一个新的思路，能够使农村的这种矛盾逐渐化解，别按着死胡同走下去，越走越激烈。按照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社会秩序和公共权威是实施民主政治的前提：“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79]

事实上，乡村治理资源的流失、公共权威合法性的动摇、社会利益博弈的失范失序，也摧毁了基层民主赖以运行的社会基础。因此，面对转变过程的中国农村及其复杂的社会现实，基层民主的推进需要力避各种单面单维的极端性，采取整体性、综合性、全息性的思路。在一定时期中，在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熟人社会与陌生人世界、礼治与法治、伦理与法理等不同资源之间，不是简单地选择一方而废弃另一方，而是使其形成某种整合与互补。也许在现今农村“熟人的陌生社会”中，这样更有助于利益纷争的缓和、社会矛盾的平息，以形成基层民主必要的秩序前提。

【注释】

[1]郑杭生：《总论：走向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资源配置格局——新中国60年社会发展与建设成就》，参见郑杭生等：《学界回眸：新中国60年的社会发展与建设》，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英］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第88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3]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视野下的社会矛盾》，载《探索与争鸣》，2006（10）。

[4]《专家建言中国如何从经济大国转变为经济强国》，新华网，2010-09-21，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9/27/c_12610314.htm。

[5]费孝通：《乡土中国》，第3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6]目前，我国人户分离现象已十分普遍。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六普）数据显示，全国2010年人户不一致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26138万人，这就是说近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在流动。参见乔晓春：《中国人口布局的现实特征与未来展望：来自六普数据的分析》，载《甘肃社会科学》，2011（4）。

[7]［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经济与政治起源》，第62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8]李有发：《专家谈当前中国社会心态演变趋向：哪些问题需深切关注》，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6/07/c_12188648.htm。

[9]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视野下的社会矛盾》，载《探索与争鸣》，2006（10）；杨敏：《以治理化解矛盾 以治理成就和谐》，载《中国教育报》（理论版），2007年3月20日。

[10]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参见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16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11]鲁宁：《让新阶层成为和谐社会建设性力》，载《东方早报》，2008年3月10日。

[1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24～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3]［英］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第70、7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4]［英］T.H.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等：《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第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15]［英］T.H.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等：《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第27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16]贺雪峰：《乡村的去政治化及其后果》，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17]李路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革：从“决定性”到“交易性”》，载《社会》，2008（3）。

[18]［英］布赖恩·特纳，《社会理论指南》（第2版），第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9]［英］布赖恩·特纳，《社会理论指南》（第2版），第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0]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视野下的社会矛盾》，载《探索与争鸣》，2006（10）。

[21]南海区解决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权益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大沥镇颜峰村丹邱村民小组部分村民聚集镇政府的情况报告》，2009年7月3日。

[22]狮山镇综治信访维稳办：《狮山镇信访维稳工作和治安管理情况汇报》，2011年12月2日。

[23]狮山镇综治信访维稳办：《狮山镇信访维稳工作和治安管理情况汇报》，2011年12月2日。

[24]西樵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综治信访维稳办关于开展创新社会管理调研材料》，2011年12月。

[25]西樵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综治信访维稳办关于开展创新社会管理调研材料》，2011年12月。

[26]西樵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综治信访维稳办关于开展创新社会管理调研材料》，2011年12月。

[27]鲍世行主编：《城市规划新概念新方法》，第14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93。

[28]毛其智：《中国城市发展趋势的若干思考》，“城市中国国际论坛”上的发言，2009年6月16日，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90616/10476354812.shtml。

[29]潘家华，魏后凯：《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3》，第1～3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0]《社科院称城镇人口今年将首超农村》，人民网，2011年12月20日，http://qh.people.com.cn/BIG5/n/2011/1220/c183411-16617926.html。

[31]于猛：《城镇化率不是越高越好》载《人民日报》，2011年4月11日；张敏：《我国城镇化率虚高10个百分点》，http://www.sina.com.cn，2010年7月30日。

[32]王军：《数据显示我国土地城市化远超人口城市化》，载《瞭望新闻周刊》，2012年1月2日。

[33]李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半融入”与“不融入”》，载《河北学刊》，2011（5）。

[34]《广东南海农村综合体制改革 城里人哭着喊着要去农村》，载《中国青年报》，2012年3月8日。

[35]《广东南海农村综合体制改革 城里人哭着喊着要去农村》，载《中国青年报》，2012年3月8日，略有改动。

[36]《广东南海农村综合体制改革 城里人哭着喊着要去农村》，载《中国青年报》，2012年3月8日，略有改动。

[37]参见《数据显示我国1.28亿生活在城镇民众无城镇户口》，载《中国青年报》，2011年12月4日；陆学艺等主编：《社会蓝皮书：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8]《广东南海农村综合体制改革 城里人哭着喊着要去农村》，载《中国青年报》，2012年3月8日。

[39]《广东佛山南海推行农村政改 探索政经分离》，载《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11月8日。

[40]［英］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第1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1]［英］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第1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2]［英］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第1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3]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丛书总序）（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第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44]参见《南海区1997—2010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45]参见《南海区1997—2010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46]赵洲：《农地权利制度的和谐发展及其司法保障——基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语境》，载《西南政府大学学报》，2009（1）。

[47]三联生活周刊：《乌坎村土地纠纷与宗族之争》，http://news.sina.com.cn/c/sd/2011-12-22/181923678190.shtml。

[48]《广东湛江数十村民上访返回途中遭围殴 1死4重伤》，四川新闻网2012年6月26日，http://china.newssc.org/system/2012/06/26/013557482.shtml。

[49]资料来源：2011年南海区信访局调研材料。

[50]资料来源：《罗村街道创新社会管理调研材料——综治信访维稳方面》，2011年12月。

[51]资料来源：《狮山镇信访维稳工作和治安管理情况汇报》，2011年12月。

[52]叶国文：《土地政策的政治逻辑——农民、政权与中国现代化》，第24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53]叶国文：《土地政策的政治逻辑——农民、政权与中国现代化》，第24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54]贺雪峰：《乡村的去政治化及其后果》，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55]《广东南海新探索：农村土地股份固化分红》，载《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12月29日，略有改动。

[56]《广东佛山南海推行农村政改 探索政经分离》，载《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11月8日。

[57]参见《2010年度南海区农村经济基本情况》。

[58]《广东南海农村综合体制改革 城里人哭着喊着要去农村》，载《中国青年报》，2012年3月8日。

[59]《广东佛山南海推行农村政改 探索政经分离》，载《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11月8日。

[60]《广东佛山南海推行农村政改 探索政经分离》，载《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11月8日。

[61]《广东佛山南海推行农村政改 探索政经分离》，载《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11月8日。

[62]资料来源：2011年南海区信访局调研材料。

[63]《广东佛山南海推行农村政改 探索政经分离》，载《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11月8日。

[64]费孝通：《乡土中国》，参见《费孝通全集》第5卷，第316页，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65]《数据显示我国1.28亿生活在城镇民众无城镇户口》，载《中国青年报》，2011年12月4日。

[66]《广东南海农村综合体制改革 城里人哭着喊着要去农村》，载《中国青年报》，2012年3月8日。

[67]李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半融入”与“不融入”》，载《河北学刊》，2011（5）。

[68]乔晓春：《中国人口布局的现实特征与未来展望：来自六普数据的分析》，载《甘肃社会科学》，2011（4）。

[69]《德媒：广东中山沙溪川渝籍民工骚乱 官方出动大批警力》，欧洲华人在线，2012年6月28日，http://www.qjz.com.cn/2012/china_0628/19283.html。

[70]《佛山调查显示：望通过群体性事件维权的人高达45％》，载《南方日报》，2011年9月7日。

[71]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俞可平：《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72]刘亚伟、马来：《不断走向深入的乡村治理与公共权力选举》，“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与选举观察研究丛书”总序，第2～3页，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

[73]中共佛山市南海区委员会：《佛山市南海区村改居工作情况汇报》，2011年4月15日。

[74]资料来源：2011年南海区信访局调研材料。

[75]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南海区调研组：《佛山市南海区创新社会管理新探索实地调研座谈纪要》（杨敏整理）。地点：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九江镇里水镇、狮山镇。时间：2011年11月29日至12月2日。

[76]《广东佛山南海推行农村政改 探索政经分离》，载《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11月8日。

[77]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南海区调研组：《佛山市南海区创新社会管理新探索实地调研座谈纪要》（杨敏整理）。地点：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九江镇里水镇、狮山镇。时间：2011年11月29日至12月2日。

[78]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南海区调研组：《佛山市南海区创新社会管理新探索实地调研座谈纪要》（杨敏整理）。地点：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九江镇里水镇、狮山镇。时间：2011年11月29日至12月2日。

[79]［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