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时期的缺陷

2.5.2　三线建设时期的缺陷

三线建设是乌江流域大规模开发建设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但是受到三线建设自身的不足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三线建设时期乌江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的缺陷也很明显。

三线建设中的一些项目由于过分强调战备需要，在选址布局上片面强调了“山、散、洞”的方针，没有充分考虑到与地方产业链的协调分工，忽略了大规模投资建设的经济效益。在计划经济时代，工厂只管生产量，厂里生产多少台，国家就要多少台，生产与消费不存在市场接轨问题，涪陵柴油机厂的建设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外，选址的时候，只考虑到要隐秘，却没有想到，交通不便会成为三线企业发展的致命伤之一，且在当时交通建设极为落后的情况下，产品如何从山区运输出又是另一大难题：涪陵柴油机厂生产的最小的船用柴油机就有30多吨，却只能放在平板车上通过乌江边上的山路运出。

另外，三线建设要求很急，建设进程很快，一些项目未经充分论证就仓促上马，边设计边施工，造成了巨大浪费。重庆永进厂（现重庆齿轮箱有限公司）的案例就非常典型^[51]。

各工矿企业的“嵌入式”建设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地经济与文化“二元结构”并存的现象。许多新建、迁入的工矿企业各自为政，与乌江流域的城镇、乡村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改革开放后，三线国防科技工业实行军民结合方针，大力发展了民用产品的生产。一大批军工企业纷纷进行改制、转轨，产品也开始从过去的军用产品转向民用产品。但三线建设时期建设的布局散乱，与地方城乡关系不协调，导致了后来工业布局调整及城市发展、城市功能转换等方面的难度较大。

三线建设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城乡建设受到严重的干扰。城镇规划被斥为“框框”，原来编制的城市规划大多被带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被否定。比如贵阳于1972年和1975年分别两次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均未能报审，“需要就是规划”的论点泛滥一时。市政建设被扣上“扩大城乡差别”的帽子而被停建或缓建，古建筑和园林绿化被视为“封资修”而砸烂取缔。生活建筑标准过低，私有住房被挤占。很多工矿布局分散，远离交通干线，不依托原有城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贵州组织关于城市建设的调查结果表明：贵州城镇普遍存在着严重的住房难、用水难、行路难等情况，基础设施大量“欠账”^[52]。

与前两个大开发的时期相比较，三线建设时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资金与技术投入型大开发，更强烈地表达了中央对战略大后方建设的整体重视，人居环境面貌的改变程度比前两个大开发时期都为明显。对三线建设时期人居环境建设的总结，为改革开放后的人居环境建设积累了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