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社会科学》的探索与追求

民族发展：《甘肃社会科学》的探索与追求

赵利生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省区，且在整个中国民族关系与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民族问题一直受到甘肃学界的关注，也是《甘肃社会科学》创刊以来关注的重要问题。笔者翻阅《甘肃社会科学》，其研究涉及民族问题的方方面面，且有自己的一些选题与研究特色及整体构想。研究总体有一个从重视历史，到关注现实，历史与现实并重的发展过程。笔者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民族社会学研究，且在《甘肃社会科学》上发表过有关民族发展与学科理论方面的论文，在此，仅就专业兴趣，对《甘肃社会科学》有关民族发展的论文与研究加以述评。

一

众所周知，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在历史上就明显落后于汉族地区。他们多居于大江、大河上游，大山、高原、沙漠、戈壁、裸岩、冰川、永久性积雪区等构成了少数民族复杂的区域环境与脆弱、狭小的生存空间，部分地区甚至缺乏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开发难度大，开发成本高。进入近代以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也是从东部开始，向西部推进的，而少数民族又多居于西部地区，现代化起步就比东部和汉族地区晚。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东部和汉族地区，其发展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畸形分布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近代工业发展几乎是一片空白。1949年，少数民族地区工业总产值仅5.4亿元，农牧业仍是中国民族地区的主要产业，发展缓慢且发展极不平衡，一些地区仍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状态。部分地区铁制农具尚未得到使用，水利设施更是缺乏。交通、邮电、通讯事业也十分落后，运输主要靠兽驮人背，汽车和公路极少，许多人没有见过汽车和电话，西藏没有一公里公路^①。整个民族地区处于极端封闭状态，一些地区甚至基本处于与世隔绝状态，传统的一切仍按照固有的规律循环着，现代化的梦想几乎与这些地区无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映在政治制度上，民主改革前的少数民族地区多种社会形态并存，从封建地主所有制、封建领主制、奴隶制，甚至浓厚的原始公社制残余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依然存在，构成了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这就是说，少数民族地区不仅经济社会发展起步晚、水平低，而且制度变革亦明显落后于汉族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制度变革，各民族跨越一个或几个发展阶段，共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少数民族地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它扫除了其发展道路上最大的束缚与阻力，为进一步发展与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制度变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长期的封闭落后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扫除干净。江泽民指出：“新中国民族工作主要有两大任务：一是通过进行社会制度的变革，引导翻身解放的各民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二是通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加快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②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三线建设，西部民族地区工业体系初步形成，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真正开始了现代化探索，民族差距与区域社会经济差距有所缩小。但从20世纪70年代末，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伴随市场取向的改革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与相关产业政策的调整，国家投资重心向东部倾斜，东西差距与民族差距又开始扩大，少数民族地区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又处在了迟发展境地。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一次的迟与历史上的迟发展有着本质不同，它是以中华民族长远利益为着眼点做出的战略选择，伴随着东部的发展，中央政府已开始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开始推动西部开发战略，以加快民族地区现代化的进程。但这一进程注定不可能是短暂的，且将面临一系列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以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自然成为西部学人的历史责任。《甘肃社会科学》作为区域重要刊物，肩负刊物的时代责任，统筹规划，系统推进，在该领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且在实践中积极地推进了民族发展。

二

笔者在《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发表了《跨越式发展：民族地区现代化必然的战略选择》一文，结合民族地区信息化带动产业化的实际，以国内外跨越式发展的理论为基础，对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必然性与可能性，我国的有益探索，发展战略等进行了分析。但客观而言，笔者的研究更多的是一些宏观的理论思考，且有一些方面没有给予应用关注。而其他学者的研究则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就发展来说，发展观是其重要方面。雍海宾在2005年第1期发表了《论民族地区发展思路创新》一文，提出了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民族地区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众所周知，费孝通先生在边区开发研究中提出了“人文生态失调”与“民族地区发展不等于少数民族发展”的重要观点，他指出，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三十年间，国家工业建设的重点曾经放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走廊地带，从内蒙古经陕西、甘肃到四川，投资达3700亿元。在我们这样工业不发达国家，这个数字是不算小的。用这笔钱建成了九条铁路和几千个国有大中型企业。但是这几千个大中型企业却并没有成为这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③。而为什么会这样，在笔者看来，由于体制原因，在国家自上而下的推动的同时，民族地区自下而上的互动不够是重要原因。李盛刚、畅向丽发表于2006年第6期的《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自我发展问题研究》在这一方面作了有益探讨，文中不仅探讨了自我发展与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与理论，加强民族地区农村自我发展能力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而且考察了民族地区面临的具体困难与问题，提出了“培育民族地区农村自我发展能力应该是解决其发展问题的最现实、最有效的办法”的基本观点。我国少数民族80%以上的人口在西部和边疆地区，民族地区75%以上的人口在农村和牧区，民族工作的重点在农村。从某种意义上说，少数民族的发展，关键是农村的发展。农村发展的问题解决了，少数民族发展面临的众多问题，诸如贫困问题、教育问题、卫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③。这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该文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少数民族人口大多在农村，农牧业仍是其重要产业。而要实现民族地区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是必然选择。张广裕的《西部民族地区工业化问题研究》对西部民族地区工业化的必要性，目前的现状与问题，以及从区域实际出发，选好工业化的方向与重点及新型工业化道路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尤其是新型工业化的探讨对推进民族社会发展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工业化相伴的是人口的城市转移与流动。对此，高永久于2004年与2007年发表了两篇论文：《论民族地区实施城市梯度推移战略的效应及功能》、《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的法律体系设计》。城市梯度推移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它既包括经济要素的推移，同时也包括文化要素的推移，这一战略的提出与探讨，显然对更好地推进民族地区城市化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保护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而城市化进程中文化权利的法律保护的研究则显不足，而实践中的矛盾与问题则已显得相当突出，这篇论文的创新与学术价值因此凸显出来。在发展战略上，高新才、畅向丽的《甘青宁少数民族聚居区一体化发展思路》分析甘肃、青海、宁夏在经济一体化新时期统筹区域发展的理论背景和现实基础及其制约条件，提出了统筹甘青宁经济发展，实施甘青宁经济一体化的模式与策略，是一篇颇具实践性与可操作性的战略研究。

在研究中，也有学者关注到了相关问题研究。如宗教、教育、文化、法制、旅游、传播与发展的关系等，尤其是发展的一些具体问题也引起了关注，如发展中的贫困问题、生态问题、心理问题等都程度不同地给予思考。当然作为甘肃的刊物，甘肃民族与民族地区受到了更多关注。如范鹏的《甘肃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对策研究》、马东平的《甘肃民族社会分层现状分析》、鲜鹏的《甘肃少数民族人口生活质量研究》、张广裕的《甘肃省民族地区畜牧业经济的实证分析》、张松林的《关于甘肃少数民族区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考》、张学鹏的《甘肃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差异：横断面分析》、李兴江的《甘肃省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特征：时间序列分析》、马东平的《甘肃民族地区社会失衡的因子考量及实证分析》等围绕甘肃省民族地区发展及其问题而展开。这些研究既有偏重理论的探讨，更多的则指向了甘肃省民族地区发展的具体问题，研究体现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特征，更体现了研究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的责任与追求。

三

民族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发展过程，伴随西部大开发，民族与民族地区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但也面临许多挑战与困难，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以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成为目前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加之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的影响，这一论题的深入研究显得更加迫切而重要。在西部大开发提出不久，《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就发表了马海霞《民族、宗教与西部大开发——一个政策视角》的论文，从政策角度分析了民族、宗教在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对民族研究来说，几乎所有问题最终都指向了民族关系，民族发展亦与民族关系和谐密切相关。许春清2008年在《民族均衡：民族互动的践行方式》中提出民族均衡的概念，认为“均衡在社会学意义上指社会结构及其构成要素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保持均势与平衡。民族均衡则是以社会资源的相对平均化谋求民族关系的动态平衡，亦即由国家将东部所拥有的公共资源适当补偿西部和西部少数民族”，这非常明确地把发展与民族关系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概括。而王宗礼2006年在《对西北地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战略分析与对策建议》中分析了西北地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特殊重要性和西北地区民族关系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探讨了和谐民族关系的内涵和特征，提出了强化各民族的“国族”意识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各民族利益共同体，努力缩小各民族发展差距的新观点，这是富有前瞻性与重要实践意义的探讨，其对策建议确实有很强的针对性，富有建设性，是相关领域值得关注与深入思考的重要研究。

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这是各民族的共同愿望，也是西部学人的追求。《甘肃社会科学》在这一方面不懈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伴随时代发展，民族发展也将面临新的挑战，我们相信，《甘肃社会科学》将在迎接挑战中取得更大成绩。

注释：

①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及其实践（白皮书）》，参见《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0》，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54页。

②《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三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1999年9月29日）》，参见《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0》，第3页。

③费孝通著：《费孝通论西部开发与区域经济》，群言出版社，2000年，第378页。

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7》，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5页。

作者简介：赵利生，生于1966年,男，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