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甘肃社会科学》二三事

我与《甘肃社会科学》二三事

曾　军

兰州是我至今还未去过的地方。我只是从地图上知道，它地处中国西北，是中国古丝绸之路的重镇，也是黄河唯一穿过的省会。想象中的兰州是与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等紧密联系起来的，而日常生活中与兰州最亲密的接触则是遍布大江南北、大街小巷的兰州牛肉拉面。

但是我与兰州的学术联系却非常密切。我原来读书时有位师姐就是兰州大学的，后来一位师弟也去了那里。我参加工作后，又认识了兰州大学文学院的程金城教授，深为其人品和学识所感动，并由此结识了专门从事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研究的王亚民教授，进一步拉近了与兰州的距离。从2005年起，受《西北师大学报》副主编王兆璟老师的邀请，我开始为之主持“文化理论前沿”栏目，至今已是第五个年头。在为之每期的组稿和编辑过程中，我开始了解并熟悉来自西北的学术媒体。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甘肃社会科学》开始成为我所关注的另一家学术期刊。而这一切，正与其现任主编胡政平老师的努力密不可分。

我与胡政平老师的第一次接触大概是在2004年，那时我还在《社会科学报》工作。当时我主要负责两个版面：一是学术版，二是国内学术动态版。反映当代学术前沿、参与当代学术批评构成了当时我最主要的编辑思路。在学术批评方面，学术媒体在当代中国学术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一直是我关注的焦点问题。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核心期刊”的是非、存废之争一直受到各方关注；而另一方面，作为学术期刊的主编和编辑，如何参与甚至引领当代学术发展则成为我个人希望在这一讨论中增强的建设性维度。《社会科学报》在这方面的努力受到胡政平老师的关注。2004年下半年，我接到胡老师的电话，说他写了篇回应本报讨论的文章，让我看看。我看过立刻回应，马上安排。这就是2004年11月11日《社会科学报》第三版发表的胡政平老师的那篇文章《期刊特色不可忽视》。通过这篇文章，我也第一次了解到了来自《甘肃社会科学》的编辑对于当代学术问题的思考。

2005年，我调到了上海大学，开始了自己新的学术发展历程。尽管我至今仍然作为《社会科学报》的兼职编辑参与活动，但主要的角色已由学术编辑转变为学术研究者。我与学术期刊的关系也进一步强化了专业性的学术前沿问题的探讨和交流（作为《社会科学报》编辑时所参与的学术批评活动继续通过《社会科学报》兼职编辑及与《云梦学刊》主编余三定老师组织的“当代学术史论坛”得到延续）。也是当年我在《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了我在本刊的第一篇文章《解“叙事性”——元小说写作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观念的冲击》，文章的大致中心议题是:中国当代有自我意识的并形成潮流的元小说创作始于马原。元小说写作对中国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小说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传统小说叙事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解“叙事性”是“马原式的叙事革命”的意义之所在。它通过叙述的自觉,实现小说从“写什么”向“怎么写”转变;通过写作小说的寓言,实现小说在“写怎么写”上的创新;通过互文性写作,实现小说对虚构本质的哲学反思,创作出“写写写……”的小说文本。2006年，胡政平老师成为《甘肃社会科学》的主编，我与《甘肃社会科学》的交往也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2007年，我和胡政平老师有过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见面，并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胡老师诚恳地与我谈了《甘肃社会科学》杂志的定位及他对办刊方向的思考，这使得我把自己与《西北师大学报》的合作一起联系起来，开始思考一个地缘上处于劣势的学术期刊应该如何在学术媒体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问题。我记得给《西北师大学报》组稿时曾屡次遭遇同样的问题：知名学者的重要文章不愿意轻易拿出手，他们的眼睛首先盯准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及各学科的权威期刊，其次也是北京、上海具有地缘优势的媒体。我自创的“虽地处边缘，但也是核心”的广告词也并不是每次都能奏效的。正是在这次见面中，胡老师提出，他要在《甘肃社会科学》上推出学者访谈录，以吸引更多知名学者的目光。我深为赞同，并主动请缨，首先为其做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上海研究中心）秘书长、文学博士、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马驰先生的访谈，题目《后学思潮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问题——马驰访谈录》。这篇访谈在《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发表。马驰研究员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经验教训问题、在理论贡献上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世界上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中国和原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则建树甚少问题？如何看待“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及其影响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突破问题、传统实践美学和各类新实践美学都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的局限及意义、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社会科学各门学科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回答，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并对有志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青年学人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又发表了我对任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及文艺理论组组长、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专家赵宪章先生的访谈录。赵教授对当前学界关注的文艺学学科反思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和“方法热”如何推进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文艺美学对文学理论的影响问题、形式美学是否仍然需要正名的问题、对学界关于“本质主义”的批判有何看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解答，最后，赵教授还给现在在读的研究生们推荐一些文学理论的必读和首选书目，我记得有20种左右，如《礼记·乐记》、《文心雕龙》（刘勰）、《沧浪诗话》（严羽）、《闲情偶寄》（李渔）、《艺概》（刘熙载）、《人间词话》（王国维）、《门外文谈》（鲁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旧文四篇》（钱钟书）、《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罗宗强）、《诗学》（亚里士多德）等等。这之后，又联系了几位学者的访谈，如《甘肃社会科学》于2007年第6期推出的复旦大学教授陆扬的访谈《从美学到文化研究——陆扬教授访谈》（陈瑜），2008年第1期有推出的中山大学教授高小康的学术访谈《文艺学危机与文学理论知识创新——访高小康教授》（章辉），2008年第2期有推出了暨南大学教授朱寿桐的学术访谈《学者身份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背景——朱寿桐教授访谈录》（罗执廷），而这还只是《甘肃社会科学》聚集人气、吸引稿源的一个步骤，据我所知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尽管只是与胡老师见了一次面，但一直电话不断，也使我对胡老师的敬业精神所感动。有时白天我要么在上课，要么在开会，所以胡老师总是深夜给我电话，有时一打就是很长时间，每次都为审稿编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事无巨细地分析交流。记得我曾经给胡老师推荐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美国学者黄承元教授的论文，一篇是韩国学者林春城的文章，由于国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时有着相对独立的一套学术规范，这使得对这两篇文章的编辑成为一大难题，如篇幅太长、注释太多、体例繁复，以及翻译过程中产生的欧化句式（尽管林春城教授的汉语很好，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中文稿，但毕竟是韩国学者所写的汉语论文，不合汉语语法和表达习惯的比比皆是）等。胡老师花了很长时间精心编辑、修改，有时为了个别字句的调整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商量。我想，这只是胡老师编辑期刊中的极小的个案，但通过这个事情，让我知道《甘肃社会科学》杂志社在编辑上是多么的认真敬业。

2009年6月13日，我又收到胡老师的短信，说《甘肃社会科学》要举办创刊30周年的庆祝会，想编一本纪念文集。我立刻欣然领命，我想，这绝对不仅仅是为了这些年与《甘肃社会科学》和胡政平主编的交情，而且确实让我感受到了他们的执著和努力。我想，《甘肃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成功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它告诉我们，在资讯发达的年代，地理位置的偏远已不再成为问题。只要以学术为本，领风气之先，就有可能成为不可或缺的学术媒体重镇。

祝《甘肃社会科学》越办越好！

作者简介:曾军，生于1972年，男，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