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社会科学》的学术追求

边缘即中心：《甘肃社会科学》的学术追求

王本朝

《甘肃社会科学》是一份有着自己的学术追求和个性的刊物。它虽然地处中国的西部，但它的学术眼光和境界却一点没有边缘化，而是立足时代前沿，引领学术潮流，所发文章质量也居国内同类刊物前列。知识的全球化和学术的世界性解构了学术的中心与边缘概念，尤其是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学术活动的频繁，所谓的信息闭塞和见识孤陋现象也就逐渐减少。由一个或两个学术中心逐渐向外扩散的传统漏斗性学术结构也被多中心所取代，在不同的地域或区域，有着不同的文化形态和学术形态，因为它们虽然有共同的学术背景，但也有不同的学术问题和思维方式，有着不同的学术体验，汇聚于学术刊物，形成了不同的学术群体，创造出一个个学术中心。《甘肃社会科学》就打破了学术的区域规制，化边缘为中心，以独具特色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设计参与并引领颇有中心性的学术命题。

刊物和杂志研究成为近年来的学术热点，它凸现了学术研究的现场意识，意在清理思想观念、社会群体与知识载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一个杂志，一份刊物往往是一个时代观念和话语最为集中的体现，无论是众声合唱，或是独领风骚，它们的声音都是与时代同步调的。《甘肃社会科学》也是可以作为这样的对象去关注和研究的，从它的创刊到今天，30年虽然短暂，但它走过的路迹却清晰可辨。1979年是一个新刊物诞生的年代，在这个“万物复苏、百花吐艳的春天”，《甘肃社会科学》也“同读者见面了”。它的“发刊词”与同类刊物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如提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性”原则，这与同时期的其他刊物没有什么两样，因为那个时代正在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行大讨论呢，可贵的是它还强调了学术的“探索”和“创新”，认为“只是简单地复述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照搬照抄党的文件上的文句，至多只能做点引经据典、考证注释的工作，是不会有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什么是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这里就牵涉到学科的性质和定位，也与社会科学的价值和功能密切相关，它在今天依然还是一个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它还特别声明将优先为“思想解放，敢于闯‘禁区’、探幽微、攀险峰、有创见的理论作者和学术文章提供论坛”（《发刊词》，《甘肃社会科学》1979年第1期）。学术是社会公器，学术刊物是也是公共空间，有着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学术立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不断发生改革和转型，一份学术刊物理应要明晰自己的学术使命和文化的责任。可以说，从《甘肃社会科学》诞生的那天起，它就有鲜明的身份意识。

在我看来，以学术研究介入社会变革，始终关注社会焦点和学术热点，注重学术创新和探索，这是《甘肃社会科学》30年来的办刊特色，也是它获得较高学术声誉的重要原因。在它的创刊号上，就登载有一篇题为“和唐弢同志商讨两个问题”的文章，作者是西北师范大学的郑文教授，它主要是与《文学评论》1978年第1期发表的唐弢的《谈“诗美”》一文进行商榷。诗歌之美或者说是美学本身都曾是20世纪80年代的“显学”，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重要力量。无论他们各自的观点如何，以商榷、争议方式进行学术研究，在今天这个学术日益陷入自言自语、自说自话的状态，尤其显得稀少而珍贵。30年来，《甘肃社会科学》立足学术前沿，锐意创新，发表了许多立意新颖的文章，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如提出和探讨“西部文艺”（1986年第1期）和“敦煌文学”概念（2008年第6期），对“脏话与文学语言”的讨论（1987年第1期），对“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地图学”（1990年第1期），对“现代化的进程与环境问题”（2007年第1期）、“文化民生与欠发达地区农家书屋工程长效机制建设”（2008年第4期）、“民生问题与社会秩序重建”和“《纽约时报》视野下的上海城市化进程”（2008年第5期）的讨论，都是紧扣时代脉搏，令人耳目一新的话题。30年来，《甘肃社会科学》发表并提出了一些既有区域特色又有国内国际视野的文章和观点，这让它有了自己的特色，也产生了相当的学术影响。以自己的学术立场和眼光，探索目前国际国内一些重要的学术课题，自然也就具有独特的学术风格。

近年来，它又精心设计选题，开设了一些有特色的栏目，如“专题笔谈”和“专家访问录”，如关于“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2005年第2期），“西部城市形象设计”（2006年第2期），“人文视野下的大文学观讨论”（2007年第3期）。对目前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分别对专家进行访谈，形式自由活泼，也容易将学术问题引向深入，学术容量也非常大，相当于发表专家的几篇论文。如“后学思潮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问题——马驰研究员访谈录”、“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章培恒先生学术访谈录”（2007年第1期），“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与人文情怀——陈思和先生访谈录”（2007年第2期），“文艺学危机与文学理论知识创新——访高小康教授”（2008年第1期），“学者身份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背景——朱寿桐教授访谈录”（2008年第2期），“西方美学、审美教育与生态美学——曾繁仁教授学术访谈”（2008年第4期）。

就我平常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的有限经验，今天的学术刊物竞争非常激烈，一个刊物既要生存，又要发展，所面临的困难是多重的，也有它们的“焦虑”。它要占领学术高地，不被学术环境所淹没，就需要有自己的刊物理念和设计。它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阵地和窗口，还应该是学术话题的设计师，是学术话语的引领者。今天的学术刊物，基本上都不缺文章。有一个刊物编辑曾经跟我讲，他们手上的稿子三年也用不完。稿子虽多，但质量高而有影响的文章却比较少。这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刊物面临的共同难题。一个刊物还需要有自己的基本作者群，同时还要不断发现新人，让老作者写出好文章，快手慢下来，新秀冒出来。如何处理好老作者与新秀、名流之论与职称学问、真知灼见与市场运作的关系，则是摆在目前学术刊物面前的一大难题。根据我的粗略观察，在这方面，《甘肃社会科学》似乎有值得借鉴的经验。它每期都有新作者，但也发表名家之作。如刊于2006年第6期上的《“五四”后新文学作家古诗词创作探因》一文，作者谭旭东和卢力刚是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博士后和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的老师。文章选题却很有价值，文章认为，新文学作家在“五四”后创作了大量的古诗词,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古诗词本身的生命力以及新文学作家自身的因素,还有新诗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缺陷和探索的困惑。它还发表了不少名家的文章，如2007年第1期严家炎先生的《从“五四”说到“新国学”》，回答了近年学术界由王富仁先生提出的新国学问题，认为从清末和五四运动前夕起,国学就有两个传统，一是几千年的老传统,一是近百年来形成的新传统。这两个传统至今未能融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存在着对新传统——即“新国学”的误解,诸如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靠所谓“打倒孔家店”、“全盘反传统”起家的，“文革”是受“五四”“全盘反传统”的影响等。他认为“五四”虽有偏激之处,但并不是“全盘反传统”。它所主张的科学民主,也与“文革”的个人专制与个人迷信完全不同。这与目前流行于国内的汉学家之论完全不同，显示了严先生的独立判断和真知灼见。

根据我的学术兴趣，主要是中国文学和美学，我注意到，从1996年到2005年的10年间，在《甘肃社会科学》上，支克坚先生发表了近10篇文章，应该算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

它们是《胡风与冯雪峰》（1996年第6期）、《关于五四新文学传统》（1999年第3期）、《周扬文艺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2000年第4期）、《论鲁迅“激进”》（2002年第4期）、《旧城堡里的踱步——新时期周扬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反思》（2002年第2期）、《冯雪峰文艺理论的背景和内在矛盾》（2003年第6期）、《鲁迅和胡适》（2004年第5期）、《关于新时期文艺上不再提两个口号》（2005年第5期）以及一个“访谈录”——“鲁迅的启蒙主义、革命文学的成败得失及其他”（2005年第6期）。支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名家，长于文学思潮的研究，特别是对鲁迅、胡风、周扬和冯雪峰等左翼作家文艺思想的研究，属国内执牛耳者，他在《甘肃社会科学》上发表的文章也多是此论题的研究成果。能够长期关注而不断推出学术名家的支撑性成果，既扩大了研究者的影响，也形成了刊物自身的特点。

《甘肃社会科学》还有许多学术特点和贡献，在这么短小的篇幅里，不可能说到点子上，我只是谈点自己的粗浅感受和看法，只能算是刊物的“印象记”。我个人也与它有着真诚的交往和友谊，是我所敬重而时常阅读的学术刊物。在它30年的生日里，谨以此文祝它越办越好，继续坚持已有特色，不断开拓创新，促进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与进步。

作者简介：王本朝，生于1965年，男，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