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建设思想的成长

6．2．3　城市规划建设思想的成长

纵观北京1900—1949年的有关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活动，我们可以勾画出近现代城市规划建设思想在北京发生、成长、实践的脉络，即在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背景下，中国本土知识分子以追求民主和科学为理想，引入西方先进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思想，并采取了吸收和借鉴为主的态度，结合北京城市的实际情况，摸索了一定的城市规划、建设和改造的经验、思想，这是“西学东渐”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制度等上层建筑从“西化”开始，逐渐发展到“中西融合”这个近代思想文化潮流的组成部分。

经过外来传入和自主引进吸收的双重途径，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北京规划建设逐渐走向积极发展过程，以至在30年代达到一个高度；日本侵华战争使北京开始形成并步入正轨的近现代城市规划与建设思想的发展和实践过程被迫中断，而日本人通过全面移植欧美的规划思想，将北京作为殖民主义的规划试验场，客观上导致了北京近现代第一次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和部分实施，规划中合理的内容曾经影响了后来中国规划师的思想；延续这种历程，在抗战胜利后，经过了不断融合、内化和吸收，以及累积近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抗日战争8年自主的规划实践中断，但存在另一种可称为“殖民式”的规划思想和实践发展），结合本土实际的、具有近现代特点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思想框架基本形成。限于这种发展的时间上的短暂性，以及战乱频仍的社会历史背景，近现代化的城市规划建设思想体系尚不可能在这段时期发展成熟，更不可能用大规模的建设活动来实践这些思想，但一些为解决北京城市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的专项研究，比如关于城市性质和职能、古城保护、城市发展方向、城市形态、城市规模、城市与区域关系、城市环境卫生、城市公共空间、城市美化等都形成了当时比较先进的认识。

在经过本土化的近现代规划建设思想的指导下，铁路建设，城市内部公共交通系统建设，道路新建、展宽、铺装和整修，水系整治，古建筑的保护性开放，西方建筑元素的出现和增加，这些城市建设活动使得近代以来北京的城市面貌与元大都和明清的北京城有了很大的不同。突出的变化在于城市的实体空间由封闭走向开放，城市内外交通条件极大改善，旧城以外出现新的城市功能区，城市的内部设施近代化，城市形成古都特色为主，近代西式、新式建筑融合其间的多样化城市风貌，城市发展出现了新的伸展轴线等等。由于近代因素的注入，北京的城市发展在1900—1949年表现出一定的积极状态，并出现几个活跃时期。此外，城市开发、城市管理等实践活动也引入和借鉴了西方国家自由经济条件下比较先进的手法和模式，表现出城市管理的实际工作者对近代化城市建设方式的有益探索。

在民主与科学精神引导下，城市规划和建设思想的近代化还使得城市生活主体即市民对城市的认识和关注表现出与封建时代的显著不同：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根本目的发生了变化，城市规划的服务对象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不再作为封建统治者加强集权统治、营造皇权空间的手段，也不再为封建统治者享受城市的优质物质资源和空间服务。随着城市自治的兴起和市民主体意识的萌生和逐渐增强，市民开始获得城市生活的主要地位，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更多考虑的是市民城市生活和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由此也引发了城市内部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由于人口数量和聚居空间的变迁以及城市组织管理方式如行政区划等的原因而出现的新的变化。当然，在剥削阶级依然存在的社会中，近现代的城市规划建设仍然摆脱不了主要为统治阶级和上层社会服务的本质，但与封建王朝时代相比，城市规划建设的民主性大大提高了，为市民和城市整体发展而进行规划和建设的功能大大增强了。

作为近现代意义的城市规划在本质上是国家和政府公共政策的体现，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和政府的意志，因而城市规划的政治和社会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同时城市规划背后又与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文明程度等高度关联。近代北京的规划建设思想和实践的引入和借鉴是在这些背景与西方国家大大不同的情况下发生的，在城市规划包含的纯技术和物质手段之外的思想文化根源不同的情况下，向西方的学习就表现为不系统和不彻底，近现代思想借鉴和内化的过程就表现为较易实现的技术和手法的学习，而难度较大的制度建设和思想建设只是处在萌芽的状态。同时，由于经历的形势和产生规划的需求不同，本土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国家为了解决近现代快速工业化带来的诸多城市问题而产生的各种规划思潮的深刻社会背景缺乏全面的认识，自然对城市规划的思想本质的理解较为浅显和表面化，其学习借鉴和引用也不能触及社会发展的本质需求。当然，作为本土向外来学习的模本——西方的规划思想在当时也是处于发展期的活跃和变动状态，一些思想还不够成熟，包括对于历史遗产的保护和古城更新的理念和手法尚处于探讨阶段，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系统学习借鉴的难度。

自由资本主义给欧美国家带来了快速的发展，近代的工业化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城市规划的直接目的是解决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快速工业化给城市带来的种种问题和矛盾，而北京发生的近代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活动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很不成熟的条件下发生的，所解决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给城市带来的问题，而主要是封建城市遗留的历史问题，是封建传统城市如何适应近现代化进程的问题。这种城市规划建设思想向西方学习并结合本土情况内化的过程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或前工业化社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向西方的学习和本土的吸收内化并不具备深刻的社会历史基础。因此，近现代城市规划建设的思想成长历程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特征。

近现代城市规划建设思想发生和发展的1900—1949年是北京城市发展走向近现代化过程中不能忽视的阶段，在总结中国城市规划思想发展历程的时候，这个重要的、处于承上启下阶段的规划建设思想成长过程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更为特殊的是，对西方规划建设思想的移植和内化在当时是以一场民主化浪潮下社会改造运动的形式而出现的，作为一座特殊的城市，北京城市规划建设思想的发展是研究近代化这场社会改造和启蒙运动的不可绕过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