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聚落群空间结构内在异动的动因和特征

3.5.3　乡村聚落群空间结构内在异动的动因和特征

乡土，谈及乡便会自然联系到土，土是指土地，乡下人离不了土地，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遍、最基本的谋生办法。

种地即操作农业，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地里的庄稼也行动不得，所以直接靠农业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

从农业本身来看，土地耕作的分工程度很浅，至多是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由此而推，似乎靠种地谋生的人必然会各自分散定居在自己的土地之上，形成以户为单位的星状布局。

那么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何在呢？其一，每一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故即使聚在一起住，住所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其二，为了安全，人多了易保卫。其三，改善自然并与自然灾害的斗争过程中，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其四，生活上相互帮助的需要。其五，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一代一代在同一地方积聚起来。

由此可见，乡村聚落即以种地为生的人基于某种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世代聚居于某地形成的村落。

乡村人在一定时期不流动但人口数并非是固定的，因为人口总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十代或十几代人的繁衍，人口的容量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如此发展下去，只要适于耕种的地区便形成了星罗密布的乡村聚落群，从三家村到几千户的大村形形色色。

当人口的发展致使所有适于耕种的土地都被占据，于是产生了农业人口的绝对剩余。当现代农业的发展使得一个人可以种地供养10个人的粮食所需时，更大的农业人口剩余便自然出现。这些剩余的农业人口绝对不可能静止不动，这就是大背景。

1）从耕地本源性到地缘经济类聚性

传统乡村社会是典型的一元农业经济，农业是家庭经济的绝对主要来源和依靠，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当时的聚落群空间分布具有强烈的耕地本源性，也就是说，同一地区，乡村人口的地区空间布局必须依赖其腹地耕地的分布及支撑能力来决定，其特征规律为“人对耕地的均布关系”。一般来讲，大村落的外围耕地腹地大，小村落的外围耕地腹地小，在同一地理聚落群中，各个村落的人均耕地数量相差不大。

而现代乡村社会已经程度不等地步入了多元复合经济状态，家庭经济来源的主体已经不再是农业，更不能仅仅依赖农业。因为相对来讲，农业产业效益极为低下，难以支撑农村家庭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比如子女上学，住宅建设，子女婚嫁，医疗开销等不可回避的主要方面，所以人对耕地的绝对依赖性已经大大削弱，传统意义上聚落群空间分布的决定性依赖要素（耕地本原性）发生根本性改变，从而被地缘经济类聚性所取代，聚落群空间结构的内在变化前提开始具备。

2）从传统社会封闭模式到现代社会开放模式

传统乡村聚落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生产生活模式，聚落可以脱离外界而自在发展，聚落中的人也可以仅仅依赖聚落生活生产，自给自足。但这种模式今天明显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乡村社会的发展要求，开放的社会，开放的经济，也开放了农民的活动范围，人们开始自觉地跳出封闭的聚落，到更大的地域和更高级别的聚落去谋生，去寻找更好的生活支撑。交通的发展为此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由此依托扩大乡村聚落基础条件的生产生活模式已经展开，并迫使聚落群的空间结构开始潜在量化调整。

地缘优势、交通优势、资源条件、行政及教育设施、工业发展状态等因素已经成为影响乡村聚落发展前景的主导因素，同时也是影响聚落群的人口在空间流转的核心动力要素，由此逐步对乡村聚落群的空间结构产生巨大的冲突（参见图3.32）。

图3.32　雷家洼乡域聚落群空间分布现状图

地缘优势，主要指区位关系，包括地理、历史等的相对条件优势。它是乡村聚落早期形成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随着聚落群体系的不断开放，这一因素的作用愈来愈重。

交通优势，指交通条件的优势，在关中地区主要指公路交通。聚落为适应对外开放的趋势并利用道路交通的潜在利益，所以村落追赶公路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交通优势已经成为聚落再发展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

资源条件，指聚落所处地理的各种自然资源的条件，资源往往成为人们除农业以外可以持续依赖发展经济和聚居的重要因素。

行政及教育等基础公用设施条件，指行政区划所带来的各种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配置条件状况。今天乡村居民的生活已经无法脱离它们而孤立存在，具备此条件的聚落明显具有发展的先天优势。

工业发展状态，指乡村内部或外来各种工业的发展状况。工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最大容器，是推进农村城市化的最适宜途径，是改良提高聚落基础设施及发展第三产业的基础动力，所以已有工业发展状况和潜力是聚落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3）人口流动特征

关中农村城市化人口的构成结构表现出强烈的单边同类性现象，即以年轻人为绝对主体、以男性较多的特征，实质是他们离乡离土或呈现两栖过渡特征。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更值得让我们关注的则是他们后代的必然动向及其对聚落群空间结构冲击的效应。

离乡离土是关中农村城市化人口的流动特征，这与苏南模式完全不同，根本在于乡镇集体经济和工业发展缺失所致。传统合院式主干家庭在现在乡村中又表现出另一种变异的形式，即年轻人外出打工，老人种地和照料子女的孩子，三代人多家庭协作共荣的特殊主干家庭结构形式。凡是走出去的人都不愿意再回头，发展好的举家定居城市，发展一般的游离在城市，一个带一个，不难想象，他们的子女难道会再留在农村？现在定居在农村的老人退出历史舞台后，现在的孩子更多地走进城市后，未来的乡村又该是什么格局，聚落和聚落群形态结构又会怎么适应？

农村人口的各种流变表现出强烈的分层离析现象，越是优势的人口越向高层级聚落集结，越是劣势的人口越会沉积在劣势的聚落，但与此相对，优势聚落中的劣势人口并不会反走向劣势的聚落。

总体而言，尽管以上的种种仅仅是处于量变状态的异化动向，还未进入质变状态的轨迹，但我们已不难感受或发现其转型的必然性规律、突显的矛盾和潜在的负效应。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城乡动态平衡发展理想模式，面对乡村聚落群空间结构的转型端倪，透过乡村聚落群体之间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各自为政、错位无序、重复浪费、盲目混沌、初级低效的种种矛盾现象，我们深感整体层面引导的缺失，深感许多乡村政策、体制及法规的不科学性，深感传统村镇体系规划模式的肤浅与无力，并对乡村聚落群空间结构转型的过程和目标之间的关系深表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