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关联的显现

5.1.1　潜在关联的显现

在景观结构中，要素之间往往存在着潜在的空间关系，从而形成隐含的线性秩序。建筑的轴线与之重合，实际上是将这种隐性的线性结构关系显性化了，从而一方面显现和强化了景观的既有结构，另一方面使得建筑形态与景观紧密契合。

这种将景观结构中的潜在关联显性化并确立为建筑轴线的做法，在先人的营造行为中早有优秀的实例。郑炘教授对于苏南名山建筑的研究指出：它们的建筑群体一般沿纵向轴线展开，群体的纵向轴线与山体坡轴线处于同一竖直面内，这种状态对于建筑与山体的结合来说是最简明而有秩序性的(图5-1)。⁽⁴⁾这是将地段自身界域中蕴含的方向潜势显性化的做法。类似的做法也可出现在凹形地段。唐乾陵“以山为陵、凿山为穴、以山为阙”，建筑群体的轴线指向作为陵寝的山体，同时又使另外两座小山丘近乎对称地分峙在轴线两侧(图5-2)。景观中原有的、潜在的结构秩序通过建筑而得到显现和强化，而建筑也因为和景观在结构层面的紧密整合而获得了非凡的感染力。

图5-1　山地建筑轴线与坡轴线

图5-2　唐乾陵

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城市结构，两条主要的轴线与景观要素潜在的结构性关联密切相关，“地轴”即是东北部安斯利山(Mount Ainslie)和西南部宾贝理山(Mount Bimberi)这两个大地景观中的“中心点”相连的关联线，而“水轴”则建立在一系列水面的平面形状中蕴含的弧形的关联线上(图5-3)。控制城市形态的主轴气势恢宏。整个城市结构尽管以极为几何化和图案化的星形放射格网组织起来，但由于主要的控制轴线与景观结构紧密关联，建筑与景观的形态整合依然得到人们的广为称道。位于这条主轴尽端的国会大厦具有地形化的建筑形体，建筑中轴线与景观中的这条恢宏的主轴合而为一，使得建筑形态与空间能够与宏大的大地景观形态整合为一，真正成为锚固于大地、契合于景观的建筑(图5-4)。同样的，位于轴线另一端安斯利山脚下的战争博物馆也受到这条中轴的控制。尽管它具有相对古典化的建筑风格，但通过轴线组织，它依然和景观是整合为一的(图5-5)。

图5-3　堪培拉的城市主轴

图5-4　从国会大厦望安斯利山

图5-5　从战争博物馆望国会山

图5-6　雨花台烈士陵园的轴线

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设计的南京雨花台纪念馆同样是一个优秀的实例。陵园的用地内有五座小山丘，四座山丘围合成一个狭长的山谷。建筑群的中轴线是由这个长向两端的山丘的连线确定的，同时又与狭长的谷地空间潜在的中轴线重合，而两侧夹峙的山丘又使得这条轴线得以强化，从而使得建筑群体与地形特征在结构秩序上整合为一体，而这种结构秩序上的整合正是建筑形态与景观形态和谐统一的基础(图5-6)。

图5-7　泰姬陵的轴线

在水岸地段上，弧形岸线蕴含的几何中轴也往往被建筑轴线所显现出来，使得建筑轴具有朝向凸形岸线顶端这一关节点的指向。著名的泰姬陵位于亚穆纳河南岸，其中轴线事实上穿越河道两岸。我们可以发现这条轴线正是弓形的河道及其形成的水岸地段潜在的几何中心线，同时也是河流两岸两个建筑聚落之间潜在的连线。泰姬陵的中轴线组织通过将景观中这一重要的潜在关联线显性化，使得自身与景观结构紧密地契合在一起(图5-7)。

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设计的淮安周恩来纪念馆位于淮安“桃花垠”畔。总体布局上运用一条轴线将建筑、水体乃至更大范围的环境整合成一个整体。这条轴线不仅是建筑群组的中轴，也是既有水体的平面形状的几何中轴；不仅是构图轴线，也是视觉轴线。以主馆为中心，轴线穿过配馆之处，配馆中央留出空隙；在另一方向，湖面的彼岸，设置了纪念坊与瞻仰台。这种视线上的贯通意味着气脉上的贯通，强化了整体环境的纪念性与感染力(图5-8、5-9)。

图5-8　淮安周恩来纪念馆鸟瞰

图5-9　淮安周恩来纪念馆轴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