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室外博物馆的勃兴

3．2．2　美国室外博物馆的勃兴

室外博物馆的形式对美国建筑遗产保护的影响很大，自威廉斯堡开始，美国在20世纪20到40年代陆续建立了很多室外博物馆。其中比较早的是汽车巨子亨利·福特（Henry Ford）建立的绿野村（Greenfield Village）。

与洛克菲勒相似，亨利·福特也是一位热心于历史保护的投资者，他投资建立了位于密歇根迪尔伯恩（Dearborn）的绿野村（Greenfield Village），试图让其成为“生动的教科书”。与威廉斯堡不同的是，他采用了易地保护的方式，将一些建筑搬离了原来的基址，并组织在一起。试图以此向人们讲述发明创造如何成就了单纯的美国梦^[31]。早在洛克菲勒启动威廉斯堡修复工程之前的1923年，福特就买下了马萨诸塞州萨德伯里的维赛德旅馆（Wayside Inn），这一旅馆因诗人朗费罗（Longfellow）而闻名。1924年，福特买下了自己在底特律住所附近的布茨弗德旅馆（Bots－ford Tavern），并将其改造成一个可以让人跳舞的休闲场所。1926年，福特打算在他的办公室附近建立绿野村（Greenfield Village）博物馆，包括展览大厅和周围迁移而来的一系列建筑，来展示美国建国以来工业和技术成就。^[32]

1933年，绿野村正式对外开放。整个博物馆按照典型的新英格兰小镇的模式进行布局。主展览厅是按照费城独立厅原样修建的，其他的建筑包括福特本人就读的苏格兰聚居地小学、来自密歇根的旅馆、火车站以及法院、邮局、农庄等等（图3．19）。福特甚至还从伦敦搬来了一栋五层的珠宝店，减为三层之后与其他建筑毫无关系地放置在一起，其用途只是来摆放他的各种钟表收藏。在庆祝爱迪生发明电灯50周年之际，作为爱迪生的好友，福特将爱迪生发明电灯的实验室从新泽西的门罗公园（Menlo Park）搬到了绿野村，并于1929年向观众开放^[33]（图3．20）。

图3．19　福特将自己就读的苏格兰小学搬至绿野村

图3．20　搬至绿野村的爱迪生实验室，由左至右分别为爱迪生，总统胡佛和亨利·福特

绿野村在利用老建筑作为教育工具的方面是一个试验，然而与威廉斯堡相比，绿野村更像是一个根据个人品位拼凑而成的收藏。与洛克菲勒不同，福特并没有依靠建筑师和历史学者等专业人士的帮助。展厅内的藏品也因为没有一定的选择标准而显得过于杂乱。有些学者称之为“拼盘式的大杂烩”。

另一个著名的室外博物馆是位于美国棒球的诞生地，纽约附近库柏镇（Cooperstown）的农场主博物馆（the Farmer’s Museum），其建立者是纽约人史蒂芬·克拉克（Stephen Clark）。克拉克于1939年遇到了纽约历史协会的主席爱德华·亚历山大（Edward P．Alexander），克拉克劝说亚历山大将协会总部搬至库柏镇，并允诺支付搬迁费用和五年的财政支持。在克拉克眼中，他可以利用这一契机在库柏镇建立历史博物馆，成为该镇的一个重要特色。在历史协会专家们的帮助下，博物馆的第一批建筑于1944年开放，这些建筑同样采用了易地保护的模式。与亨利·福特按照自己的品位独断专行不同，克拉克充分依赖了历史学家们的专业知识。

在威廉斯堡以及绿野村等工程的影响下，室外建筑博物馆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颇为盛行，扩大了建筑遗产保护的社会影响。尽管很多室外博物馆区建立在城镇中，但它们都没有住区的完整和复杂的功能，未能与日常生活建立紧密的联系。威廉·穆塔夫（William J．Murtagh）这样写道：“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参观了威廉斯堡和绿野村后改变了对美国历史的观念。很难说这种观念是否即洛克菲勒先生和亨利·福特先生所设想，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历史建筑、村落、纪念场所只是他们生活中偶尔穿越的小径，而不是全部。参观者们或许会从这里得到教育、纪念、感化，但是对周围街区来说，它们应该只是偶尔出现的一小部分。即便是在威廉斯堡和绿野村这样的地方，保护者们也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来重建与保护那些能让人们生活在其中的历史场所。”^[34]

与之前的室外博物馆相比，40年代的鹿野（Deerfield）镇保护工程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1945年，纽约的律师亨利·弗林特（Henry Flynt）和他的夫人打算投资保护马萨诸塞州的鹿野镇。与之前的一些室外博物馆不同的是，他们关注的是保护小镇的整体形态和生活氛围。亨利·弗林特小时曾在鹿野镇读书，对这座小镇非常熟悉。一战后，鹿野学院的校长富兰克·波登（Frank L．Boyden）开始修复鹿野镇的一些历史住宅，作为学生的宿舍。1936年，出于对小镇的感情，并受到威廉斯堡的修复工程的影响，弗林特计划对其进行修复和保护，并将其发展为一处殖民地时期的建筑博物馆，弗林特试图让这一区域保持社区的生活状态，并为此建立了遗产基金（Heritage Foundation，后来发展为Historic Deerfield）。^[35]整个鹿野的保护非常低调，不像其他一些室外博物馆那样吸引了大量的来访者，这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鹿野的社区环境。

室外博物馆带来了一些全新的历史展示方式，建筑、古迹、历史物品等成为一种“物化的文明”。历史阐释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在最近几十年，对于历史的展示开始鼓励参观者的亲身参与，通过带有地方色彩的传统方式展示历史上的日常生活，给予参观者以生动的体验。这些新的阐释方式推动了一种“日常历史”的发展。最明显的特色就是对于大量乡土建筑的重视，以及对普通市民生活的关注。而这种历史在之前往往是被历史学家忽略的。

二战之后，许多专注于乡土建筑遗产保护的组织开始出现，最早的是于20世纪60年代在北弗吉尼亚成立的美国先锋学会（Pioneer American Society）。70年代建立的现存历史农场和农业博物馆协会（Association for Living Historical Farms and Agricultural Museums）也是关注“日常历史”的组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室外博物馆在美国历史上非常普遍，但却从未像20世纪初北欧的一些国家那样，发展成为历史遗产保护的主要形式。

室外博物馆的发展将历史遗产保护带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领域中，同时也将其带入了社区生活的范畴。1931年，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城市议会将该地区定义为历史地段，自此，建筑遗产保护和城市规划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新的群体和组织开始参与其中；经济杠杆和法律开始成为历史保护的重要因素；对于社区和城市整体历史环境的保护成为新的发展方向，基于整体环境的种种概念改变了历史建筑保护的形式和价值观。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不乏来自欧洲大陆的影响，这些具有现代性的改变成为美国建筑遗产保护发展的重要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