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所见商周时期的臣辰史官世家

金文所见商周时期的臣辰史官世家

On the Chenchen Historiographer Family in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From the Inscriptions on Chenchen Bronzes

王进锋

商周时期大约有二三十件带“臣辰”铭文的铜器。之前学者的研究对于臣辰铜器铭文背后的历史考察有限。^[1]实际上，臣辰铜器铭文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非常值得研究。本文将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考察臣辰铜器铭文所反映的历史。

一、臣辰与商周之际的臣辰家族

臣辰铜器数量众多，为讨论方便计，我们可以先看下列一组铭文：

（1）父癸。臣辰。失（佚）^[2]。（臣辰父癸盉，《集成》9392；西周早期）

（2）臣辰。失（佚）。父乙。（臣辰父乙尊，《集成》5795；西周早期）

（3）臣辰。失（佚）。父辛。（臣辰父辛觚，《集成》7267、7268；西周早期）

（4）臣辰。失（佚）。祖乙。（臣辰祖乙卣；《近出》589；西周早期）

我们来缕析铭文中的“臣辰”。

殷墟甲骨文中有“臣沚”（《合集》707正）、“臣录”（《合集》19493）、“臣舌”（《合集》19092）、“臣”（《合集》33389），西周金文中有“臣高”（《近出》335）、“臣’”（《集成》3790）、“臣卿”（《集成》2595）、“臣卫”（《集成》5987）、“臣谏”（《集成》4237），皆为人名。参比来看，“臣辰”是人名。

不仅如此，“臣辰”还是家族名号。关于臣辰铜器的作器者，有学者认为皆臣辰一人一时所作，“父癸、父乙、父辛，当为此臣辰之父。一人而父之名称凡三者，金文例：诸父，皆称父也。”^[3]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以下铭文可以为证：

（5）壴（彭）生作厥文考日辛宝尊彝。佚。。臣辰。（彭生鼎；《集成》2483；西周早期）

（6）臣辰。册。。父癸。（鼎；《新收》1684；西周早期）

这两篇铭文均明确标示了作器者，从内容来看，铭文（5）的作器者是彭生；铭文（6）的作器者是，都不是臣辰。所以可以说臣辰铜器的作器者不是一人。彝铭（5）中的父是“辛”，作器者是彭生；彝铭（6）中称“父癸”，作器者却是)，说明臣辰铜器铭文中的“父”不是臣辰的诸父，而是不同作器者之父。

上引铭文（1）、（2）、（3）、（4）中，有的称“父癸”，有的称“父乙”，有的称“父辛”，说明作器者是多人。还有称“祖”的，与“父”称相比，可见作器者之间有辈分的差别。他们人数众多，辈分也有差别，但所作铜器中皆铸刻有“臣辰”铭文，他们当来自一个家族，其中“臣辰”是这个家族的名号。^[4]

结合上文揭示的“臣辰”是人名的信息，当时的情况大致是：臣辰是这个家族的祖先，此后，这个家族就以“臣辰”为号。

臣辰家族跨越了商周两朝。绝大多数的臣辰铜器是西周早期器物，^[5]但也有的是商代器物，如臣辰父乙尊。这件尊由王长启先生刊布，据称由陕西省礼泉县征集；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足径15.5厘米；侈口，鼓腹，圈足。^[6]尊的形制与邹衡先生定为殷墟四期第6组SPM6形的尊相似，^[7]也与岳洪彬先生定为殷墟四期的GM1713：47形尊相似，^[8]还与1988年陕西麟游九成宫出土的商代晚期的父癸尊、^[9]安徽省潜山县出土的商代兽面纹尊、^[10]首阳斋收藏的商代晚期四瓣目纹觚^[11]以及商代晚期的马父辛尊^[12]相似。故王长启先生、《近出》的编者说它的时代为商代晚期。臣辰父乙尊铭文云：

（7）臣辰。佚。父乙。（《近出》628）此铭文说明臣辰家族至迟在商末就已经得到“臣辰”的名号而存在了。

总之，臣辰铜器铭文中的“臣辰”是人名，同时也是家族名号。从铜器铭文来看，臣辰家族跨越了商周两朝。

二、臣辰家族是在殷商、西周两朝任职的史官世家

臣辰家族中有多名成员担任作册史官。臣辰铜器有如下一组铭文：

（8）臣辰。佚。册。父癸。（臣辰父癸簋，《集成》3522；西周早期）

（9）臣辰。佚。册。父乙。（臣辰父乙簋，《集成》3506；西周早期）

（10）臣辰。佚。。（臣辰册壶，《集成》9526；西周早期）

（11）臣辰。佚。。（臣辰册方鼎，《集成》1942、1943；西周早期）

上引铭文（8）、（9）、（10）、（11）以及（5）、（6）中的“册”或“”，就是“作册”。^[13]关于作册，学界通常认为属于史官系统。^[14]

商周铜器中有单独表示职务的铭文，这些职务往往由作器者担任，故铜器（8）、（9）、（10）、（11）和（5）、（6）的作器者应当是铭文中“作册”职务的担任者。以上铭文（5）称“文考日辛”，也即父辛；铭文（9）称“父乙”。铭文（6）称“父癸”，铭文（8）也称“父癸”，二器可能是一人所作，也可能是不同人所作。铭文（10）、（11）中没有父称，与铭文（5）、（6）、（8）、（9）可能是同一批人所作，也可能不是。所以，即使往少里计算，此六篇铭文中也有三个作器者。可见，臣辰家族中有多人担任作册一职。

不独唯是，在臣辰家族中，臣辰本人和其他成员也担任作册职务。

西周早期的士上史寅卣铭文云：

与士上史寅卣有同样铭文的，还有一尊，一卣，一盉。《集成》将这些器物统称作士上器，无疑认为作器者是士上。也有学者认为史寅更有可能是作器者。^[16]然而，在以上铭文中，士上和史寅，同时受王的命令去成周参加殷见礼，赐百姓小豕、卣鬯和贝。看不出谁一定是作器者，谁一定不是，他们应当是铜器的共同铸造者。他们受王命令办事，之后铸器以记之。所以按照铜器命名的一般规律我们可以改称这批铜器为“士上史寅”器。士上史寅器铭文中士上和史寅都称“父癸”，则他们是兄弟。兄弟二人共同铸造器物，记录功业，并纪念父亲。^[17]

在此篇铭文中，上担任的是“士”职，寅担任的“史”职，都不是作册。然而，他们却在自己铸造的铜器铭末标记“册”的铭文。则作册一职的担任者只能是他们的祖先臣辰。上文已经指出，臣辰担任的是小臣，那么，小臣能否与作册等同呢？答案是肯定的。如商周金文中作册宅（《西清古鉴》13·6；作册宅方彝；商代后期）和小臣宅（《集成》4201；小臣宅簋；西周早期）是一人。^[18]宅既担任小臣，同时也是作册，可为臣辰既是小臣，同时也身任作册的证据。

然而，一些臣辰铜器铭文，如（1）、（2）、（3）、（4），虽然带有“臣辰”却没有铸造“册”或“”，说明铭文（1）、（2）、（3）、（4）的作器者本身可能没有担任作册，因而没有资格在所铸的铜器上留有“册”或“”铭文。反过来说，必须臣辰本人和作器者都担任作册，才能在所铸造的铜器上留有“册”或“”铭文。这么看来，铭文12中上的“士”职和寅的“史”职也属于作册史官系统，这样他们才有资格在自己铸造的铜器铭末铸造“册”或“”铭文。

总之，臣辰家族有多名成员——如铭文（8）、（9）、（10）、（11）的作器者、士上史寅卣铭文中的士上和史寅、铭文（5）中的)、铭文（6）中的彭生——在西周王朝担任作册史官。而臣辰本人曾在商王朝任作册官职。因而，臣辰家族不同人、不同辈多名成员均担任作册，可以说臣辰家族是个史官世家，而且这个家族跨越了殷商、西周两朝。

概括全文，商周时期多件彝铭中的“臣辰”既是人名也是家族名号。作为名号的“臣辰”家族，有不同辈、不同人的多名成员在殷商、西周两朝担任作册。通常认为，商周时期的作册属于史官系统。因而，可以说臣辰家族是一个跨朝史官世家。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注释】

[1]如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页）等书。又如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7—263页）、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1—43页）等书。再如曹淑琴《臣辰诸器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一文。

[2]关于此字的释读，有“允”、(、“老”、“先”、“敖”等多种看法。最近赵平安先生对之进行了系统的考释，认为是“失”字；它在表示方国或族氏的时候，就是“佚”（《从失字的释读谈到商代的佚侯》，《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3]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页。

[4]陈梦家先生也说臣辰铜器“不全是同时的，而是同家族的”（《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页）。但陈先生没有论证其说法，因而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笔者此处所做的工作有：（1）对“臣辰”是家族名号进行论证；（2）进一步指出臣辰家族跨越了殷商、西周两朝。

[5]曹淑琴对商周时期的臣辰铜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整理，指出“臣辰失父乙”铭的铜器为“成王时期或其前后所作”；“臣辰*失父癸”的铜器为“成王时器”；还有的“约为昭王时器”（《臣辰诸器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

[6]王长启：《西安市文物中心所藏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5期。

[7]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74—75页。

[8]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9]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商4），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图版”第123页，“图版说明”第36页。

[10]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九件器物。

[11]首阳斋、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首阳吉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12]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商4），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图版”第124页，“图版说明”第36页。

[13]唐兰：《作册令尊及作册令彝铭考释》，《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这种看法被学者们广泛接受，如张懋镕：《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独特的表现形式》，《文物》2000年第2期。

[14]如丁山：《甲骨文所见的氏族及其制度》，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0页；刘翔：《作册职官与商周之际的文化递嬗》，《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第96页。

[15]陈直：《读金日札》，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

[16]何景成：《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272页。

[17]西周时期亲属二人共同作器的现象屡见，如：“.叔、.姬作伯媿媵簋”（《铭文选》371；.叔.姬簋；西周中期），铭文的大意为：.叔、.姬为长女媿作媵器。其中.姬是.叔的妻子，姬是她的本姓。这件簋就是由.叔、.姬夫妇二人作的。

[18]吴镇烽编撰：《金文人名汇编》（修订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8—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