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模式下行政管理方式的转变

中国的信息化建设起步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国家大力推动电子信息技术应用开始，电子政务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办公自动化阶段 （准备阶段：20世纪80年代—1993年）、“三金工程”阶段 （启动阶段：1993年3月—1997年4月）、“政府上网工程”阶段 （展开阶段：1997年4月—2000年10月）、“三网一库”阶段 （发展阶段：2000年10月至今）。我国电子政务发展较快，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从现实状况来看，电子政务的应用虽然对一些部门的工作方式产生了一定影响，拉近了公众与政府的距离，但时至今日，并没有带来政府管理的巨大转变，政府依然是以职能管理为主导的官僚模式来进行管理，电子政务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技术决定论不仅关注技术，而且相信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会导致理想的制度变迁”[8]。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职能管理模式的简单嫁接，结果之一可能是固化了现有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进而构成管理创新的障碍。在原有的政府组织结构、运作模式和管理方法下，讨论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建设所谓的 “电子化政府”，仅仅是 “电子化的科层政府”而已，而那些没有运用先进技术进行的政府工作流程再造也不彻底，并将因顾客需求的个性化与多样化而变得效率低下且力不从心，造成传统职能管理的各方面缺陷。

然而，现代信息技术革命以不可抵挡之势迎面而来，我国已将大力推进和深入挖掘物联网技术的潜能作为 “信息化”建设的切入点和主力军。2013年，国务院发第7号文件 《国务院关于推进物联网有序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并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下发关于物联网未来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主要任务以及保障措施五大方面的意见。该指导意见重点提出：“推动物联网的应用和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生活和社会管理方式向智能化、精细化、网络化方向转变，对于提高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信息化水平，提升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带动相关学科发展和技术创新能力增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已将物联网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项重要组成内容。”[9]同时，从工具理性的视角看，物联网俨然已成为改善社会管理、提升公共服务的有效工具之一，也是能够服务政府管理创新的理性路径之一。然而，如何将物联网平滑地引入到传统的政府管理中是物联网时代社会治理新构架中的重点和难点，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政府管理创新的方向和速度。一般而言，需要强化部门协同，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加强政策引导，营造法规环境；加大财税支持力度，推动财税体制变革；创新合作机制，拓展技术和市场的合作领域是其主要的路径选择，涵盖了政府管理的内部组织架构、政府管理的保障环境 （包括法律保障、公共财政保障），以及调动政府管理与社会力量间的有机互动。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这些零散的近乎碎片式的改革路径似乎是构建起了物联网时代政府管理创新的 “乌托邦”，却无法 “化整为零”地将社会生态系统、现代信息技术与政府管理进行整合和牵引。物联网管理模式由包括感知端、传输端、云端及应用端在内的四端有机互动组建而成。与此同时，“四端”自下而上地牵引着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及体制机制创新的有机互联，以期能为物联网时代的政府管理创新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