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宫廷仪轨

一

崇尚儒教政治的朝鲜王朝极为重视儒家的国家仪礼。国家仪礼大致分为五种，谓之五礼。第一是吉礼，它指的是国家的各种祭祀仪式，这显示出朝鲜王朝把祭祀看得非常重要。第二是嘉礼，嘉礼包括王室和宗亲等的婚礼、王世子和王妃的册封、科举考试、王世子入学及朝贺等仪式。第三是宾礼，宾礼指的是接待中国及邻国使臣时的程式与礼节。第四是军礼，军礼是指射箭、讲武、傩礼等仪式。第五是凶礼，凶礼指的是葬礼的程序及神主升祔太庙（即将神主供奉于太庙）等仪式。

上述众多国家仪礼都需严格按照规定来举行，从而使国家的道德纪纲能够毫不动摇。中国人之所以称朝鲜为“东方礼仪之国”，正是因为朝鲜王朝的国家政治与民间风俗都要遵循所定的仪式规范来进行。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朝代做得能够像朝鲜王朝这样彻底。

正因为高度重视礼仪，所以，朝鲜王朝将五礼的模式规范化并编纂成书籍，这就是《国朝五礼仪》。该书不仅详细记录了仪式进行的过程，还将仪式上所用的主要道具，如葬礼道具、仪仗、祭祀器物、乐器等绘制成图，以便道具遗失时能够重新制作。

《国朝五礼仪》虽然是仪礼标准的参考书籍，不过，其中并没有记录具体的施行方式。比如说，国王参加仪式时的驾临场面并没有收录进去。而且因为《国朝五礼仪》是活字本，所以，书中无法绘制彩图，即使是绘制黑白图片也有一定的限度。此外，随着朝代的不同，仪式中应该存在一些变化，但该书中对这种变化也没有作具体的记述。

为了克服上述局限性，朝鲜王朝在举行礼仪时，一方面把《国朝五礼仪》视为礼仪之本加以参照，另一方面又把当时的仪礼详细记录下来编纂成仪轨。仪轨不仅更加详细地记录了仪式的进行过程，还记录了仪式中所支出的费用和主管仪式的官员名单，就连制作仪式道具的匠人姓名也都全部记录了下来。另外，仪式的主要场面和道具还借助画工之手，绘制成天然色的图片，其生动感与现场感是《国朝五礼仪》所无法比拟的。这样，每次举行仪礼时，参照前一时期同一礼仪的仪轨便成了一种惯例。

朝鲜王朝建国后便开始了仪轨的编纂。不过，遗憾的是，壬辰倭乱以前的仪轨现已全部遗失，现存的仪轨都是倭乱之后编纂的。这些仪轨大部分都是关于五礼方面的，但该书中还有一部分文字是记载关于宫阙工程、其他建筑工程、都市建设、奴婢推刷^[1]、出版活动等方面的。这些内容虽跟五礼毫无瓜葛，但将它们编进书中有助于提高该书的文献价值。

朝鲜王朝仪轨的编纂可谓是记录文化的一次新试验，因为仪轨的书面记载在高丽时代不曾存在过，在其他国家也尚未发现。可以说，仪轨是朝鲜王朝极为珍贵的记录文化。

仪轨中记录文化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它的意义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通过仪轨可以了解执行礼仪的行政体制结构。仪礼不是由哪一个官厅来执行的，它需要动员隶属六曹的各个中央官厅，在地方观察使和上级官员的合作之下才能进行。为此，朝鲜王朝设置了一个临时官厅，即都监来总管所有事项。在都监的指挥下，官厅间的业务得以协调，确保做到一丝不乱。都监之下还设置了一些制作特定物品的下部机构，如一房、二房、三房、特别工作组等。举行国葬时，设置的下部机构更多，分工置备物品的完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正因为有业务的详细分工与合作，物品的质量才可能得以确保，仪礼才可能在规定的期间内毫无差错地得以进行。

第二，仪轨显示了财政的收支内幕。仪礼所需的物资与经费不是由哪一个官厅筹备的，而是由业务相关的多个官厅与地方共同筹备的。通过仪轨我们知道，当时的物料费与人工费均是用钱或实物来支付的，匠人与百姓们几乎没有无偿参与的情况。

仪礼结束后，马上开始进行赏典。参与的官员和匠人们按划分出几个等级来赐赏。高级官僚赏的是马匹、弓箭等物品，中下级官僚赏的是晋升的机会，匠人赏的是衣料、粮食等。仪轨虽然一方面造成了国家财政的巨额支出，但另一方面它也扩大了匠人的就业机会。另外，由于仪轨中详细记录了财政的收支内幕，作为一份史实资料，它不仅显示了财政运营的透明性，也显示了当时的物价、月薪或日薪的水平。

第三，仪轨中收录了大量有关王室生活文化史的信息。没有任何一份资料像仪轨一样，详细展示了王室的婚礼、筵席、葬礼、祭祀是如何进行的。

虽然，在朝鲜今天的生活中还保留着很多朝鲜王朝时期士大夫或一般平民的冠婚丧祭等生活文化，因此我们对其并不陌生。但王室已经不复存在，王室的生活文化已被完全埋藏在遥远的宫廷之中。我们想要继承古代的传统文化，却又难于找到熟悉王室高雅文化的专家，而仪轨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诸多这方面的信息。此外，关于今日已经不复存在的昌德宫、昌庆宫、庆熙宫、庆运宫等多个殿堂，供奉历代国王影像的景慕宫、永禧殿等重要文化财产，以及宗庙和社稷的祭祀与有关亲耕、亲蚕、大射礼等活动，仪轨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

参与仪礼的匠人当中，画工、画师的作用尤为重大。画工是隶属图画署的画家，画师是指一般的画家。礼仪活动的主要场面、辇车、衣服、屏风、图章、丧舆、器皿、乐器等数不清的道具正是借助画工、画师之手才以图画形式得以再现的。

其实，仪轨最具魅力之处就是被称为图说和“班次图”的图片。在仪式和实物几乎已经遗失的今天，这些图片对于研究、复原仪礼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而且，透过当时的绘画手法和颜料的特性等，我们还可以了解到美术史的一个重要侧面，清楚当时画工与画师的名单及他们的活动状况。另外，根据仪轨，我们还可以知道现存的“牡丹屏风”、“郭汾阳行乐图屏风”等屏风是何时为哪一仪礼时所使用的。

最后，仪轨让我们对朝鲜王朝时代记录文化的记录体制能够有较透彻的了解。仪轨中所记录的几乎没有抽象的内容，它们都是以精确的数值为基础的现场记录。记录之所以能够做到属实、精确，其原因在于分工合作的下部机关全部将各自的业务情况详细记录下来，活动结束后，再将各个下部机关独立的记录合订编纂成仪轨。换言之，精密的分工不仅包括仪礼活动的举行，还包括业务的记录。通过《朝鲜王朝实录》或《承政院日记》等书籍的编纂过程，我们可以了解到记录文化体制制定的完善性，仪轨也不例外。仪轨对统治行为如实全面的记录实为一种政治手段，其目的在于提高政治的透明性与责任性，以此为政治镜鉴，进而获得百姓对政治的信任。这一传统非常值得我们效仿。

二

仪轨是朝鲜王朝记录文化的精髓，也是世界记录文化的精髓。笔者对仪轨正式产生兴趣是从1992年担任首尔大学奎章阁馆长时开始的。此后，在任职的4年期间，笔者集中开展的活动之一就是将仪轨作特别展示与影印本的刊行。仪轨的研究活动得到了学界与一般大众的热切关注，同时也为奎章阁图籍走向市民身旁提供了契机。利用仪轨进行研究的书籍开始相继出现，王室婚礼、王室出行、宫阙复原等通过活用仪轨也都得到了实现。本人在大学里几乎也是每个学期都讲授仪轨，埋头此项研究至今已有十年以上的岁月了。

首次对仪轨的书志学进行尝试整理的是曾经担任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司书的朴炳善女士，她所整理出来的就是编纂于1985年的《朝鲜朝仪轨》（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刊行）。朴炳善女士最早发现了巴黎国立图书馆收藏的297卷朝鲜王朝仪轨，从而编写了其目录与书志项目，并与首尔大学奎章阁和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书阁所收藏的仪轨相对照，以阐明巴黎国立图书馆仪轨中有几种是孤本。该书最早探明了一度被归类为他国书籍的仪轨实为韩国书籍，并指出它们是1866年“丙寅洋扰”时被法人掠夺而去的，因此，其业绩可谓非同一般。在朴炳善女士的努力之下，被掠夺的仪轨如何返还问题成为整个社会的关注事件。

1993年，金泳三政府与法国政府就被法人掠夺去的仪轨返还问题经协商之后，达成了由韩国永久租借的协议。不过，事实上，法国方面主张说这不是单方面的租借，而是具有同等价值的韩方仪轨也要租借给法国，即协议的前提是“等价交换”。如此一来，两国的立场出现差异，仪轨返还问题触礁，至今尚未解决。^[2]

不过，在仪轨返还问题作为重要课题抬头的同时，书志研究得到了促进与发展。前面介绍的朴炳善女士的调查研究固然具有重要的先驱意义，但其内容并不充分。该研究显示法国所藏仪轨的孤本为60余种，但这并非是对国内所藏仪轨作严密调查、对照后得出的结论。而且，朴女士只是把握了法国仪轨的书志项目，有关仪轨内容的题解尚未制作出来。

国内收藏仪轨最多的是首尔大学奎章阁，位居第二的是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现改名为韩国学中央研究院），不过，这两处也仅仅是制作了仪轨目录而已，解题工作丝毫没有进展。而仪轨的特点是单看目录并不能了解其到底为何种书籍。况且，仪轨的收藏处不同，仪轨名称记录的也有所不同，所以，究竟是否为善本，其情况不尽相同。因此，只有对仪轨内容逐一进行检验以后，才能区分到底是否为孤本或善本。

考虑到这些事情，首尔大学奎章阁（郑玉子馆长）自2000年起开始着手《奎章阁所藏仪轨综合目录》的编撰工作。该工作由笔者担任研究负责人，由奎章阁的学艺士申炳周与研究生院的金芝英、张志连、李光烈等四名学生担任研究员来开始活动，并于2002年发刊。该目录对奎章阁收藏的达2700余卷仪轨的书志项目做了进一步的深入调查，还将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仪轨、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书阁所藏仪轨及日本宫内厅所藏仪轨等也全部网罗了进来。该目录的制作使得国内外现存的所有仪轨能够得以全面把握。

在奎章阁开展仪轨的研究活动时，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也于2002年刊行了《藏书阁所藏仪轨解题》。千惠凤、李廷燮、朴相国氏等书志学者于2001年调查了日本宫内厅所收藏的韩国方面的资料，然后刊出了《海外典籍文化财产调查目录》，该书指出日本宫内厅藏有仪轨69种。正因如此，笔者才能够将奎章阁仪轨与他处所藏仪轨的目录汇总、制成了综合目录。

这时，关于巴黎所藏仪轨的返还问题，咨询委员们建议应先派我方专家前去亲自调查仪轨。外交通商部接受了该项建议，因此与法国进行协商，最后得到了法国的同意。我国于2001年的1月与7月两次派遣了实地调查团。第一次有奎章阁的学艺士金文植与申炳周及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李锺默教授参加，第二次增加了首尔大学研究生郑景姬和精神文化院研究员金赫。调查团不仅调查了仪轨的书志项目，还调查了仪轨和“班次图”的页数及仪轨的内容后才返回。外交通商部将其结果编成书册，于2003年刊行了《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外奎章阁仪轨调查研究》（719页）。同朴炳善女士之前刊行的研究成果相比，该书册所包含的内容更为深入。另外，首尔大学奎章阁自2003年起，在韩国学术振兴财团的援助下，再次开展了仪轨的详细解题项目。该项目是针对一部仪轨试图做出百页以上的精密题解，其结果是2003年刊行了《奎章阁所藏仪轨解题集（1）》，2004年刊行了《奎章阁所藏仪轨解题集（2）》。该工作今年也仍在继续，年中预计要刊行《奎章阁所藏仪轨解题集（3）》^[3]。笔者负责该项目的原稿校阅及解题指导。不过，要完成该项目，不知还需要花费几年的光景。

上述各个单位对仪轨的研究一直在持续，迄今所发表的结果可作如下介绍：首尔大学奎章阁被获知藏有553种仪轨，藏书阁为293种，巴黎国立图书馆为191种，日本宫内厅为69种仪轨。这些仪轨数量机械地加合在一起，则为1106种。不过，由于同种仪轨分散多处的情况也有不少，除掉这一部分，则现存的仪轨种类约为637种。

另外，对于巴黎所收藏的孤本仪轨，其间有60余种、31种等多种说法，但笔者通过严密调查得知孤本只有18种。藏书阁被公布有68种仪轨是孤本。另外，日本宫内厅所藏仪轨中孤本一件也没有。

仪轨的书志研究与解题工作尚未完结。首要问题是，只有将仪轨的页数调查出来，才能辨别其是否为善本。宫内厅仪轨的页数尚未得到丝毫公布，藏书阁的仪轨当中也有很多尚未被公布。目前，以页数为主的书志项目得到详细调查的只有奎章阁所藏仪轨和巴黎所藏仪轨。将来，只有对藏书阁所藏仪轨和宫内厅所藏仪轨再次进行调查，才能准确地选出其中的善本。

有关仪轨的书志研究与基本的解题工作日后应持续进行。无人知晓该工作何时才能完结，因为该工作绝非某一个人所能完成的，它需要的是长期、共同的研究与调查。

三

仪轨研究虽然尚处于初步阶段，不过，在过去的十多年的时间里，潜心研究仪轨的笔者感到有必要将其间的研究成果暂时综合整理出来。整理的方法不是定为侧重仪轨的书志方面，而是定为侧重仪轨中所包含的仪礼的历史意义方面。换言之，笔者想传达给读者们的是各个朝代举行了哪些仪礼，编纂了哪些仪轨，该仪礼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与文化意义是什么及仪轨中所隐含的简略信息是什么。

为了完成上述作业，笔者不仅参考了以往的仪轨题解，也做了进一步的努力，即一一查阅了《实录》，摘选了有关仪礼进行过程的资料，以编成“故事”。自朝鲜王朝初期起，到大韩帝国末期为止，这一庞大历史时期的《实录》笔者都已查阅，所查阅的甚至还网罗了日帝强占朝鲜时期的仪轨。本书一共介绍了现存的637种仪轨，这不能不说是消耗了很多时间与精力的一项作业。不过，笔者相信这种先驱性的作业总要有人先来做好，然后其后续研究才会顺利进行。

撰写此书时，笔者决定不将《实录》的论据悉数注明，否则，仅脚注也将不止数千个。本书以重视实证的学术书籍为写作目标，同时也考虑到让一般读者也能同学者一样轻易地阅读理解。一般认为学术书籍应该写得深奥，而大众书籍则是无需实证也可，对于这两种错误的传统看法，笔者均不能予以认同。

撰写此书的过程当中，最为困难的就是仪轨名称。如前所述，仪轨名称随收藏处的不同，记录的也大多有所不同。而且，大部分仪轨没有注明主语，只在前面标上中国年号，后面记录成《嘉礼都监》或《国葬都监》等，所以无法了解是哪个王朝何人的嘉礼与国葬。因此，笔者在书前添加了〈〉号，并在里面注明了仪礼主人公的姓名，希望读者对此能加以注意。

附录《仪轨综合目录》对研究者也将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本人声明该目录是对2002年首尔大学奎章阁刊行的《奎章阁所藏仪轨综合目录》内容进行多处修订之后而形成的。

撰写此书期间，后辈与门生们协助笔者整理了仪轨的目录工作，并能够忍受严格校阅，从事解题工作，在此，向他们致以谢意。另外，笔者离任奎章阁馆长一职之后，先后继任的首尔大学奎章阁馆长们也一直在不停地推动仪轨的影印事业、目录编制事业及解题事业，在此，也向他们致以敬意。

笔者希望这方面的研究者日后能够大量涌现，并希望他们能够将国内外仪轨全部汇集在一起，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世界记录文化遗产。

最后，一支社金圣哉社长虽然身患重病，却亲自审读该书的庞大原稿，对此，笔者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还有尚未见到此书问世就已闭上双眼的故人们，笔者为他们企求冥福，同时也为他们对韩国学的炽烈情感再次鞠躬致以敬意。另外，Kim Yujin编辑长在最困难的时期独自承担了最为吃力的该书稿件的审阅，并将其变身为如此堂堂正正之面貌，笔者对编辑长的这份劳苦深表感激之情。

2005年7月

韩永愚写于冠岳山湖山斋

注释

[1]译注：“奴婢推刷”指追回逃奴并送还其主人。

[2]译注：法国国立图书馆保管的297册外奎章阁仪轨经过四次返还，最终于2011年5月27日暂时全部回到韩国。

[3]译注：《奎章阁所藏仪轨解题集（3）》已于2005年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