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哈迪与《北方的纳努克》

如果说卢米埃尔兄弟及其技师们所制作的影片，只是自发、偶然的结果，与纪录片的关系也主要是后代学者看出来的，他们自己并无半点自觉的话，弗拉哈迪作为后世所尊敬的电影大师之一，则可以当之无愧地尊享纪录片鼻祖的称号，并以自己本能的拍摄方法和浪漫主义的纪录片理念，垂范无数的后来者。

图1-13　弗拉哈迪

罗伯特•弗拉哈迪（1884-1951），在加拿大一个偏远的矿区长大，从小就跟着探矿工程师的父亲在人迹罕至的加拿大荒原上四处探矿，由此学会了野外生存的技能，磨炼了意志，培养了对各种自然现象的敏感度，同时也对那些世代居住于北极地区而顽强生存的土著印第安人有了深刻的了解：他们几乎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而自得其乐，但现代社会的工业化生产方式正在无情地吞噬他们的生存空间，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丧失起码的健康和尊严。

图1-14　《北方的纳努克》

1910年弗拉哈迪作为一名富有经验的勘探者受雇于正在加拿大北部架设铁路的威廉•麦肯齐爵士，前往靠近北极圈的哈德逊湾一带进行地理和资源分布勘察。1913年当他准备第三次前往哈德逊湾时，他的老板建议他带上一架电影摄影机，以便把沿途的见闻拍摄下来，因为那个多年以来已被文明世界忘却的地区可能会有一些令人很感兴趣的东西。弗拉哈迪接受了这个建议，从此电影就始料未及地成为他终生的事业。

在随后的三年中，弗拉哈迪多次出入于北极地区，更多的时候不是在勘探矿脉，而是在拍摄那些无忧无虑的爱斯基摩人，积累了大约3万多英尺的胶片，但在1916年一次意外的火灾中这些辛苦拍摄的成果都化为了灰烬。然而灾难并没有使他消沉，却成为他重新开始的契机，并让他总结了自己过去拍片过于散漫、脉络模糊、场景冗杂等毛病，积极准备“再试一次”的拍摄计划。1919年，当他获得一个大商人的资助以后，终于重新回到哈德逊湾的爱斯基摩人中间，开始他的经典作品《北方的纳努克》的拍摄。

这一次弗拉哈迪是志在必得，他改变了以往走马观花式的工作方式，而在友人的帮助下选择了当地颇有声望的猎人纳努克一家作为拍摄对象，进行长期的跟踪拍摄。他与纳努克一家生活在一起，平等相待，坦诚交流，长时间的朝夕相处，使他更深地融入和了解了爱斯基摩人的生活，从而使他的观察更敏锐，得到的场景更生动自然，拍摄中的创造性思路也更活跃，一年多以后拍摄终于完成，影片公映后获得广泛赞誉，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一部充满活力并给人众多启发的作品。

弗拉哈迪不是理论家，他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激情中，用他偶然得到的摄影机拍摄他心中的理想生活和英雄。他只是按照他的直觉，以近乎本能的方式来操作他的摄影机，把那些生动的、难得的、奇趣的镜头拍摄下来，然后编辑成电影，而没有留下什么电影理论，对他自己的拍摄活动他也没有更多的阐释。但他的《北方的纳努克》太精彩了（此外他还拍摄了《摩阿那》《亚兰岛人》《土地》等作品，但都没有超越《北方的纳努克》），那几乎就等于他的纪录片艺术宣言，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启发。

由于弗拉哈迪自幼即在近北极地区亲近自然的环境中长大，并与被摄对象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有着较多的接触和交往，因此养成了他与土著居民平等相待的生活和文化态度，这是与20世纪初期西方盛行的种族主义观念截然不同的观念，因此奠定了他与弱势和边缘民族文化交往时的正确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得他能够与纳努克一家坦诚相处，成为相互尊重的好朋友，从而他能够获得积极的帮助，全面深入地了解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和生产活动的许多奇妙的场景，比如猎海象和造雪屋的情景。后世的理论家将这种先获得被摄者信任和友谊，然后在双方的坦诚对待和相互支持中拍摄纪录片的方法称为交友拍摄法，但对弗拉哈迪来说，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北方的纳努克》之所以成为经典，很关键的一点是它并不是轻松、随意就拍成了，而是前后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所成的结晶。最初携带摄影机去哈德逊湾拍摄时，他后来承认“我那时是个绝对的外行”，“对如何将看到和感到的真实拍进胶片不甚了解”。火灾事故后，他既治疗身体的创伤，又反思了以往的拍摄错误。找到纳努克一家后，他也找到了正确的拍摄方式，即紧随着自己的被摄对象长期跟踪拍摄，如此既可以深入了解被摄对象表面生活之下的多彩内容，也可以使自己的拍摄内容更集中而深入，避免浮光掠影，不着边际。更重要的是，长期跟踪拍摄使拍摄者与被摄者的交流密切而深入，不仅被摄者的许多美好、闪光的生活内容会被显露出来，拍摄者的艺术理想和创造性也会得到激发，从而共同创造美好的作品。弗拉哈迪坚信，在与被摄对象的长久交往中，自然地就会出现有趣的事情，随着更多有趣的事情出现，故事也就会自然地形成，并不必刻意去造作。像《北方的纳努克》中，猎海象、海豹，造雪屋，钓鱼，上集市交易，等等，这些似乎随手拈来的趣事，自然构成了影片的有趣故事。它们不是刻意寻求的产物，而是长期与被摄者一起生活，自然而然得到的结果。

由纳努克一家所展现的爱斯基摩人的生活状态及其顽强乐观的精神太精彩了，也非常符合弗拉哈迪自幼就有的亲近自然、淳朴生活的态度，和所有人不分种族都和平相处的理想，他太想把他们在其作品中生动地展现出来了。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工业文明的快速侵蚀，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其古老的状态相去甚远了，比如他们打猎已经不再使用长矛而主要使用猎枪了；他们也不再住雪屋。然而爱斯基摩人的古老生活是影片的亮点，也是观众所乐见的。于是弗拉哈迪请来非专业演员即当地的爱斯基摩人，包括纳努克来“表演”他们的生活，比如请纳努克造雪屋，造好后又“表演”其在雪屋中睡觉和起床的情景。但此“表演”不是真正的表演，因为一方面，是条件所限，雪屋太小，光线太暗，无法拍摄，只能将造好的雪屋削去屋顶，请纳努克一家在刺骨的严寒中重现他们的生活。在如此极端的情形下，“表演”的不正当性相对是可以忽略的；另一方面，他们既不是真正的演员，也没有履行真正的表演规范——只为达到虚拟效果而做动作和表情。他们是真正的爱斯基摩人，他们也真的去做看上去像“表演”的事情——比如去猎海象，不是装装样子点到为止，而是真想打死海象取它的肉，以至于眼看海象要逃走时，纳努克不顾一切地回头大叫弗拉哈迪用枪打死它，因为他们真的觉得它的肉非常重要，虽然弗拉哈迪事先告诉他们，拍摄比肉更重要。

从严肃的纪录片的纪实理念来说，拍摄者不应该使用搬演方法，因为那是作假，不是纪实。但对弗拉哈迪来说，在特定的情况下为了结果的真实而搬演，同时使用非专业演员来进行，是“有时你必须撒谎，人常常为了要掌握真实的精神而去扭曲事物的原貌”，它不是作假，是必须，而历史也证实了弗拉哈迪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真实不只是皮相的记录，而是对事物本质的把握，这样的理念在当代的纪录片实践中越来越普及，各种“真实再现”的拍摄方法层出不穷，观众也见惯不怪，欣然接受之。

弗拉哈迪的影片因为生动地展现了不同于当时主流文明社会的偏远土著民族的生活面貌及其精神和文化特质，因此被学者冠以颇有学术色彩的“人类学纪录片”的称号，并由此开创了一种至今影响力不衰的极富历史、人文气息的纪录片类型。但实际上我们看弗拉哈迪的电影时总是感到非常有趣而快乐，并无半点艰涩干巴的学术研究味道，这应该大大地归功于弗拉哈迪的艺术个性。因为见多识广，富有文化平等的理念，又满怀对爱斯基摩人生活方式的钦佩与同情心，因此弗拉哈迪努力将其作品拍摄成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在其中极力营造富有戏剧性的场景，如捕猎海豹的情节和影片开头纳努克用独木舟载家人到岸边一一走下船来的情景等，就非常富有悬念和幽默感。虽然也有学者批评弗拉哈迪有逃避现实问题的嫌疑，但这种照顾观众想看传奇故事的倾向也是在当时市场情境中的正常做法，否则纪录片生存将非常艰难。在当代文化产业激烈竞争的格局中，善于讲故事和具备戏剧性更是好的纪录片的必备素质，毕竟时代和文化氛围都改变了。弗拉哈迪的明智，再一次证明他是一个直感非常良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