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基督教在朝鲜半岛初传的再考察——以《哈梅尔游记》为中心
浙江大学 杨 璨
关于亨德里克•哈梅尔（Hendrick Hamel）的资料传世较少，仅有《哈梅尔游记》（又称《哈梅尔报告书》或《哈梅尔漂流记》）和其简单的个人资料。
哈梅尔于1630年出生于荷兰霍肯（Gorinkem）市。1650年11月6日，他从荷兰的特克赛尔港（Texel）出航。据《长崎荷兰商馆日记》[1]（Dagregister Nagasaki ） 1668年8月14日的记载，他作为鸵鸟（Vogel Struys）号的炮手于1651年7月4日到达巴达维亚。在那里，他不断获得晋升，并最终成为书记官。1653年6月18日，哈梅尔乘斯佩威尔（Sperwer）号，从巴达维亚出发，途经中国台湾，在驶向日本的途中遭遇到巨浪，8月16日漂到了陌生的国家——朝鲜，13年之后才得以逃出，来到日本长崎。1668年7月20日，除了哈梅尔，其他逃出的人都返回了祖国荷兰。1669年，朝鲜与日本达成协议后，留在朝鲜的其余7名荷兰人也都被遣返到巴达维亚，后来哈梅尔同他们一起于1670年回到了祖国。1692年，哈梅尔在家乡霍肯市去世。
《哈梅尔游记》中记录了亨德里克•哈梅尔等64名船员从巴达维亚出发，到最终其中8名于1666年从朝鲜逃到位于日本长崎的荷兰商馆的全过程。此外，还记载了17世纪朝鲜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据说该报告书是1666年哈梅尔在长崎县出岛的荷兰商馆撰写的。其中有关其在朝鲜生活的详细记录和关于朝鲜社会的记载，可能缘自其从朝鲜出逃时携带的一部分航海日志和自己的日记，也可能获得了其他同僚的帮助。
《哈梅尔游记》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漂流记，它不是关于个人经历的记录，而是给巴达维亚总督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监事会写的公开报告书。因为东印度公司规定商船从陌生地返回后，船上的高等船员必须向公司提供关于贸易可行性的报告，对于报告的格式和内容也有详细规定。[2]另外该报告也可能是哈梅尔为了拿到被迫停留在朝鲜期间所欠的佣金而留下来的证据。
关于哈梅尔和《哈梅尔游记》的研究，如果究其渊源，至迟可推至17世纪末的荷兰学者尼古拉斯•维特森（Nicolaas Witsen）所著的《北与东鞑靼志》（Noord en Oost Tartarye ），这本书里关于朝鲜的记录均来自《哈梅尔游记》和对于哈梅尔一行中仍然活着的人的采访记录。维特森将他们所讲的内容添加到自己的书中，这无疑是对《哈梅尔游记》的丰富和补充。其后随着东方热在西洋的消散，无论是大众还是学界对于《哈梅尔游记》的关注都逐渐减少。直至上世纪30年代起，一批韩日学者才重新开始发掘《哈梅尔游记》，其中代表就是韩国的李丙焘和日本的中村荣孝。自上世纪80年代起，韩国的《哈梅尔游记》研究开始兴起，各路学者分别从自身学科出发，运用不同的理论重新阐释《哈梅尔游记》。90年代，我国以黄时鉴为代表的学者对《哈梅尔游记》也有所关注。此外，一批荷兰学者对当时的荷日关系、荷朝关系、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东亚贸易也有所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
然而，就目前笔者所知国内外学界关于《哈梅尔游记》的研究成果而论，更多的学者将其研究重点放在了经济和政治领域，关注荷兰与东亚的贸易和朝日关系，而对于当时朝中关系的研究还尚有不足，关于哈梅尔以异教徒身份记录的朝鲜宗教状况也少有涉及，这些学术空白都尚待后起学人的进一步研究。
注释
[1]村上直次郎译：《长崎荷兰商馆日记》，岩波书店1956年版。
[2]Viebeke Roeper，“the Castaways of the Sperwer”，in Viebeke Roeper and Boudewijn Walraven eds.，Hamel’s World .（Amsterdam：Sun Publishers，2003），pp.7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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