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资源共享效率

8.3　信息资源共享效率

信息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在某一经济社会里，利用这些资源所能给经济行为者带来的效用总有一个有限的最大值，这与人类无止境的需求欲望是不相适应的。信息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了对现有存量信息资源进行有效共享以充分挖掘其潜在效用的需求，以及合理补充和开发增量信息资源的欲望。信息资源共享的目的在于使相关组织和个人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资源，减少浪费，最大程度地实现信息资源的效用。无疑，资源共享的意义在于尽量挖掘信息资源的效用。可见，资源共享和资源配置的本质意义是一致的，或者说是研究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角度。在进行信息资源共享的过程中，如何配置各种有限的信息资源?显然，配置得当，有限的信息资源可以被有效地共享，从而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反之，配置不当，一部分信息资源的效用就可能被闲置和浪费，即不能被有效地共享，从而只能发挥较小的作用，甚至发挥不利的副作用。

美国经济学博士布鲁斯·金格马(B.R.Kingma)曾以图书馆的馆际互借为研究样本，对信息资源共享效率进行了剖析。他指出，从效率意义上讲，信息资源共享可以理解为信息作为一种公共物品被多个用户和用户群共享使用，所有用户对这一公共物品的私人成本之和即为资源共享的联合成本，所有用户对这一公共物品的私人收益之和即为资源共享的联合收益。^[17]其中，从成本承担者角度出发，信息资源共享体系中的成本包括信息提供者成本、信息用户成本和受该共享活动影响的外部受影响者的成本(即外部成本);类似地，从收益享用者角度出发，信息资源共享体系中的收益包括信息提供者收益、信息用户收益和受该共享活动影响的外部受影响者的收益(即外部收益)。表8-1是基于网络信息资源共享的相关成本和收益的举例。^[18]

表8-1　　　　　　网络信息资源共享的成本和收益

这样，信息资源共享的效率可以理解成: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在相同水平的联合成本条件下，已不能获得更大的联合收益，或者在相同水平的联合利润情况下，已不能再降低联合成本。^[19]有效率的信息资源共享意味着联合收益是社会收益的测度，而且联合收益可与生产或发送的边际成本相比较。联合收益越大，联合成本越低就是越有效率。

在实践中，信息资源共享效率通常是根据信息资源配置效率来衡量的。信息资源配置的结果可能会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有效率的;另一种情形与之相反，是低效率或者无效率的。这里，“有效率”即是指资源配置手段的实施产生了令人满意的理想结果。具体来说，就是使信息资源共享达到了“帕累托最优”，也即在现有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无论对信息资源配置格局(如方式、内容等)做何种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处境变好，除非至少使另一个人的处境变坏。或者说，当信息资源配置已经达到有效率的状态时，在不损害任何一个人满足程度的情况下已无法使任何一个人的满足增加。在这个时候，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福利不再因某种努力而增长，信息资源共享处于有效率的状态。反之，如果信息资源配置是低效率或无效率的，那么通过改变现有的信息资源配置格局，可以在改善了某人经济状况的同时不会造成其他人经济状况的恶化，或者可以补偿其他人经济状况的恶化。也就是说，由于社会福利还可以进一步增加，因而变革现有的信息资源配置格局显得有必要。此时，称信息资源共享处于低效率或无效率的状态。

为了更形象地理解信息资源共享的效率，下面引入效用可能性曲线来加以说明，如图8-1所示。

在该图中，假定在某一经济体系中只有甲、乙两个经济行为者，ABCDE为其效用可能性曲线，则以该曲线为边界，存在以下三种情形。

第一，当甲、乙两个经济行为者的效用水平位于效用可能性曲线ABCDE上的某一点(如A、B、C、D、E点)时，现有信息资源的配置达到了“帕累托最优”。此时，甲、乙两个经济行为者的效用水平在效用可能性曲线ABCDE上任意两点之间的移动都是此消彼长式的，即在提高了某一经济行为者的效用水平的同时，必然伴随着降低另一经济行为者的效用水平。例如当甲、乙两个经济行为者的效用水平从B点移到C点时，甲经济行为者的效用水平提高，而乙经济行为者的效用水平却降低。在这种情形中，信息资源的任何重新配置都不可能产生有益于某人而又无损于他人或者某人的受益额超过他人的受损额的变化，信息资源共享是有效率的。

图8-1　效用可能性曲线

第二，当甲、乙两个经济行为者的效用水平位于效用可能性曲线ABCDE和两坐标轴之间区域上的任一点(如F点)时，现有信息资源的配置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此时，通过对信息资源的重新配置，至少能使某一经济行为者的效用水平提高。这表明，在该区域上，信息资源共享是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需要通过信息资源的重新配置实现帕累托改进。它包括三种情况。

①使所有经济行为者的效用水平提高。例如通过信息资源的重新配置，让甲、乙两个经济行为者的效用水平由F点移到效用可能性曲线的B点和C点之间的任意一点上，从而使甲、乙两个经济行为者的效用水平同时提高。由于所有经济行为者效用水平提高必定意味着社会福利增加，因此，可以认为通过信息资源的重新配置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②使一部分经济行为者的效用水平提高，而另一部分经济行为者的效用水平不变。例如通过信息资源的重新配置，让甲、乙两个经济行为者的效用水平由F点移到效用可能性曲线的C点，则甲经济行为者的效用水平提高，而乙经济行为者的效用水平不变。此时，由于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福利增加了，因此，可以认为通过信息资源的重新配置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③使一部分经济行为者的效用水平提高，而另一部分经济行为者的效用水平降低，但在这种变化中，提高的效用水平超过降低的效用水平。例如通过信息资源的重新配置，让甲、乙两个经济行为者的效用水平由F点移到效用可能性曲线的C点和E点之间的任意一点(如D点)上，甲经济行为者的效用水平提高，而乙经济行为者的效用水平降低，但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由于提高的效用水平在补偿了降低的效用水平之后仍有剩余，即社会福利增加了，因此可以认为通过信息资源的重新配置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第三，甲、乙两个经济行为者的效用水平不可能位于效用可能性曲线ABCDE外部的任一点(如G点)，因为经济体系根本不可能提供这种效用水平所需要的信息资源。这种情形因不可能发生，因而也就不存在信息资源共享是否有效率的问题。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效用可能性曲线上的任一点都表示信息资源配置达到了“帕累托最优”。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只是表明信息资源共享达到了有效率的状态，并不意味着该资源配置格局一定会导致公平的社会福利分配，换而言之，所谓的“最优”，更精确地说，应该是指资源配置的“有效率”。例如，效用可能性曲线上的B点和C点都表示信息资源配置达到了“帕累托最优”。但是，当效用水平从B点移到C点时，尽管甲经济行为者的效用水平在提高，乙经济行为者的效用水平却因此而降低了。显然，对全社会而言，究竟哪一点是最可取的，除了需要考虑“帕累托最优”外，还需要考虑社会公平因素。例如，假定公平意味着社会福利分配平等，无明显的贫富差距，此时，如果甲经济行为者非常富有，而乙经济行为者非常贫穷，为了防止“富者更富，贫者更贫”，实现社会公平，则可以认为选取B点比选取C点更合适。

其实，不仅仅是效用可能性曲线上的两个点之间存在这种情形。当一个点位于效用可能性曲线上，而另一个点位于效用可能性曲线与两坐标轴之间的区域上时，也会发生类似情形。例如，在一般情况下认为D点优于F点，但是，在考虑了社会公平因素后，可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即F点优于D点，或者二者不相上下。由此，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在实际决策中，如果考虑社会公平因素，则效用可能性曲线上的“帕累托最优”点不一定都是最优的，在某些情况下，效用可能性曲线和两坐标轴之间区域上的点甚至会优于效用可能性曲线上的“帕累托最优”点。事实上，在信息资源共享中，如果将信息资源比作蛋糕，那么，在信息资源共享过程中，“效率问题是如何将蛋糕做得尽可能大，公平问题是如何按一定的价值标准将蛋糕在所有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因此，只有将蛋糕做得更大，才能有更多的蛋糕可供分配”。^[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