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模型

公众理解科学理论是人类科学发展及科普研究取得的重要认识成果。《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发表后，科普在英国获得合法地位，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掀起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公众理解科学也成为科普的重要研究课题，已发展成为建制化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产生多个理论成果。这里分析一下公众理解科学理论发展的几个重要观点。

1.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

缺失模型可称为杜兰特的缺失模型，这是英国科学技术与医学帝国学院的公众理解科学教授杜兰特（John Durant）提出的。杜兰特专门从事公众理解科学问题研究，他是著名期刊《公众理解科学》的创刊主编。

缺失模型的主要观点是：公众缺少科学知识，因而需要提高他们对于科学知识的理解。这一模型是基于一系列的调查而提出的，杜兰特主要调查内容就是公众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和对科学所持有的态度，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一模型隐含科学知识是绝对正确的知识的潜在假定。

缺失模型在20世纪80～90年代的科普中非常盛行，在公众理解科学的领域中占主流地位，是早期的一种很有代表性也很有影响的理论模型，1985年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其实就是缺失模型的典型体现。缺失模型产生科学与公众之间科学知识单向传播的过程，即由科学家到非科学家的单向传播过程。

缺失模型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例如，忽视公众自身的非科学的经验知识给决策过程可能带来的影响，同时也忽视扩展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和参与科学问题的需要。学界批评其存在问题，有学者认为其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首先，这一模型错误地把科学自身当作没有问题的知识体系来描述，事实上科学有缺点；其次，没有意识到大量科学都远离生活，与日常生活无关，每个人都不可能掌握一切知识；再次，这一模型强加职业科学的价值判断给公众，即科学理解总是好的。

杜兰特后来注意到这个模型的局限所在，认识到科学理解的二维结构：理解科学知识和理解科学过程，他不再仅仅强调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后来他比较认可民主模型。但杜兰特认为缺失模型的缺点并不能构成抛弃这一模型的理由，他承认，有些领域利用“缺失模型”来解决是不合适的，如在具有争议的转基因等生物技术问题上，但在一些领域如正规的科学教育、公众健康等方面比较适合。

2.内省模型（reflexivity model）

内省模型这是布赖恩·温（Brian Wynne）提出的公众理解科学理论模型。温是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同时也是兰卡斯特大学环境变化研究中心负责人。英国的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研究中有两种非常经典的研究方法，一是调查研究，二是案例研究。温利用对英国坎布里安羊事件的案例分析所做的研究提出内省模型。

温对缺失模型进行批评，认为这个模型没有考虑到公众对科学的信任问题以及相关科学本身的问题。他认为缺失模型以及依据这类模型展开的调查活动都脱离具体语境。温对案例进行科学社会学分析，得出内省模型的主要观点：

（1）科学本身是有问题的。其问题在于两个方面：首先，科学与政府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在一系列不利于政府的问题上，对公众隐瞒了一些事实；其次，与“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相比，科学理论对于一些具体问题表现出其局限性，但是科学共同体却不承认科学有这些缺点。

（2）科学与公众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内省性。内省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科学在公众面前表现出极端的不具内省性，它自以为自己是没有问题的，应该被公众不加批判地接受；另一方面，公众对自己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对自己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和“地方性知识”）都表现出极强的内省性。科学自身的非内省和对公众的内省的忽视阻碍了公众理解科学的实践活动。

（3）“地方性知识”具有重要性。“地方性知识”代表公众具备的“非科学”的知识。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性知识”往往是具体而不是抽象的，科学知识与此相反，科学家的知识是抽象的，具有极强的概括性，在具体情况下反而有可能不适用。公众的“地方性知识”绝对不是没有价值的，它们甚至能够在具体科学问题上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些知识可以与所谓的科学知识形成互补关系或者相互竞争的关系。公众对科学的不信任源于科学家没有认同公众的“地方性知识”，反而对其排斥。

总之，内省模型认为有问题的不再是公众，而是科学本身。公众信任对知识的吸收、理解有影响，科学只有把自己置身于具体的语境下，并结合当地的公众的知识才能够获得公众的信任支持。科学家再也不能够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向公众单向传输科学知识和科学过程。相反，科学家应该处理具体问题并与他们的公众进行更多的协商，采取动态、复杂的双向传播过程。

3.对话模型

对话模型又称“民主模型”，是英国公众理解科学专家约翰·杜兰特等人继提出“缺失模型”之后建构的重要科普理论模型。“对话模型”强调公众通过参与科学技术决策，与科学家、政府间进行平等对话，从而促进公众理解科学。这一模型的主要思想体现在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2000年发布的《科学与社会》报告中。

20世纪末英国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一方面科技革命的发展激动人心，涌现出许多机会，另一方面，生物科学、物理科学及其技术应用的迅速发展令人深感不安，疯牛病、转基因产品等事件使公众对科学和科学政策产生怀疑，公众对科学产生信任危机。此时许多人认为公众理解科学的“缺失模型”很不恰当，有人称之为过时的和潜藏危险的。

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对社会十分重要，对科学共同体本身也意义重大。面对科学与公众的信任危机，对话模型的基本观点是针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科学技术问题，吸引更广泛的公众参与科学可以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的对话。这样使公众的角色发生改变即从被动的接受者变为主动的参与者。科普走向更高层次的“对话”。

实现对话，科学共同体及科技政策制定者要首先争取公众的信任和支持，办法有：承认科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改进不确定性和风险的传达，并做出预防安排；要对公众的态度和价值标准给以辨认、尊重和衡量；科学家要学会与传媒合作。另外仍然要重视和改进学校的科学教育。

对话模型中吸引公众参与对话的途径有多种，应结合实际选择。《科学与社会》报告列出一些选择：国家级协商、地区级协商、协商式民意测验、常设协商评议组、焦点小组、公民评审团、共识会议、利益相关者对话、互联网对话及政府的前瞻计划等。

公众理解科学是人类科普史上的重要阶段，科普的内容和方式、科普受众的地位等发生了重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