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与弗巩

竺可桢与弗巩

1945年5月27日，在遵义浙大学生会，发起举行首次弗巩先生纪念会。竺可桢校长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隆重的集会。并且讲述了营救弗巩的经过和个人感受。

3月间，竺可桢去重庆办事。14日，有一位在党部工作的毕业学生告诉他说，弗巩失踪了。并说是由复旦大学来人讲的。邵全声知道事发始末。遂找邵全声来谈。邵说，4日，弗先生来重庆，邵接他同住在邵的同乡，一个副官的家里。第二天早晨，邵陪同弗先生到千厮门码头，乘船到北碚的复旦大学去讲学。邵到贮运室取行李，回来就找不到弗先生了。打电话至复旦，知其已来到浙大。船在岸边架桥下，水深也不过一米，即使落水，也不致淹死人。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被秘密绑架了。

弗巩出身名门。早年留学英国。1940年受聘来浙大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不久，浙大训导长姜某，因壁报事与学生会发生冲突，姜坚持严惩学生，否则就要辞职，扬言告到中央党部去。竺可桢认为，这是他以党部吓人，小题大做。竺可桢一贯主张思想自由，只要不违法，不犯校规，就不应当去干涉他们。只有这样思想才能活跃，在学业上才能有所发展。姜的做法，只能适得其反。经过一再耐心劝说，姜仍坚持己见。竺可桢只好接受姜的辞呈。又经过认真考虑，决定邀请弗巩出任训导长。

弗巩主张民主办校，思想自由，与竺可桢的思想是相通的。经过竺校长的坦诚相约，8月12日，弗巩同意担任半年训导长，条件是他不参加国民党，也不领取训导长的兼薪。竺可桢想到他自己在同意出任浙大校长时，曾提出三项条件，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真是智者所见略同，欣然同意弗提出的条件。在竺校长主持的师生大会上，弗巩发表即席讲话说，我任训导长，绝不是来做警察局局长或侦探长的，是以教授的、导师的资格出任的，不过是导师的职务扩充而已。我愿做你们的顾问、保姆，以为全体同学谋幸福为己任。这些兼薪钱拿出来，用在学生饮食的改善上，竺校长已经答应了。竺校长微笑着点头。弗巩接着说，训导处从今天起，改走前门，不走后门。大门敞开，你们有事，尽管进来说话。我还要常到宿舍去，但不是去侦查的，是去走访的。弗巩的一席话，受到同学们热烈欢迎。

事实上，以后弗巩做了许多使学生难以忘怀的事情。当时遵义市供电还很不普遍。他自己出钱，为遵义每个学生，发一个植物油灯，取代点灯草的油盏碟，改善了晚间的照明，保护了同学的眼睛。他自己还出钱，购置了一批凳子，使餐厅可以坐着吃饭。正式开辟《生活壁报》栏，让大家在这个园地里畅所欲言。他的这些作为，使浙大呈现出一片空前融洽和谐的气氛。

可是，弗巩刚正不阿，爱护学生，提倡民主的言行，却被国民党、三青团搜集加工，以各种渠道密报重庆当局，成了罪状。后来，在当局不断干预下，竺可桢被迫于1941年1月，同意弗巩辞职。改以有国民党员身份，且对学生宽容的教授，继任训导长职务。

竺可桢深知，弗巩是个襟怀坦敞、疾恶如仇的正人君子。时常抨击时政的腐败，救助被当局迫害的进步学生，深受师生爱戴。却引起特务机关的记恨。加之，弗巩在2月22日《新华日报》发表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一文上签了名。要求国民党停止一党专政，实行多党的联合执政。此后，听说已有好几位签名者，被迫公开取消签名。如是特务机关抓去弗巩，强迫他发表这种声明，是极为可能的。但以弗巩的刚强性格，势必发生激烈对抗，从而遭受迫害。事情之险恶紧要也在这里，必须赶快进行营救。

竺可桢在找来邵全声详细询问了出事经过后，即联合复旦大学校长章友三，弗巩胞兄弗福焘，共同努力，四处打听弗巩的下落。他去找侍从室的陈布雷，教育部的朱家骅、行政院的高文伯（弗留美的同学），以及其他许多人，托他们打听弗巩的下落。他还和复旦大学校长联名，一再找重庆警备司令王独身鑽绪，要求明令彻查弗巩失踪案。他还带头以浙大教授联名方式，打报告给教育部和蒋介石，要求保护人权，主持正义。但是军统、中统都说，没有抓弗巩。尽管如此，但谁心里都清楚是谁干的。

在对弗巩一再查找，不得下落的情况下，有人想采用对当局施加压力的办法。复旦大学拟好稿子，准备在重庆报刊上，刊登寻人启事。复旦大学校长章友三找竺可桢商量，竺可桢认为，特务活动本来是见不得天日的。他们抓了弗巩一个，却放了邵全声，明明是让邵回去报信的。让你四处打听，以弗巩失踪，吓唬那些对当局不满的人。当你问到头上，他们又说是“没抓人”。往好处想是留有回旋的余地。一旦在报上公开宣传开来，他们可能恼羞成怒，反而不利于事情的解决。为了被绑架人的安全，还是悄悄地私下找人说情为好。章友三觉得他说得有理，就打电话给报社，不刊登启事了。浙大在重庆的毕业生联合起来，也曾打算，在重庆市散发传单，呼吁查找，也被竺可桢劝阻了。

一个月过去了，一直没有找到弗巩的下落，知道弗巩失踪的人愈来愈多。大公报首先刊发了这则消息。4月30日，新华日报报导此事。5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刊发此事专文。弗巩先生纪念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的。在会上，竺校长讲话后，还有许多师生发言，表示对弗巩的怀念，以及对当局特务统治的愤慨。

竺可桢未能救出弗恐。此后不久，邵全声又被军统抓去了。竺可桢得知后，马上又忙着营救邵全声。他充分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这分明是当局想逃避罪责，杀人灭口的举动。军统的人说，“邵全声未及时报案，是心中有鬼。”对邵酷刑逼供，要他承认是在船上“推弗巩落水淹死的”。并很快被军统当面宣告邵死刑。

竺可桢带领一个由浙大法律系教授组成的强有力的辩护班子，据理力争。

首先指出，邵全声的立案前提不确。也就是说，弗巩先生的死活无据确知。说是淹死了，并没找到死者的尸体。况且，弗先生游泳、跳水技术都很好，在浙大是出了名的。千厮门码头那里，汛期前那么浅的水，就是汛期的深水，也不致淹死弗先生的。这在邵全声也是清楚的，犹如驱龙入水、放虎归山。在立案依据不确凿的情况下，岂能处以极刑！

军统机关本来企图以抓邵判决，了却弗巩绑架案。不料弄巧成拙，遇到竺可桢这么个“求是”不懈依法办事的斗士。继续争辩下去，于己不利，遂同意将邵案转到普通法院。

竺可桢又找到邵全声与弗巩3月4日晚同住的房子的主人。证实，“次日早晨，邵陪弗走后，9点多钟，邵带着弗先生的行李回来了。我感到奇怪。邵说，弗先生不见了，全程我都未找到。打电话给复旦，那里说也未到。要不去报案？还是我说，先别喧嚷，兴许是当局抓错了人，弄清了就会放回来的，弗先生也没有犯法，不致怎样的。以后邵住了几天，每天看报，不见弗的消息，他也闷的着急，就搬去复旦同学那里住了，说那里兴许消息多一些。”

这个旁证又说明，邵全声知情晚报的原因。这就又除却了作为疑案的根据。向法院申辩，终于得到法院判宣，所疑无据，认定无罪。又经过不懈努力，竺可桢终于将邵全声保释出狱。但这已是1947年的秋天了。

这时候，弗巩的下落依然是个谜。在以后的岁月里，竺可桢还时常惦念他。虽然他自己也知道，弗巩也可能不在人世了。这早在他听到说邵全声被军统判以死刑时，就感叹过，决心再不允许搭一个陪葬了。但善良的人，心中总还留有一线希望，期望哪一天会出现奇迹。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还没有弗巩的任何消息。1950年，身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上书周恩来总理，建议在提审有关犯人时，查清此案真相。又报请批准优抚弗巩家属。十年动乱后，才查清楚，弗巩确系1945年在重庆遭军统绑架，迫害致死。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80年11月，浙江大学再次举行弗巩烈士纪念会，全校师生深切怀念这位为人垂范的良师益友，也深切怀念弗巩烈士的挚友、敬重的竺校长。两位先师的学生依然健在的邵全声讲了对弗巩的敬佩之情。还特别讲到，在他被关进牢狱的两年中，竺校长每隔一段时间，都写信给他的父亲，告诉他营救工作的进展情况。直到他出狱，前后共写信十多封。这些书信给邵的父亲以希望，更令邵全声感动。他当时已是离校两年的学生，父亲与竺校长也素无来往。竺校长为他尽力营救，真叫他终生难忘。他说他最后得以重见天日，全靠竺校长的恩德。激动得声泪俱下，全场为之感动不已。

从竺可桢与弗巩和邵全声的交往中，更可见他的高尚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