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校长离别浙大前后

竺可桢校长离别浙大前后

1949年上半年，我在老浙大读最后一个学期。那是风雷激荡、我国社会大变动的不寻常岁月，南京国民党政府一败涂地，内外交困，摇摇欲坠。4月21日，在他们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的第二天。人民解放军遵照“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万船齐发，强渡长江，向江南各地神速挺进。

就在4月下旬，一天上午，天阴沉沉的，雨淅沥淅沥下着，连绵不断。八点多钟，我正在寝室里看书，忽然听到楼下有同学高声喊叫“竺校长要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宿舍里的同学们，不约而同地纷纷跑了出来，我也情不自禁，急忙下楼。只见广场上人头攒动，雨伞摇曳。我跟着大家，快步走到学校东大门旁边的竺校长寓所。那是一幢两层楼房，砖木结构，简朴幽雅，我们聚集在楼下大门的周围。出来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传达室人员，他了解情况后，即刻上楼向竺校长汇报。不久，我们敬爱的竺校长从楼上下来，站在大门口，他戴一副白框眼镜，穿一套淡灰色西装，面色红润，慈祥融和，庄重儒雅，气宇轩昂。当我们中的几个带头同学，说明来意，提出希望之后，他表示充分理解我们的用心。但不赞许我们的行动，告诫说：你们不要轻信谣传。我的夫人和孩子都还在这里，我在浙大十三年，长期和学校同甘共苦，共患难，风雨同舟，休戚与共，我怎会不念学校和你们，径自离去……竺校长的话，谆切恳至，语重心长，爱校爱生之情，溢于言表，使人至为感动。

那么，竺校长为什么又终于离开浙大？对此，我在捧读《竺可桢日记》之后，才恍然大悟。

竺校长是1949年4月29日午后2时离开浙大到城站的，由于兵荒马乱，火车迭遭延误，直至30日凌晨才到达上海西站，从此将上海作为“暂避之所”，隐居下来。直到上海解放。

竺校长之所以离开浙大，主要原因是：

一、他是著名教育家、科学家，品学双馨，遐迩共仰，在国内外有很高的名望。国民党政府考虑到他的社会影响。很可能不择手段，迫使他去台湾。当时的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就曾奉命多次对他进行敦促和游说，要他一同出走。4月28日，杭立武给杭州市长俞济民电报，谓“烦速转浙大竺校长，望早莅沪，教授愿离校者，到沪后可设法”。竺校长抵沪后的日记中，有这样两段记载：“渠（指杭立武）嘱余去台湾或厦门，余均不允”；杭立武逃去广州后，还曾来电“嘱飞广州”。竺校长爱憎分明，铁骨铮铮，他在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帜旗鲜明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报效新中国。

二、他情操高尚，淡泊淳厚，穷毕生之力从事教育和科学工作，视官爵如草芥，从不置身宦海，逐鹿官场。在蒋家王朝行将全面覆灭之际，他不能不密切关注局势，权衡轻重，审慎自励，诚如他日记所载：“杭州谣传日多，谓余将出任维持会副会长，故余若再留浙江，极难剖白对于政治上有何关系，因之决计避开。”

竺校长一贯爱校爱生，关心学校，关心全校的师生员工。当时他离开浙大，已无后顾之忧。这是因为在杭州临近解放的日子里，他深谋远虑，未雨绸缪，已做了大量维护学校生计和安全的工作，防患于未然。例如，他向有关方面争取到可观的“学校经费”和“学生公费”，使浙大广大教职工和公费生，得能照常生活。我在5月25日离开浙大之前，一直三餐不缺，受到学校的公费供应。再如，他多次访晤当时的浙江省府要求切实保障浙大师生的安全，得到省主席的承诺和保证：“省府决无来浙大捉人之意”。据我所知，1949年伊始，直到5月3日杭州解放，求是校园尚能太平安静，没有受到外来骚扰。在李宗仁任代理总统后，竺校长审时度势，抓住机会，还嘱咐法学院李浩培院长等多次去省高院特刑庭，交涉谈判，据理力争，保释吴大信等五位浙大进步学生出狱。

竺校长驾鹤西去，倏忽34年。音容虽邈，懿范长存，他倡导的“求是”校训，已在母校弘扬光大，结下蔚为壮观的丰硕成果。竺校长的高风亮节和丰功伟绩，将永垂史册，百世流芳。

（原载《浙江大学报》2007年3月16日，后转载《浙江老年报》3月30日）